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是我的姥姥，我们小时候都是叫娘、爹，姥娘的，到了我们的子侄辈就是爹娘、爸妈混着叫，再到他们的孩子，就完全叫爸妈了。称呼的变化也反应了城市化的过程，人们越来越“洋气”、越来越像“城里人”了。
姥娘自打我记事起，就是老太太的样子。据母亲笑着告诉我：她问姥娘的名字的时候，姥娘也是笑着神秘地说：俺叫一种“好东西儿”。后来妈妈知道了，姥娘叫——缎子。
姥娘是姥爷的填房。姥爷那辈儿应该是挣了些家产，他们家有不少地，也做生意，家里有“做活的”（大概是长工、短工之类的帮工），他们兄弟们自己也都下地干活儿。但是据说姥爷心性单纯，只老老实实种庄稼，并不参与家里的生意。后来分家的时候，只分到地和房子，并没有分到其他财产。但是解放后划分成份的时候，却被划成了富农。母亲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说，她家是被错划了，她家其实是“富裕中农”。母亲和舅舅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背着成份给他们的重压，我的舅舅们长得个个一表人才，可是由于成份不好，我的两个舅舅打了“光棍儿”，最小的五舅是妈妈给换了个媳妇——五舅和母亲、父亲和二姑互换了一下，所以，我的舅舅和姑姑是一家，五舅家的三个表哥按说和我们兄妹之间有着比一般表兄弟姐妹更近的血缘关系。三舅是1960年跑了出去，先在首钢工作，后来下放到了内蒙西部的一个建设兵团，后来他自己找了媳妇，舅妈是四川妹子，比三舅整整小了20岁。大舅和大姨和母亲他们不是一个母亲，感情就没有那么深。
姥爷是刚刚解放后土改的时候被打死的，具体细节妈妈不愿意多说，那时候她也只有四五岁，幼年丧父应该给她的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姥爷去世后，姥娘把四个舅舅和妈妈拉扯大，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她的性格极好，很少发脾气。据妈妈说，舅舅们小时候尿了炕，姥娘都不舍得打一巴掌。姥娘生了五个儿子，最大的一个舅舅，是在五岁的时候夭折的。姥娘也不愿意多提，那也是她心上的一个疤。在姥娘四十多岁的时候生了妈妈，那真是捧在掌心里养大的。但是妈妈说，姥娘虽然宠她，可在她的婚姻大事上，还是偏向了舅舅们——妈妈虚岁20岁就换亲嫁给了比她大9岁的父亲。父亲家是贫农，家里穷得叮当响，所以到了29岁还没娶到媳妇。于是，二姑和妈妈两个女孩子，就对换了一下家庭，分别给自己的哥哥换了媳妇。母亲和二姑之间的恩恩怨怨，又是一个曲折的故事，留到以后慢慢叙说。
姥娘的一生坎坎坷坷，四十多岁时当了寡妇，拉扯着四个儿子、一个闺女，二舅和四舅都没娶到媳妇。几个舅舅的脾气都很执拗、火爆，唯有二舅性格比较和气，据妈妈说，二舅长得一表人才，会打着小鼓说书，开头一句总说：想当初家有千顷地，如今落成了个说书滴……后来在妈妈出嫁之后，二舅和家里人生了气，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寻了短见。当时姥娘和几个妇女们在门道里边扯闲话边做针线活，听到动静到屋里一看二舅吊在房梁上，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放下来的时候，他的肩膀还会动，但是因为谁都没有急救的常识，人还是没了。我每每听到妈妈说起二舅，就感觉非常非常遗憾，总感觉如果施救得当，应该二舅就不会死。
四舅应该是我几个舅舅中个子最矮的，大概也有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四舅也没有娶到媳妇，我记得他的门牙中有两颗包了一截银色金属的假牙，他一笑就露出那两颗假牙。四舅性格也不好，他经常会把脸一板，威胁说要打我，所以我从小就很怕他。当初父亲去世，妈妈过得非常艰难，我记得她曾带着我去问四舅借钱。四舅从炕上的长木柜里拿出一只带着袜底的袜子，然后从里面掏出一卷钱，数了几张递给妈妈。
后来四舅在四十多岁时得了半身不遂，曾去内蒙住在三舅家。我家离三舅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两家人几乎每天都要往返几次，更多的是我们去舅舅家。我记得我上初中时，到了离家三四百里的地级市。初一放寒假回家，我买了几包当时刚刚上市、非常时髦的方便面。那时没到冬天家里的大人都要到冰上去收割芦苇，但是四舅已经不能去干这么重的体力活了。我把方便面拿到舅舅家，煮了给表妹表弟和弟弟吃，也给四舅盛了一小碗，四舅很认真地吃完了。后来四舅回了老家，和姥娘、五舅二姑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过了两年就去世了，隐约听母亲说，他最后的日子非常惨淡。
现在想到当年已经80岁的姥娘还要再一次经历丧子之痛，我真的感到心疼不已。
姥娘善良温和，我总是会磨着她讲“笑话”，其实是故事。我从小被妈妈培养成一个故事迷、故事痴，见了每个大人都会求人家给我讲故事。一听起故事，我就如醉如痴，恨不得钻进故事里，又希望故事永远不要结束。姥娘就无数次给我讲过洋鬼子时的亲历记，她反反复复讲过的事我都忘记了，唯一记得一件事，就是姥娘为了躲避鬼子的劫掠，把她所有的银首饰都包成一包，藏到了一堆杨树叶里，但后来还是被人偷偷拿走了。姥娘怀疑是家里“做活的”一个人拿的。这件事让我深深地遗憾，如果不是那个坏人偷走，我和妈妈可以从姥娘那里继承多少美丽银首饰啊！我曾经从和妈妈同岁、感情又极好大舅家的二表哥家里看到过一只银手镯，有着非常复杂而精妙的工艺，据说在80年代初就有人要用一辆永久自行车换这个手镯，但是二表哥没有答应。看了二表哥家的手镯，我更加恨那个偷走姥娘银器包的人了。
从我记事起，在姥娘家四合院的南屋，还放着一个柏木的棺材，那也是早早就为她准备好的，那个棺材上面用稻草盖着，是让姥娘非常踏实的一笔财富，但我总是感到害怕，只远远地看过几次，也不敢到跟前去玩。姥娘还有一个包袱，里面包着她早早为自己准备好的“装老衣”。我和妈妈无数次看着姥娘从炕上的大柜里拿出她的宝贝，一件件地展示，那些衣裙颜色华丽，是丝绸的质地，衣服的领口、前襟、袖口和裙子的前面，以及帽子和鞋面上，都有精致美丽的刺绣，姥娘、妈妈和我三代女人痴迷地欣赏着这些梦幻般的衣裳。这个包袱姥娘从不离身，后来姥娘曾去过两次内蒙，每次都要带着她的包袱，我没事就央求姥娘看她的这些宝贝。
姥娘是小脚，走路要拄着拐棍。我曾仔仔细细地研究她的脚，大脚趾和脚后跟是正常的，其余的四个脚趾都蜷在脚心，脚趾甲向下，脚面高高的。姥娘经常让我用刀片帮她修她脚上的茧子。姥娘还有一顶黑色大绒的帽子，帽子前是她自己用蓝色的绸子做的一朵四瓣的花做为装饰，每次出门，姥娘都认认真真地把头发整理好，然后把帽子戴得周周正正。姥娘一直梳着一个发簪，指头粗的一股灰白的头发留得很长，盘起来后用一个黑色的网套起来，再用两根用粗铁丝磨成的簪子和黑色的发卡固定住。姥娘还有一副老花镜，镜腿用一根绳子连起来，我一戴上总是感觉地面凹下去一片。我顽皮起来，就会穿上她的尖尖鞋，带着她的帽子和眼睛，拄着她的拐棍在屋子里蹓跶几圈，有一次干脆和一个小伙伴去到大街上扮演老太太，后来笑得演不下去，我只好摘了眼镜，拖着拐棍飞奔回了家。
姥娘很爱看戏看电影，我记得在河北老家时距离姥娘家十几里的地方唱戏的话，五舅家的两个十三四岁的大表哥就把两个轱辘的架子车上铺了席子和褥子，让姥娘和我坐上去，又盖上一个大被子，他们拉着车子跑着去到唱戏的地方，等到戏唱完了，深更半夜地再把我们拉回家。当然，这时候我早就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我们去了内蒙，三舅和舅妈把姥娘接去了两次，帮着他们看着只有四五岁的表妹、表弟和弟弟。在内蒙的冬天，大人们都要去海里收割、运输芦苇，这是一年中最繁重的劳动，当然挣钱也最多，所以老家的舅舅、表哥们每年都会来内蒙干一个冬天，挣些钱拿回去过年。这大概是80-90年代河北老家的舅舅家里最主要的现金收入。因为干着这些重体力的活，吃的干粮就比较多，晚饭和早饭吃了，还要带一些馒头、咸菜和热水中午休息时吃，所以每天都要蒸一大锅馒头。蒸馒头需要先在早上和面，然后放在温水锅里发酵，下午的时候就要把食用碱面化在水里，中和发酵后的面粉的酸味，再揉进去一些干面，然后放在大锅里的蒸屉上蒸半小时。其他还要准备炒菜、粥或者烩菜。这些体力活，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承担，年迈的姥娘就在舅舅家做同样的工作。有时候姥娘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分担和面、揉面这样的工序，每次和面和揉面的时候，姥娘都跪在炕上，她的手腕总是使不上劲儿。也很奇怪，我越是没有力气，越是经常会把面和得很硬，搞得我的手腕到现在都不敢用力擀饺子皮。我也会经常偷懒，希望把活推给姥娘。当然，我们这半劳动力，也经常出纰漏，比如把洗衣服当碱面和在面团里，蒸出的死面馒头；把妈妈他们买来油漆家俱的亮光漆当食油放在锅里炒菜，一烧火满屋子的味道呛得人眼泪都出来了。后来长大了，想起这些细节，我就想，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把所有的工作包揽下来，让姥娘坐在那里看着我干，然后一边给我讲过洋鬼子的故事就可以了——如果时光可以重来，该有多好啊！
姥娘脾气温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生气发火，没听到她大声讲话。大概是姥娘惦记着她的柏木棺材，所以她在内蒙感到身体不好，就要让舅舅和妈妈送她回河北老家，每次回河北老家时，她都会伤感地对我说：我这次回去，就不一定能再看到你了。我就和姥娘一起哭起来。
最后一次见姥娘，是1987年春节。我在内蒙放了寒假，二哥带着我回了河北，这是我1978年底离开内蒙后第一次回到老家。我去五舅家时，姥娘住着棍子靠坐在院子外面的石碾上，她的头发剪短了，目光有一点点迟钝，我叫了一声姥娘，眼泪就流了下来。在五舅家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在地上的矮桌子上，我和姥娘、小表妹在炕上吃着年夜饭，空气里是白酒和肉混合的香味，姥娘好几次让我给她夹过来凉拌肉倒了几盅葡萄甜酒，她吃得很有兴致。这是姥娘留在我记忆中最后的场景。
从那以后的几年，妈妈几乎每年都会在暑假回河北老家看望姥娘，大概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姥娘去世了。据妈妈说，她回到老家陪着姥娘，想给姥娘洗洗澡，又担心她着凉，就把炕烧热了，又烧了一大锅热水，姥娘看看一锅冒着热气的热水，又去摸了摸炕，说：你这是要烫小猪子吗？
妈妈陪姥娘住了一阵子，惦记着六里路外的二嫂不会给几个月大的小侄子做棉衣服，就和姥娘说想去给他们帮忙，姥娘说：你别走啊，我过几天就死了。妈妈哪里信，就去二哥家住了几天，把小孙子的棉衣做好后就坐车回了内蒙。哪知妈妈刚到内蒙，就接到了老家的挂号信，说姥娘“没了”，大表哥说姥娘走时非常安详，像睡着了一样。妈妈悲痛不已，我记得她因为姥娘去世生了一场病。大概是第二年，妈妈又回老家，去给姥娘上坟，她叫了一声“娘”在姥娘坟上长跪不起，只是，我亲爱的姥娘再也听不到她心爱的女儿的呼唤。
姥娘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她善良、坚韧，饱经风霜又心地单纯，她穿越了岁月，也承受着历史的碾压。我们纪念她，因为我们身上有着她的基因；我们怀念她，因为我们曾经沐浴着她的爱，我相信而她的爱会永远庇佑着她的子孙。
2019-1-8于畅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