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产生了很多出名的宦官，有人把汪直和王振、刘瑾、魏忠贤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明朝的四大宦官。人以群分，这个群不是善群，后人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甚至差评。但是，我觉得其中的汪直是个另类，值得一说。

一、汪直其人

汪直，成化三年（1467年）明廷平定大藤峡叛乱时作为瑶民后代被俘。按照当时的惯例，在俘获的瑶民中选择一些年纪较小精干灵活的小孩接回京城，男孩阉割后送入宫中做小黄门宦官，女孩充做宫女。汪直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幼童。而后来明孝宗朱祐樘的母亲纪氏，也是在这次行动被俘入宫的。当年朱棣平叛，只有十一岁的马三保被俘接受了这饱含政治目的的惯例，经历了与众不同的童年，后来靖难之战中作为朱棣的部将冲锋陷阵，再后来成为下西洋的领导者郑和。明朝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虽然是敌对势力，但是留你性命，只是彻底改变命运。

这个时候，汪直才五六岁。他这个小孩子比较机灵、能吃苦、够聪敏。在成化初年的大藤峡战斗中被俘后，得乖巧听话，方能留下性命；还得适应俘虏营里的艰苦生活，才能生存下去；再就是得吃苦，大半年时间被押解着一路跋涉，从广西去到顺天府（北京）；在此期间还要从瑶族孩童满腔的瑶蛮之语，目濡耳染，潜移默化地能够听懂会讲当时的官话。

史料说，成化三年，汪直进宫后被送到昭德宫。成化八年御马监太监刘永诚去世。汪直于成化十年升任御马监太监，时年十四五岁。

御马监可不是只是管理皇帝马匹的机构。明代中期的御马监是宦官二十四衙门中与司礼监一样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代皇帝审批阁票，与内阁对柄机要，是为“内相”；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而且御马监还要管理草场和皇庄、经营皇店，与户部分理财政，是明廷的“内管家”。也就是说汪直任职的御马监，除了为皇室真的养马外，还有提督京营，节制京军；扈从出征, 可以随同皇帝；外派监军，也可以随武将出征；还可以出任各地的镇守太监，出镇诸边。最显赫的是，御马监还拥有一支战力很强的直属军队。

成化十二年（1476年）间，出了几桩怪事：正月，明宪宗前往大祀殿举行郊祀，祭祀皇天后土，但是这天刚举行仪式，突然刮起了大风，气温骤降，瞬间变冷，几名旗手和乐官被活活冻死（失温），这件事情引发了诸多议论（《万历野获编》载）。七月，京城里发生一起“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西城区域突然出现“黑眚伤人”事件，黑眚是一种类似于黑狐的怪兽，甚至在皇宫中也出现“黑眚”的踪影，使得宪宗十分忧惧（《明宪宗实录》载）。这一年，道士李子龙，自称精通法术，结交了宫中太监鲍石、郑忠敬、韦舍私自进入大内。在万岁山上窥视皇宫，图谋不轨。这事后来被发现（《明史》载）。

虽然李子龙等人被被锦衣卫捕杀。但是宪宗皇帝则因为这些事情很不高兴。大内相当于皇帝的家，一个无关之人却能私自入内，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他也还急于了解外面的情况，想把不安定因素自己都掌控起来，于是就让汪直出外侦查。

汪直机智狡猾，不辱使命。他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戴着小帽，乘坐驴子或者骡子，在京城内外走动，没有人知道。他善于打扮，行动诡密，在宫外从未被人认出、暴露身份，他处处留心搜集，上自朝中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论国家大政方针，还是民间吵嘴打架，都被他一 一搜取，他隐秘地完成任务，将外出了解到的所见所闻及许多隐事都报告给宪宗，宪宗很是满意，汪直得到宪宗进一步的宠信。

宪宗发现，前朝虽然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两个机构成立时日已久，树大根深，在争斗的多年里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职务方向，内部的腐败问题已很严重，对皇帝不是完全俯首听命，也难以为皇帝所用。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间，宪宗“锐意欲知外事”，在思虑后，决定另外设置厂司，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设一个新的机构“西厂”，负责侦察刺探朝廷及地方事务。西厂的军官主要从锦衣卫的官员、小校中选择，挑选出善于刺探情报的人员共计一百多名，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前辈东厂。深受皇帝赏识的汪直，被封为西厂的提督，西厂是由宪宗下令创建的，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利剑。

自此，年仅十五六岁的汪直站上了权力的顶峰。

成化十三年，汪直上任不久后，他办了两件大案子。第一件是杨烨案，第二件是覃力朋案。

时任福建官的杨烨与父亲杨泰横行乡里，残害人命，被人举报后，父子二人逃到京都行贿。杨烨是“三杨”之一杨荣的曾孙，官勋之后，任福建建宁卫指挥同知。指挥同知是从三品，属于地方卫所的副主官。杨烨与其父在乡里为非作歹，残害人命。仇家跑路来到京城，把事情捅了出去。于是杨烨来京疏通关节，四处行贿。

当时这个案子并不是西厂受理的，但杨烨看到了汪直的崛起，想多拜一尊菩萨，便通过别人向汪直行贿。汪直得到消息后，正式涉入此案，立即令人逮捕杨氏父子，关进西厂监狱严刑拷问，供出了实情，并牵连出许多朝臣，份量还都不轻。

西厂在皇帝面前立下了大功。

同年，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在一次进京贡朝后，他用百艘官船私自贩运私盐，谋取利润，路上还骚扰州县百姓，弄得民怨沸腾。但是慑于他的权势，没有人敢过问。船队到达武城县，有个不信邪的典史，对覃力朋船队进行阻拦查问。覃力朋就打掉了这个典史的门牙，还随手射死一个人。汪直接到这个案件后，立即下令逮捕覃力朋，追查覃力朋殴打国家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并奏请皇帝宪宗，坚决主张处死覃力朋。后来，覃力朋虽然得到宽赦，但是宪宗认为汪直能秉公办事，对自己忠心耿耿，更加信任他了。

短短几个月时间，西厂就已经“权宠赫奕，都人侧目”，搞得人心惶惶。五月，由于首辅商辂和六部九卿一众官僚的反对，迫于朝议，宪宗只好暂罢西厂。汪直还职御马监，实际上仍继续率领校尉在南、北两京侦缉异己。一个月后，宪宗又诏汪直重开西厂，首辅商辂等人辞职。一场以西厂兴废为焦点的朝臣和权宦的斗争以汪直的大获全胜而告一段落。

汪直重新当上提督后有所收敛，对宪宗更加忠心耿耿。成化十四年汪直经曾提出过重要建议，奏请皇帝按文科例设武科乡，其意义在于把武科扩大到乡试和会试，开设武举，使武举逐渐发展成为与一般文士考试相对等的体系，健全明朝的科举制度；像选拔进士那样选拔武官，这有利于武科人才的全面选拔。宪宗依他所言，试行数年，颇有成效。

宪宗更把汪直当成得力助手，命他前往辽东协助处理边疆事务，并可“便宜行事”，这等于给了他很大的权力。十六七岁的汪直，以另一种方式一路前行。

成化十四年（1478年）六月，汪直得明宪宗“便宜行事”之敕令，巡抚辽东（今辽宁辽阳），处置边务。

成化十五年（1479年），汪直作为监军，出兵征讨建州女真三卫，大胜。汪直在辽东狠揍了建州女真一顿，这一战在明军五万人的打击下，女真军队被斩首630多人，活捉240多人。建州女真失败得很彻底，此战直接把后来努尔哈赤的老祖宗女真首领李满柱、董山杀死在乱军之中，让明朝东北边境安生了100多年，这场战役就是后世所谓的“成化犁庭”。大概因为败的耻辱，以至于在清史稿里边，没有详尽的纪录。事后，汪直受命总督禁军十二团营，开明代宦官专掌禁军的先河。

成化十六年（1480年），汪直于河套地区抵御蒙古鞑靼南下，大胜。鞑靼入侵河套地区，兵扰靖虏 (今甘肃靖远县)，汪直再次监军。他和兵部尚书王越商议，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保国公朱永率大军从南路走，汪直和王越则率少部人马沿边境往榆林收集情报，侦查得知疏于防范的蒙古王庭就在威宁海，汪直当机立断调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昼伏夜行二十七天奔袭至威宁海猫儿庄。时天降大风雪，王越汪直率精骑连夜奔袭至威宁海，敌寇犹未发觉，明军纵兵掩杀，大获全胜。达延汗巴图蒙克（小王子）仅以身逃，达延汗的妻子，蒙古传奇女英雄满都海战死。

成化十七年（1481年）二月，鞑靼进犯大同，汪直率军截杀，胜。鞑靼军入大同市境剽掠，汪直监军三度抗击入寇大同、宣府的亦思马因部，遍布士兵追杀，追至黑石崖等处获得胜利，取得黑石崖大捷，稳定了边秩。

同年七月，汪直再领京军精锐主动出击，胜。

成化十八（1482年）年，受命总镇大同、宣府，专镇大同。这时，汪直虽然掌握了边镇兵权，仍然监督京师十二团营，六月，于延绥抵御鞑靼，大胜。

成化十九年（1483年），汪直获得密报，鞑靼将大举来犯，请求京师支援，未果。

直到成化十九年五月，汪直一直亲身在一线，作为监军在边境御敌，多次率军打退鞑靼军的入侵，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技能。

汪直参与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打了胜仗，他成为明朝军功最盛的一位宦官。汪直的军功得到明宪宗认可，明朝的宦官到汪直这个份上，立功已经没有什么官职可以再往上升迁了，只能加食米，所以宪宗对汪直的奖励就是加俸禄。

一般来说，二十石为一级。看看汪直的受赏情况。

成化十五年的胜利，汪直加米三十六石；成化十六年的胜利，汪直加米四十八石；成化十七年的胜利，汪直加米三百石；成化十八年的胜利，汪直加米二十四石。短短三年，汪直先后加食米三百二十四石，实属罕见。特别是成化十七年的那次，很显然明宪宗对汪直的表现非常满意。

汪直的权力在达到极盛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成化十八年宪宗废除了西厂，将他调离京都。由于长期在外，他的对手有了反击的机会，朝中的文臣不断暗伤他，多次向皇帝弹劾他；东厂的太监更是对他不断中伤；一些反对他的边吏，则不断向皇帝报告汪直在边境做的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成化十九年六月，宪宗将他调离监军的职位，送往南京御马监。降级安置，这一年汪直才二十出头。

此后，汪直的事迹在历史上鲜有记载，他的传奇人生似已落下帷幕。

二、背后的故事

一个叛乱的瑶族后裔小孩，被俘后改变命运成宦官，充宫作奴，年纪轻轻就掌管御马监，十五六岁创建西厂，帮着皇帝修理大臣。内政的事情搞烦了，就跑去边疆打仗。东北的建州女真，河套的蒙古鞑靼，汪直所到，明军无往不胜。从初露锋芒，到成化十九年被贬南京，区区七八年的光景，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试问有几人能做到？

史上对他有正直、狠辣、残忍、忠心、奸诈、爱国等或好或坏的评价，贬多于褒，但是很少有人更深层次地分析这其中的缘由。

成化三年，汪直进宫后就被送到昭德宫，史料里对汪直在宫中的生活经历没有详细描述，只是说之后便升为御马监太监。字数很少，但信息量丰富，丰富到足以撰写出几部大部头小说。

昭德宫是万贞儿的居所，万贞儿就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爱妃，大名鼎鼎的万贵妃。汪直仅仅是依靠万贞儿身边近侍的身份，就一步登天成了西厂的厂公吗？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万贞儿与明宪宗朱见深的感情。

万贵妃（1430-1487年），小名贞儿，原籍青州诸城（今山东益都县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因犯法被流配边疆。万贞儿年仅4岁便被选入孙太后宫中，充入掖庭为奴。朱见深2岁的时候被孙太后立为太子，时年19岁的万贞儿做他的贴身侍女。此时，朱见深的父亲明朱祁镇“土木之变”失败被俘，困于瓦剌。朱见深的叔叔、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继位登基，与于谦组织京城保卫战，力挽狂澜保卫首都。孙太后怕战斗失败连累皇嗣的安危，就委派万贞儿携带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躲避出京城皇宫外，直到京城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祁钰坐稳王位，是为代宗，一年后，朱见深的父亲朱祁镇虽然被释放回朝，但被皇帝朱祁钰软禁软禁了八年；同时，叔叔朱祁钰废除了5岁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以后这段时间里，朱见深跟随着万贞儿单独生活在宫外。八年后叔叔朱祁钰病重，他的父亲英宗上演了“夺门之变”，卷土重来，再次成为皇帝，朱见深才恢复了太子的身份。英宗复辟后，还曾试图废掉朱见深的太子称号，立英宗在软禁时出生的次子为皇太子，未遂。童年的朱见深大部分时间活得战战兢兢，在那段最悲惨的日子里，都是万贞儿单独陪伴照料着幼小的朱见深。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万贞儿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朱见深和万贞儿相濡以沫地生存着。朱见深深深地依赖着万贞儿。随着他的成长，这种依赖逐渐化解和转换为男人对女人的爱慕，万贞儿在朱见深的心目中有了朦胧的多重角色的特殊关系定位，中间夹杂着母性和亲情的魅力，渐渐地万贞儿就由侍女演变成家人、姐姐、母亲，再后来演变成情人，朱见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万贞儿！

英宗去世，朱见深继承了皇位，改元成化，时年十六。宪宗朱见深自身是一个弱势内敛的皇帝，喜欢留恋过去的岁月和时光，所以万贞儿虽然不是皇后，却俨然是成化年的后宫之主。据史料记载，年仅十几岁的宪宗刚大婚，就撇下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吴皇后，夜夜就寝于万贞儿所住的宫中，这足以说明万贞儿在宪宗心中的地位。

朱见深倾其一生都对这个比自己大十八岁的女人格外地宠爱，无论她怎么做，做得多么过分，他都能理解、容忍、忍让、退避。

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 《明史》中记载：“先是，宪宗居东宫，万贵妃已擅宠。后既立，摘其过，杖之。帝怒，下诏曰：……德不称位，……废吴氏别宫。”完婚不久的吴皇后见万贞儿擅宠，醋意大发，凭借优越的地位和超凡的自信，指责万贞儿的过错，并亲手杖打了万贞儿，结果宪宗一“疼”一“ 怒”，疼的是万贞儿受了鞭挞，怒不可遏，怒而 “废后”，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明史》和一些人把“废后”这笔帐算在万贞儿头上，史实无从可考。但是朱见深对万贞儿的深情可见一斑。

朱见深离不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生活的支撑。没了她，他的世界也将溃然崩塌。他对这个女人特殊的依恋、眷恋，一直到万贞儿去世。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万妃“讣闻，帝不语久之，但长叹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于是挹挹无聊，曰以不豫，至于上宾”。听闻万贵妃死后，宪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万贵妃去了，我也快要去了。宪宗皇帝朱见深真的就去了，七个月后，抑郁而终。

宪宗朱见深对万贵妃的爱很容易联想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但两者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得宠首先是因为美貌，其次是脾气、习性、气质等各方面。而万贵妃，没有惊人的美貌，没有显赫的家势，也没有花季一般的年龄，只是从朱见深记事开始相依为命，自然过渡，及至登极成为皇帝，万贞儿已经已经三十五岁。所以宪宗对万贵妃的爱着重在一个“情”字上，或是亲情，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总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是扣人心弦的情。是生活精神支柱和依托。他们的感情，是历代帝王没有过的纯洁的真挚的感情，令人叹为观止。

成化二年，万贞儿为宪宗生下一子，宪宗大喜，立为太子，封万贞儿为贵妃。可惜不到一月，皇子夭折，此后万贞儿再无生育。

三十七岁的万贞儿生下皇长子，孩子夭折逝世，丧子之痛世人应该能感受的到。而恰好在丧子这一年（成化三年是个很有意味的时间点），汪直来到了万贞儿身边服侍。是朱见深刻意让人挑选的，还是内府偶尔配送的，我们不得而知。这是一个机缘：一个刚刚失去自己儿子的母亲万贵妃，遇到了一个失去双亲的五六岁的小巧机灵的小孩子汪直，万贵妃自然会产生感觉，把自己失去的母爱，转移到汪直身上，抚慰自己的心境，寄托自己的情感。

朱见深对万贵妃情深意厚，他和万贞儿的孩子早夭后，宪宗当然也是痛心万分。万贞儿能够把丧子之痛变成母爱转移到汪直身上，宪宗何尝不能对爱妃身边的这个小黄门另眼相看？也会受万贞儿的影响，在汪直身上投入类似“父爱”的情感。

如果以这种情感视角去看待汪直与明宪宗之间的关系，成化年间汪直的很多事情就不难理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十几岁出头的孩子，居然能够做上御马监掌印太监之职。

《罪惟录·汪直传》记载：“汪直，大藤峡猺穜也，宪宗朝，为昭德宫内使，……。同监叶达以长河峒功辞赐，乞升其兄成锦衣卫一户官，部执不可，直赞之，得特升指挥佥事。”大藤峡叛乱平定后，几岁的汪直先在万贵妃昭德宫当内使，因为年小便黠受到宠幸，同监的叶达想求个恩典兵部反对，汪直一帮忙说话，宪宗就破格同意了。

对照一下《明实录》里几个事件的准确时间记载，大藤峡平叛首战胜利是成化二年三月，叶达之兄破格升指挥佥事的时间则是成化三年十二月。汪直在成化三年才五六岁，刚入宫不久。几岁的小孩说句话，皇帝就依顺，可见他的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更可见万贞儿对皇帝的影响力。

三、宪宗的意图，

为什么要建东厂宪宗皇帝也有他的一些目的。成化十二年时，明宪宗头痛的问题是建立于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锦衣卫、东厂，在朝中和后宫势力盘根错节，明显有“怠工”的嫌疑，宪宗想要驾驭朝臣，非常被动，只有另立门户。当汪直倒台后，东厂重新抬头，东厂的新任掌权人是陈准。他上台就定下东厂今后的行事基调：“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预也”。以后除了有谋逆的大事情，其他的都不要乱管。此时的朝臣们都觉得陈准这人不错。

宪宗皇帝用锦衣卫、用东厂，除了保护自身安全之外，最大的作用就是用厂卫来打压制衡朝臣。如果厂卫和朝臣们一团和气，什么事情都不管，厂卫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汪直能探知隐情，明宪宗更加非常宠信。而西厂后来为非作歹，可能并非汪直的本意，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下属锦衣卫百户韦瑛为他操办。当时的内阁大臣们都说：“今汪直年幼，未谙世事，止凭韦瑛等主使。”

宪宗大力提携这个十几岁少年的原因，就是汪直“小朋友”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更不存在什么势力，最关键他对自己是非常忠心不二。

宪宗抬出汪直，创建西厂要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敲打朝臣，要立一面旗帜，告诉所有人，西厂和之前的锦衣卫，东厂不一样，我用西厂来对付你们，一抓一个准。

汪直对宪宗的报答：惟命是从，不辱使命！汪直真的是被宪宗宠大的，做事也完全不管不顾，无法无天。十来岁的小孩一手建立的西厂机构，所有事情就不难理解了。汪直从小被宠，天不怕地不怕，行事没有什么框框限制，哪儿知道各种关节，也不懂成年人的那些人情世故。他的出场就带着一股老子后面有人，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气场，这恰恰就是宪宗所要的效果。

再说杨晔一案，他是“三杨”之一的杨荣曾孙。杨荣早已去世几十年，可是做为五朝宰辅，他的门生故吏遍天下，他活是文官集团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去世了也是文官们的精神偶像。他后人在老家为非作歹，地方官员无力惩戒。被残害的苦主到京师告状，各级衙门畏惧朝中势力，这类人的子孙后代，岂敢说抓就抓？不是“踢皮球”，就是不受理。而这张遍及天下的人际关系网络，正是登基不久的宪宗所顾忌的。

汪直强势插手此案，是非常不明智的。少年汪公公本可以收点杨烨的“孝敬”，放杨烨一马。因为案子本来就不是西厂的。但是汪直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种事情遇到了必定一查到底。更重要的是，汪直办事只看结果，中间过程完全无所顾忌。他不管各种关节，第一时间拿下了杨烨，不畏权贵，顶住来自朝野上下各方面的压力，秉公执法，神速断案，牵连出来受贿的朝臣。

这段时间还拘捕了南京镇监覃力明、刑部陪王武清等官员。

“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屡兴大狱”。擅抓擅放三品以上官员的事，其实只有一个。浙江左布政使刘福（正三品，相当于浙江省长）起复至京听选，有人想陷害刘福，就向西厂诬告，汪直二话不说就把人给抓了，调查发现没这回事，于是过几天又放了。如果换成别人，可能就算没证据，为了面子也要编出点罪名，汪直才不管这么多。

汪直经常身负皇命，出京办事，沿途许多官员借机向其大肆行贿。然而汪直却能够坚持不受贿赂，保持了清正廉洁的个人形象。单从这一点来看，在封建王朝中，汪直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此不合群，不入流，让群臣情何以堪（汪公公其实也不屑！）

明朝有些人以及清朝史官、文人因为 “成化犁庭”等便说他着意于巡边自固，借巡边之名衅边，行邀功之实，尤其是《明史》把汪直在边关的军事行动全部说成是军事挑衅。实际上，汪直衅边事少，平边事多。大的战事计五起，其中三役告捷，没有败过阵，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了当时的边地秩序，并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文人们说汪直的边衅引发了明朝的边疆危机，而实际上明朝的边疆危机持续了两百多年，完全不能归结于汪直一个人所为。

宪宗幼年命运多舛，活的战战兢兢，他贵为太子时，行事依旧尽量低调。而宪宗在后来处理各种民族问题上又表现出强势，说明他骨子里是充满热血的人。他是否在汪直身上来完成他年时被压抑的热血，体验一下放纵当年的梦想。

刚记事的娃娃起就占据内监中顶层的位置，十几岁的孩子直接被任命为国家国防部长兼纪检监察部门的头头，尽情可以想象朝野的轰动。朝臣们是真的慌了，他们也看出了皇帝的意图，抱团反扑。成化十三年五月，六部九卿共同上疏，要求罢免西厂。宪宗看出势头不对，暂且拉住了汪直，裁撤了西厂。但只有一个月，又恢复西厂。汪直巡边，又屡立军功，本来汪直就备受皇帝器重，这样的人要是回来再驾驭西厂，群臣还能有好日子吗?

朝臣们明白，直接把汪直拉下马不现实，但是趁汪直不在京师，把西厂裁撤了还是有可能的。这样，虽然汪直连续在边疆打出了几个大胜仗，但是宪宗还是于成化十八年三月，再次罢免了西厂，可见当时宪宗受到的压力很大。但是宪宗对汪直表现出了绝对的信任。对汪直的表现也非常满意，他一边在京师裁撤西厂，一边又在边疆对汪直委以重任，宪宗不让汪直回京，而是让他留在了大同做镇守太监。宪宗丝毫不担心汪直会有什么不轨之举。而汪直也不吵不闹，继续做自己的事情，碰到不顺眼的官员，汪直则继续挑别人的刺，弹劾了副总兵朱鉴等人。汪直打了胜仗，宪宗照例给他嘉奖，并把当年汪直弹劾的副总兵朱鉴押到京城下狱。成化十九年五月，汪直又弹劾了几个参将、御史。

尽管如此，朝臣们不依不饶，奏请罢免汪直的折子雪片般呈上宪宗的案头。毕竟宪宗朱见深不是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硬朗的君王，于是，“众口铄金”，成化十九年六月，汪直被送往南京降级安置，八月，降南京御马监太监，汪直为奉御（六品）。汪直终于貌似被大家扳倒了！这一年汪直才二十出头。

军功正盛之际，因些许琐事就被贬职到南京，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实显突兀别扭。其实，这才是宪宗信任和宠溺汪直的具体体现。这种信任，如果以君臣之忠义来看，是很不近情理的，可是如果联想到上文提到的宪宗和汪直 “父子之情”就不为过了。为父的要用你的时候，你就挺身而出，别畏难；要让你下的时候，你就二话不说下来，别抱怨。宪宗既然完全信赖汪直，同样汪直也深信皇帝不会对自己兔死狗烹。这种绝对的信任，只有汪直和明宪宗（包括万贵妃）之间才有。远离京城是非，躲避风头，这是发自心底的深切的保护措施！毕竟宪宗体验过孤立无助的经历，他不愿意汪直将来落到被彻底清算满朝喊打的境地。

而为了保护汪直，在汪直到南京的同时，南京的镇守太监也换了新人。

还有个佐证，朝臣们以为汪直失势了，想痛打落水狗，都被明宪宗及时叫停。九月，右都御史李裕等奏请：汪直获罪，犹有未满者，希望把被汪直排挤的官员们官复原职并赐召还。宪宗以事已处分，李裕等烦扰，而且有的人不是汪直诬陷的为由，命锦衣卫把领头的御史下狱拘问，并停了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右副都御史屠滽俸禄半年。

四、结局与传奇

汪直被调离的第二年，大同就吃了败仗。边境形势一度恶化。大同总兵许宁、巡抚郭镗、镇守太监蔡新消极抵御，又中了小王子的诱兵之计，明军打了大败仗，差点丢掉了重要城池大同镇。。将士们都知道错在调走了汪直等人，但始终无人敢向皇帝说出实情。

只是谁都没想到，仅仅过了四年，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万贵妃病逝，四十岁出头的明宪宗便因悲痛万贞儿的逝世，七个月后于八月驾崩，汪直也没有再等到自己被重新启用的时刻。

后来史书上就少关于汪直的记载了，只有零星提到。弘治元年，南京户部员外郎周从时上奏说应追究前朝遗奸汪直、钱能等人，抄其家以济边用，皇上没有答应，孝宗以奏疏格式不对为由将周从时下狱不久又放出，原来奏请的事也不了了之。弘治十一年左右，孝宗召回汪直、梁芳等人，满朝哗然，很多人因此而感到愤怒不满，吏部员外张彩愤而弃官。但是，史书中并没有说弘治皇帝召汪直回宫是为了什么，此时的汪直估计已经四五十岁了。总之，关于汪直晚年的消息很少，从史书对后来汪直只言片语的记载中，可以推测汪直的结局应该是好的。至于他何时去世何故去世，史料文献也没有记载，他仿佛像一颗流星掠过天空，没有留下任何其他遗痕。

我相信：当年，每逢遇两个日子，能看到汪直在独自祭祀，默默地悲痛，孤寂地哀伤。那年正月十一（辛亥）日，万贞儿薨逝；八月二十二（乙丑）日，宪宗朱见深驾崩。两位如主如母，如君如父的长辈，比起外界的滚滚红尘，更值得汪直怀念追思……

厂公落幕后，很少有记述。但有关汪直的传奇一点也没少。

假汪直

据史料记载，冒充汪直的是个江西人，叫杨福。杨福曾经在崇王府内使手下为奴，跟随这个内使到了京城，后又因事逃了回去。经过南京时，遇到了一个旧识，这名旧识说杨福长得像汪直。于是杨福就假扮成汪直，那个旧识就充当校尉先导。两人从芜湖县搭乘驿船南下，经历常州、苏州，又从杭州到绍兴、宁波诸府，所到之处官府皆争先恐后奉承，连市舶司的内官也相信了他们，闻而畏之。老百姓听说汪直来了，很多拿着讼词前来诉冤，这假汪直居然也会去为他们审理。“行骗两人组”到台州、温州、处州及建宁、延平的时候还操练兵马、视察粮库以张威势。汪直不收贿赂，天下皆知，因此 官吏都不贿赂“汪直”，都冲哪个校尉贿赂。两个人再把益处均分，所得甚丰。到了福州，假汪直又称有敕旨，自三司官而下全部小心迎候，小官忤逆“汪直”意者会当即拖出去杖责。最后被福州镇守太监卢胜察觉，终于真相大白，朝野轰动，最后以杨福被问斩结束。

这是明史纪录的真事，从这里能够知道，汪直自己应该是很廉洁的，要不然官吏直接行贿汪直就行，何必去贿赂哪个校尉呢？并且汪直为人处事肯定也较为公平，要不然老百姓为什么会听闻汪直出巡，就伸冤控诉呢？

杨继宗

嘉兴知府杨继宗非常廉洁，有次进京入觐，汪直想去拜见他，杨继宗却不见。宪宗问汪直：“朝觐官孰廉？”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九年秩满后，杨继宗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按察使（正三品）。有人曾在宪宗面前说杨继宗的坏话。宪宗反问：“得非不私一钱之杨继宗乎？”（载于《明史·杨继宗传》）

杨继宗的母亲去世，归乡丁忧，汪直仰慕杨继宗的名声，前去吊唁。杨继宗穿着丧服居于坟所，汪直步行到坟前，拜起后，用手捋着杨继宗的胡须说：“比闻杨继宗名，今貌乃尔。”杨继宗说：“继宗貌陋，但亏体辱亲，未之敢也。”汪直不再敢说话。

这里能看得出汪直的为人比较正直，而且还是小孩子气。

纱帽

汪直每次有事出差，所经过的郡县，县令长官全部都膝行伺候，稍不顺意，汪直就会问：“尔头上纱帽谁家的？”有一次，汪直经过沛县，也用这句话问县令，县令回答说：“某纱帽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汪直哈哈大笑，不再与县令计较。

赞秦纮

汪直每次奉命巡边，声势赫赫，其他巡抚官全部对汪直卑躬屈膝，唯恐礼数不周，只有河南巡抚秦纮不行此套，汪直反而对秦纮恭谨相待。秦纮却不买账，密奏汪直所带旗校过多，骚扰郡县，汪直不知情。汪直回京后，宪宗问汪直：“各抚臣贤否？”汪直却独推举秦纮既廉洁又有才能。宪宗把秦纮的奏章拿给他看，汪直叩头伏罪，说道：“能疏直，直是以贤之。”宪宗也因此不再怪罪汪直。

不受奉承

巡抚汪霖温恭俭素，一生平淡无奇，在大理寺任职时循常例做事，按部就班地升职。汪直势焰可畏，所经行处守臣极力奉承，唯恐落后。汪直多次到辽海道汪霖部内，汪霖只是以常礼相待。汪直很不高兴，说了些不满意的话，有人把汪直的话告诉了汪霖，汪霖还是待汪直如初，不改其常。汪直见汪霖还像往常一样，反而不生气了。后来再有奉承汪直的反而会碰壁，士大夫们从此都对汪霖刮目相看。（载于《明实录》）

请反记功

成化十六年，兵科给事中孙博上奏说东西二厂的不是，宪宗颇为不悦。汪直听说孙博的上奏涉及西厂，非常生气，把孙博召来面加诘问。孙博意气风发，侃侃而谈，让汪直大为敬服。于是，汪直向宪宗奏请孙博为西征的记功官，每次出征，必要带孙博一起前去，众人都为孙博捏一把汗。开始孙博只是假意承顺，威宁海之役后，孙博服了，也上奏赞扬汪直，并且与汪直同功受赏，由给事中（正七品）升为山西按察司佥事（正五品）。（载于《明实录》《国榷》）

一度时期的汪直权倾朝野，前段西厂立威；后段边疆扬名，二十岁出头便被置闲散，有谁能够如此？不知汪直是否会心有不甘?他真的无需过度惆怅。做权臣，他已然权倾朝野；做名将，他立过不世之功。很多人一辈子无法完成的梦想，汪直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做到了，他确实没什么遗憾。当他远离纷争，一切成为过去，最后安度晚年得以善终，比起王振、魏忠贤、刘瑾等人，是十分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