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天，一列驶向法国加来的列车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富商卡塞蒂，身中12刀，凶手是同车厢中的12名乘客。卡塞蒂之前是名绑架犯，收到赎金后将被绑架的女孩撕票，女孩的父母相继伤心而死，而他却依靠他的黑手党背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并成为一个富商。那12名乘客是那起绑架案受害家庭的亲戚、管家、仆人等，为处决卡塞蒂，他们一同登上了这趟列车。破案的是位有名的私人侦探波洛。

这是影片《新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故事梗概，它改编自英国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故事以侦探波洛的视角，一层层为我们解开谜团。我认为，影片带给我们的除了精彩的推理情节外，更多的是留下一种思考——什么是正义？

作为一名侦探，波洛认为，凶手应该得到惩罚，这个惩罚的加诸者必然是法律。“法治必须高于一切，即便有失公允，也该充实信念，使其历久弥坚，法律信念一旦崩塌，文明社会将无栖身之所。”

而那12个乘客则认为“有一种正义高于法治”。法律当然是文明社会里人们首选的保障，但当法律不能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时，人们就会对法律失望，从而寻求另一种途径，他们的途径就是亲手处决卡塞蒂。案发时，他们给卡塞蒂灌了迷药，然后排着队一个接一个拿着匕首朝他的胸口刺下去，地位最尊贵的公爵夫人在他身边宣读着对他的审判词，场面看起来庄重严肃，的确是个像模像样的私刑。

这样的私刑在影片开始时也有表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一群人追打一个通奸怀孕的女人，人们狠狠地朝女人扔石块，毫不怜惜地唾骂她，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那个女人。这种针对通奸女人的私刑显得光明正大，即使打死了她法律也不会去制裁那些人，因为在那个地方，这种私刑就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一种约定，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的约定。这样想，那女人就是罪有应得。

然而这真的公平么？就像德本汉小姐说的，她只是通奸，又没有杀人，罪不至死，应该宽恕那个女人。但人们没有，在这件事上，人们严格遵守“法律”。

按照12位乘客的想法，法律代表正义，法律应该为人们主持公道。“我们本是守法良民，当邪恶降临时，我们向法律寻求正义，但却失望而归。”当法律不能维护正义时，为了“生命归于完整”，必须做点什么，因为“不义”还存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遵照上帝的指示：“耶稣说过，谁无罪，便可先下手治罪他人，我们动手时都是无罪之人。”当波洛坚决声称要把他们交给警察时，一个军官焦躁地想杀他灭口，而其他人制止了他。“我们不是杀人犯，杀卡塞蒂是替天行道，杀了他们，你就成了卡塞蒂，杀了他们，我们就成了不法之徒……我们不能走上歧途，不能做不义之事。”看来，乘客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是杀人犯、不法之徒，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好人，杀了卡塞蒂是正义之举（do what is right）。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义？谁说了算？法律可以照搬条例来制裁犯罪之人，但却不能阻止人们犯罪，为什么？卡塞蒂为了自己的贪欲伤害了无辜的家庭，乘客们为了心中的正义伤害了卡塞蒂的生命，这两件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私人的。私人的欲望和痛苦得不到解脱，于是他们选择了犯罪。

波洛很茫然。他感到法律的威严在他心中崩塌了。按理，法律惩戒坏人维护好人是天经地义，从法律程序上讲，绑架案结案，卡塞蒂无罪释放，是“好人”，那么他的被杀，就是一种“好人”受到侵犯的案例，那些乘客应该受到制裁。但从伦理上讲，卡塞蒂还是个罪人，从他对波洛说“忏悔”这个词就表明他在心里认同自己是罪人这一事实，而那些乘客就只不过是动用私刑惩罚罪人的陪审团而已，如同伊斯坦布尔街头的人群。

波洛最后选择了掩盖真相。他一个人离开，镜头随着他的脚步移动，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珠链，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吊坠，他紧捏着珠链，眼中是难忍的泪水。

影片最初，波洛在侦破另一件案子时，声色俱厉地指责一位军官的说谎，那位军官当场拔枪自尽，事后军官的朋友屡次对波洛说：“He was a good man.”波洛不以为然，他说，自杀的军官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他选择了说谎，又选择了自杀，这与他是不是好人没关系。好人犯错，值得同情，但错就是错了——彼时波洛这么认为。但这一次的谋杀案，波洛最后实际上把这看作了一场私刑，因为显然波洛也对正义的问题产生了疑虑，他的泪水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他在评价伊斯坦布尔事件时说的那样：“当然难过了，但是还人公道未必赏心悦目。”他也认为人群的行为是公正的，只是不那么能让人接受。相较于公开投掷石块的野蛮，计划周密的谋杀看起来文明得多，但实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难令人接受。波洛在揭发真相还是掩盖事实之间艰难选择，影响他的已经不是这个案件本身，也不是犯罪人“惩戒罪犯”的原动机，而是波洛自己内心的上帝，他的信仰。前面已经说过，他的信仰崩塌了。

波洛也是上帝的信徒，他在睡前虔诚地祷告，并随身带着挂有十字架吊坠的珠链。除此之外他还信仰法律，但法律的可信度他其实也是怀疑的，每个国家的司法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光彩之处，他一定早就见过，但他还是坚持遵守法律，因为法律是文明社会的支撑。但是，如我们所见，文明社会中依然存在着野蛮的私刑，人们生活当中的伦理有很多都是法律的盲区，为了维护人们约定俗成的正义，私刑总是或轻或重地展示着它的威力，因为法律不能解决私人的事情。全然依靠法律或是全然依靠私刑都会使社会乱套，然而我们该如何区分，或者该如何将二者结合？

眼前的案子不能简单地交给司法处置，我想就算波洛最后把乘客交给警察处理，最后法庭法官和陪审团也会觉得十分棘手，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罪案，而是伦理案件，它很容易就进入到人们的内心，成为一个私人的事件，它拷问着人们——什么才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