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发药和因药发病。圣人论道，是因病发药，比如王阳明是因聂文蔚的病，给他发一个药，这药不是给你吃的，你别拿起就吃，又吃出病来，成了因药发病。当思想成为文字，它已经死了。所以才有“不立文字”之说。然而，不立文字，又没有一个下手处，又必须有文字，包括“不立文字”，也是四个字。读书，是自己去复活古人的思想，你也不可能百分百复活他，只是致自己的良知而已。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你说到致知的学说，在事奉父母，尊崇兄长上磨练体察，就觉得有所持守、遵循，就找到路子了。这一段最能体现你近来所下的真切笃实的功夫。但是，你自己这样做，没问题，有一个切实用力的地方。但是，把这个作为定说来教别人，就又难免你对自己，是因病发药，别人拿了你的药，又因药发病了。所以这个地方我必须得跟你讲一讲。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的地方，良知的发见，就是对他人真诚的恻隐之心，这就是他的本体。致良知的真诚恻隐以侍奉双亲就是孝，致良知的真诚恻隐以遵从兄长就是悌，致良知的真诚恻隐以事奉君王就是忠。只是一个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隐。如果遵从兄长的良知不能真诚恻隐，那就是事奉双亲的良知没有真诚恻隐；如果事奉君王的良知没有真诚恻隐，那就是遵从兄长的良知没有真诚恻隐。所以，致得事君的良知，就是致了从兄的良知；致了从兄的良知，就是致了事亲的良知。不是说先有事亲的良知，然后再扩充开来，有了事君的良知。如果这样，又脱离了本原，在枝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挥呈现，自然完备，无来无去，也无须假借于外。然而他的发挥呈现，自然有轻重厚薄，丝毫不能增减，这就是程颐先生说的“事事物物都有一个天然的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良知只有一个，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其轻重厚薄恰如其分，不增不减，无过不及。如果可以增减，如果可以向外求，那就不是他真诚恻隐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没有形体，无穷无尽，《中庸》说：“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说它大，天下任何东西都装载不下它；说它小，天下任何东西都不能再把它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聂文蔚所说的体会，从事亲、从兄的致良知，推及到忠君的致良知。这是我们熟悉的，儒家抓住善端扩充，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方法论。王阳明却说他不对。那我们觉得谁对呢？还是王阳明前面说的，只问自己的行动，别管圣人的对错，“就着文字上解释，牵强附会，表面上是在求融会贯通，其实是都没有在自己身上切实下功夫体验，所以论证得越精细，偏离大道越远！”
这里要强调因病发药和因药发病的观念。
圣人论道，是因病发药，比如王阳明是因聂文蔚的病，给他发一个药，这药不是给你吃的，你别拿起就吃，又吃出病来，成了因药发病。当思想成为文字，它已经死了。所以才有“不立文字”之说。然而，不立文字，又没有一个下手处，又必须有文字，包括“不立文字”，也是四个字。读书，是自己去复活古人的思想，你也不可能百分百复活他，只是致自己的良知而已。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