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的执法严苛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自己执法很严，而且喜欢任用酷吏。所以，在汉武帝时期，许多官员都以执法严苛为能事，各郡、国的二千石官也大多以残暴的手段治理地方。
汉武帝执法有多严厉？以下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能够体现汉武帝执法很严的故事是杀昭平君。
昭平君是隆虑公主的儿子，夷安公主的丈夫。换句话说，昭平君是汉武帝的亲外甥，也是汉武帝的女婿，是皇亲贵胄，地位尊贵。但这位昭平君身在福中不知福，既不自重也不自爱，老是惹是生非，甚至违法乱纪，很不让人省心，隆虑公主也十分忧虑。
汉武帝时期有花钱赎罪的惯例，于是隆虑公主在临死之前向汉武帝捐出巨额金钱，预先为昭平君赎一次死罪。汉武帝答应了。
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失去约束，更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后来终于因为杀了人而被判处死刑。
那么，到底杀不杀昭平君？汉武帝陷入了两难。杀，可以严明法纪，但同时有违隆虑公主临死是的托付；不杀，兑现了自己对隆虑公主的承诺，却损害了法律的威严，有失法律的公平。
汉武帝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严明法纪，含泪下令杀了自己的亲外甥及女婿昭平君。
另一个能够体现汉武帝执法很严的故事是太子刘据。
在巫蛊之祸中，太子刘据被权臣江充陷害，不得已起兵反抗。汉武帝盛怒，下令丞相刘屈牦领兵镇压太子的反抗军。太子兵败，逃到湖县一户农民家里躲藏起来。
但汉武帝仍然不依不饶，下令彻查。受此牵连，京都长安被判处死刑的有数万人，血流成河。太子刘据在行踪暴露后，也自杀而死。
此外，汉武帝时期，前后有十三位丞相，窦婴、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牦等六人都因有罪而自杀或被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汉武帝执法之严苛。
至于汉武帝时期所任用的酷吏，那就更多了。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有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杜周等十人。这十个人，号称十大酷吏。
实际上，汉武帝时期所任用的官员，除了上述的十大酷吏外，像江充、暴胜之等人，也是以执法严苛而著称于世。
总之一句话，在汉武帝时期执法是十分严苛的。但令人奇怪的是，汉武帝时期执法如此严苛，盗贼却越来越多。汉武帝执法越是严苛，小吏和平民百姓对犯法却越发不当回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时，东部地区盗贼兴起，大股的有数千人，他们攻打城邑，夺取府库的兵器，释放犯死罪的囚徒，抓捕、污辱郡太守、都尉，杀死二千石官；小股的也有数百人，在乡村中劫杀抢掠，多得无法计算，致使道路断绝。
开始时，汉武帝还不把这些盗贼当回事，只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负责督察镇压。后来发现未能禁绝，这才派光禄大夫范昆及曾经位居九卿的张德等身穿绣花官服，手持皇帝符节和调兵的虎符，调集军队进行围剿，大规模斩杀盗贼，并对各郡胆敢帮助盗贼通行、为盗贼提供食物的人进行严惩。受此牵连、犯法被杀的普通百姓多的达数千人。
如此过了几年，大部分盗贼首领被抓获了。但一些被打散逃亡的人，往往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占据山川险要之处，官府也无可奈何。
于是，汉武帝命人制定《沉命法》，规定：凡有成帮结伙盗贼兴起，地方官不能及时发现，或虽然发现却未能全部擒获，自二千石官以下直至小吏，主持其事的一律处死。
这个《沉命法》出发点是好的，其本意是要求地方官要尽到抓捕盗贼的责任，否则就是追究“领导责任”。
但《沉命法》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因为其规定太死、太严，结果地方官们因为害怕被朝廷治罪，既使发现有盗贼，也因害怕不能全部捕获而不敢报告；各郡长官则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也让下属不要报告。
简言之，由于地方官上下串通，隐瞒不报，空以虚文应付朝廷，逃避法网。因此，盗贼就越发屡禁不止，越来越多了。但这其实只是表面原因。
所谓官逼民反，汉武帝好大喜功，挥霍无度，加之连年征战，赋税沉重，结果老百姓连活不下去的机会都没有，想做个良民而不得，迫不得已只好铤而走险去当盗贼。这恐怕才是盗贼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所以，对底层民众而言，大家真正关心或许并不是什么理想信念，而是吃得饱、穿得暖，基本生活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