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薛氏家族的发展不仅与地域社会有关，也与整个时代发展有极大联系。

薛氏宗族组织在演变过程中，经历了民间化历程，即逐渐由贵族组织变化为民间组织，平民性趋势增强。

在组织成员上，逐步民众化，从家族中少数人参加变为多数人参与；在功能上，从以政治功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功能为主，以兴办薛氏义庄、薛氏族学、薛氏祭田等多种形式，倡导薛氏家族内互助，增强了社会功能。

宋元之后中国家族出现新形态，之前的贵族家族不再是社会主体，大量官僚家族出现，明清时期的家族在宋元时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并随着经济和科举制的发展，建立薛氏祠堂和薛氏祭祀族代限制的放开，呈现出新面貌。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薛氏家族带有地域社会的影响，呈现出与其他地区家族不同的特点。

薛氏家族的家谱、族谱中的凡例、族约往往对族人提出为人处事等方面要求，这些内容无不体现着薛氏家族为求延续、求发展的愿望。

这些薛氏家族的观念及其特征既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又受到当时统治政策及时代变化的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颁布“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 等36字的“圣谕六言”，言简意赅，内涵丰富，重点宣扬以“孝”为中心的伦理思想和以“和”为目标的基层秩序。

明代不少《薛氏家谱》都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刊在卷首，载入族规家训，做到家喻户晓，并以此约束族人，由此也奠定了明清薛氏家谱家族伦理观的总基调。

薛氏家谱家族伦理观中，最重要的是孝悌。

孝敬父母，作为和睦薛氏家庭的根本，是薛氏传统家庭思想的精髓。

孝悌。立身之本也，凡为子孙切以勉之。孝是人伦之本，一切道德的开端。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就孝的基本内容而言，狭义上指顺父母、敬长上；广义上讲是奉献社会。

我国古代社会是父权家长制的社会，家长在家里处于独尊的地位，拥有绝对的权威，子女不得忤逆家长。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培养出一代代顺从的民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薛氏家谱孝道观念不仅对家庭和睦，还对国家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历朝各地《薛氏家训》中都会记载当地的一部分族亲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子女孝顺老人的事迹，以此来教育薛氏后人，引导薛氏族人在与朋友相处，待人接物中，要做到有礼有节。

“凡客至家，长或宗子出迎，久不相见者则拜。”

“若待尊长，必须言温而貌恭，情亲而意洽。”

“天下之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人有一人之能，不能以己之能傲人之不能也；一事有一事之体，不能以此之体混彼之体也。”

“余平生与朋友交，必求其胜我处而学之。”

这些家训都替薛氏族人为人处世提供了一个好方法，即善于学习别人的好处长处。

自周代宗法制及与其相联系的分封建国制基本消失之后，人们逐渐变通对祖先的祭礼，至宋代特别是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理学家的积极提倡，人们相信“礼以义起”的观念，不顾政府的礼制规定，自行祭祀始祖、始迁祖及高曾祖祢四代。

明朝政府也放宽禁令，允许民间祭祀四代先人，家族越来越重视祭祀活动，薛氏家族也不例外。

祭祀是薛氏家族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各地《薛氏家谱》《薛氏族谱》中都有规定，从中可以看见薛氏家族的祭祀观。

薛氏家族祭祀一般是祖先祭祀。

唐代中期，薛氏家训规定，在元旦、清明、冬至祭祀祖先，族人必须穿戴整洁的衣帽。

“有冠裳者，不许衣服无冠”，“虽布衣亦要洁净，违者罚”。分左右两班站立在祖先牌位前，“行礼每一辈为一班，各设拜席”，按照长幼辈分次跪拜。

清代毗陵薛氏家族族训中就明确记载：祭祀如清明、中元、下元、长至、岁除，随时措办。祭祀完毕，族人可以分享祭祀物品。

祭约中规定清明、冬至祭祀时，必须选择族中在学的幼年子弟两人宣读赞文、祭词。

其中清明祭祀还必须去墓地扫墓，子孙须逐年亲自整理，全族成年男子必须参加；如果不能参加还必须向族长请假，否则会受到一定的惩罚。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薛氏士绅自身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他们的治生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在谈到治生方式的问题时，期待薛氏子弟首选是耕读传家，发展农工商业也非不可，表现出薛氏家族观念中治生方式多样化的一面。

但传统的勤俭持家观，一直被保持着，治生是指薛氏家庭财产的合法获得、合理使用与分配。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治生手段基本是士农工商四业。但是在传统等级社会中，从事上述四种职业的百姓，无法轻易改变其职业。探究其根本原因，既有当时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也有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

明清以后，由于生存的压力，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变化，薛氏族谱中一改耻于谈利的作风，频频涉及到治生问题。

涉及到薛氏研究的《金匮县志》、民国乙卯《续修薛氏族谱》、光绪己卯《薛氏族谱采遗》中，都谈到“儒者以治生为要”。 可见，当时不少薛氏族人已经认识到，要想薛氏家族发展壮大，是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基础不仅仅来自于农业耕作。

明清时期，薛氏家族对薛氏子弟从事的治生职业，还是强调以耕读为主，这和传统儒家思想相吻合。耕读者，传家之要也。凡为子孙，切宜勉之。 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皆本被及时地提出，并且不断被强化。

薛氏家族治生观念变化很大，一些居住在江浙一带的族老提出“除耕读外，即别有营业，亦是好事”的观点。

许多薛氏士绅家族也逐步转变观念，不再排斥工商业：“子弟必使之有业，士农工商皆可为”。

勤俭乃成家之本，薛氏家族历来重视勤俭持家，勤俭者资身之策也，克勤克俭。

许多薛氏宗谱中就指出：防其穷，防之道如何？曰勤，曰俭，曰量入为出。贫者不以货财为礼，教育薛氏家人勤俭持家，勤俭立身。

浙闽一带，一些《薛氏家谱》还注明在持家方面不得不涉及到借贷问题。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不高，个体家庭经济力量薄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只能求助于借贷。关于借贷与放债的问题，很多《薛氏家谱》都有规定，如“禁债准田宅”，借贷不可以拿田地和房子做抵押，必然出现倾家荡产的危险；禁违例放债，一般认为放债可以，但不可以求高利，一般家庭很容易因为高利贷而破产。

关于这一问题，明代的许多薛氏族老认为，应该做好一年安排，“通计一岁之所入，以为日用之所出”，尽量避免借贷。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也有利。

薛氏家族道德思想中提倡勤俭是有其深刻道理的，一个人只有在勤俭的环境中才能磨练坚强的意志；只有勤俭才知道衣食来之不易，更加孝顺父母，知恩图报。古语道成有勤俭败由奢，勤俭既是为人之道，也是治家之策。

薛氏家族一直都很重视读书考科举，而且各支系出了很多文化世家，族人一直都把读书治学当做一种“业”进行传承。

在薛氏家族的治生思想中，虽有工商皆可为的观念，但很多《薛氏家谱》中仍然一再强调子孙要以耕读传家，“子孙不耕即读，不读即耕”。

江浙一代情况却恰恰相反，在儒家传统观念看来，士农工商以商为末业，而江浙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

江浙，特别是浙东南丘陵地区民众只有选择经商，才能有效解决土地和人口矛盾的问题。在其外出经商过程中，宗族组织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江浙薛氏族人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

可以说，江浙薛氏家族主要是以经商传家。

也有一种现象，因商致富后，薛氏族人后代转向科举。

古河东地处北方，在自然环境、经济结构、人文环境等方面与江南有着不同，南北薛氏族人在宗族保障、社会控制方面存在许多差异。

两地家族社会保障规模和主体不同，要想在江浙封闭的山川间保有必要的生存空间，只有依靠宗族血缘群体的力量，所以保持宗族组织并使其发展壮大是必须的，这也使得江浙薛氏宗族保障能覆盖整个社会。

根据弘治时期的《温州府志·恤政》记载，宋元明三代，温州各县均有居养院、养济院、惠民药局等，但与宗族保障相比，最大的温州府居养院仅有田产三百亩，各县养济院收养的老人也仅数十人，而一个薛氏家族的义田则往往可达数十乃至上千亩。

家族保障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主要是因为家族覆盖面有限，还是以小家庭为主，族内人口规模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宗族保障的主要经费来源于薛氏商人的经营收益，他们会把部分钱财用于回乡置族田，这样有能力维持一个共祖家庭。同时为温商在外经商减少了后顾之忧，增强了温州薛商的竞争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强化了薛氏族人的宗族意识，加强了薛氏宗族组织。

当然，薛氏家族也不是一味地追求越大越好，家族过分庞大会出现争夺财产的不仁之心，不利于解决家庭内部矛盾，反而影响宗族发展。 所以薛氏家族一方面瓦解着大家庭结构，另一方面又在扩大血缘宗族群体，出现矛盾的一面。

唐宋以后，薛氏家族多是传统的耕读传家，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因此宗族义庄的创办者多是薛氏士绅阶层，与其他家族存在着明显区别。

薛氏家族内部保障只是社会保障系统的一部分，对于巩固宗族、稳定社会秩序有一定的效果。

明清时期，国家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颁行的政策和建构的机构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各地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各地社会控制方式也不同，比如温州普通农民都是小家庭形式，官府通过基层组织农民家庭进而控制农村，政权在地方有很大的治理权。

相对而言，粤北梅州、福建漳州许多地区处于山区，外来流动人口极少，从而为薛氏宗族组织的保存和繁荣提供了极好的社会环境。

薛氏宗族血缘关系几乎涵盖所有农民小家庭，薛氏乡绅能借助宗族组织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宗族不仅担当教化、互济、公益建设等自治职能，还承担起治安、司法、赋役等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官方、半官方基层组织只有借助于民间宗族组织才能行使其管理控制职能。

各个地区社会控制总是集中反映了薛氏宗族组织的利益和意志，都服务于薛氏宗族组织的利益和最高原则。

从社会角度看，薛氏家族是一个宗族社会，传承了古河东地区消失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实态。

可以说，隋唐以后各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都与薛氏家族组织利用家训、族约等规范对其族人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有关。

前贤偶有论及，启迪之下，后学草就此文，以彰哲者，亦就教于同好。

主要参考文献：班固《白虎通义》卷8《宗族》，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子部，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经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13《说文解字第7篇注上》，费孝通《乡土中国》，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中国宗族史》，赵尔巽《清史稿》和《地理志》《山西通志》《明·温州志》《大清一统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