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编写的《曾国藩传》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曾国藩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和意识形态，而对其一生历经的世事则记录甚少，往往都是简单几笔带过。
如果说赵焰是在以知心朋友的口吻写作，何国松就是一个熟悉曾国藩却无私交的第三者，用我党一贯提倡的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记录，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
写传记向来就是件繁琐的事，不仅要翻阅史实了解主人公的一生，还要不断揣摩人物的心理变化。这个过程需要将自己带入其中，让自己成为主人公，人生得意顺风顺水时便替他欢喜，处处碰壁不得志也为他烦忧。
何国松无疑做的更好，让我们看到一个生逢末代乱世的文弱书生如何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挽救危局，立不朽之功业。
但能够读到两本不同的传记，我是幸运的，可以相互印证着去深入了解曾国藩的一切，让我看到十九世纪的中国。
两本书都拿曾国藩和洪秀全这两个年纪相仿的人比较一番，一个是清朝重臣，传统文化的卫道夫，一个是屡次不中第的落魄秀才，恼羞成怒之下誓要将整个天下搅个天翻地覆。
两人年轻时候的经历何其相似，“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使得他们把所有精力投入在四书五经里，都是人们眼中的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将来必定有个好前程，光耀门楣。
只可惜一个人生得意官场顺风顺水一路高升，一个满心期待和憧憬而来却失望而归，对清朝统治者和既有的科考制度恨之入骨，从此一念成魔。
从皇榜张贴出来的那一刻，注定了两人不同的命运，曾国藩成了“国之藩篱”，守卫着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了挽救时局危亡的关键人物，成了“中兴第一人”。相反，洪秀全离经叛道，把本就处于末世的中华大地变作他个人的泄愤场，称其为“混世魔王”一点也不为过。
那是一个末世，清政府腐朽不堪，仿佛垂垂老矣的老人，再也没有往日的生气，只是病恹恹地倒在床上苟延残喘，兀自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直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进国门，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更是榨干了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最后一点气力。
尤其当我读到那一段，“那个年代，老百姓贫穷困苦，走投无路。苦难的岁月，使得人对生的留恋大大减弱，对死也不甚畏惧，反正生和死都差不了多少。他们想：投军吃粮，固然容易死在战场，但吃了几天饱饭，喝了几顿好酒，就是死了也值得，兴许还能在战场上发横财也不可知。若祖上的坟堆葬得好，说不定还可杀出个军官来，光宗耀祖，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这到底该是怎样一个末世，怎样一个场景，生和死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再像先前那样明确，生活变成一场压抑沉重的默剧，人们既没有对生的期待，也没有对死的恐惧，生死亦如何！
不论是对意图转嫁矛盾的当权者，还是别有所图的野心家，抑或是为了生计而不顾生死的底层群众，战争都是一个时代积蓄百年的必然结果，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顺理成章。
但战争又是这样的残酷，人命如草芥，成千上万的人因贫困饥饿好冷、因战争杀戮而不断死去。其中多数人既未享受生存的乐趣，也未拥有死亡的尊严，他们没有生如夏花之绚烂，也没有死若流行滑落的耀眼夺目。没有人会记得他们何年何月生，也没人记得他们是因何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