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
这是小说《局外人》的开篇，作者加缪通过寥寥数笔便清晰地刻画出主人公默尔索的特点：糊涂，对世事冷漠，不关心。
而看完全书，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小说规模甚小，情节简单,只不过是写一个小职员在平庸的生活中糊里糊涂犯下一条命案，被法庭判处死刑的故事，主干单一，并无繁茂的枝叶，却第一人称细致的刻画出主人公默尔索的内心世界。
这时，门房走进屋里，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把盖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了他。他问我：“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只好作罢。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我回答说：“我说不清。”
在母亲去世时，默尔索并未表现出应有的伤心失落，第二天开始又继续看电影，喝酒，与女友约会。按照入世的说法，默尔索的反应无论如何不能为世人所接受。然而从他自己的角度，他深知“世人活着不胜其烦”“几千年来活法都是这个样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有清醒的意识，他甚至质问道：
“他这个也判了死刑的神父，他懂吗。”
有了这样的认知，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但他却“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判死刑”，于是，默尔索在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又面临着人类世俗与社会意识形态荒诞的致命压力。这是他双重悲剧的要害。
我见了她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因为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色条纹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皮凉鞋，乳房丰满坚挺，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棕色，整个人就像一朵花。
大多数人，往往很难分清爱情与激情，男人和女人往往在多巴胺和荷尔蒙的双重作用下被刺激，然后做出冲动的决定，而不出所料，默尔索并没有产生如此冲动。相反的：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对她说，这种话毫无意义，但我似乎觉得并不爱。
在这种情况下，他清楚的明白，自己需要的仅仅是生理上的满足，而非爱情的感觉。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我们就结。她又问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那样回答了她，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我并不爱她。“那你为什么要娶我？”她反问。我给她解释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那我们就结。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不过说了一声同意。她认为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会儿，无言地瞧着我，然后又说，她只不过是想搞清楚，如果这个建议是来自另一个女人，而我跟她的关系与我跟玛丽的关系同属于一种性质，那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会。”
纵观全书，最着力的揭示点之一就是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默尔索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的命案，面对着人群社会与司法机制，他真诚地感到了心虚理亏，有时还“自惭形秽”，甚至第一次与预审法官见面、为对方亲切的假象所迷惑而想要去跟他握手时，就想到“我是杀过人的罪犯”而退缩了。他的命案是糊里糊涂犯下的，应该可以从轻量刑，对此不论是他本人还是旁观者清的读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一进入司法程序就自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甚至天真地对即将运转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可怕的司法机关“管得这么细致”而大加称赞，说“真叫人感受到再方便不过”，但法律机器运转的结果却是他被宣布为“预谋杀人”、“丝毫没有一点人性”、“最藐视最基本的社会原则”、以致“其空洞的心即将成为毁灭我们社会的深渊”的“罪不可赦”者，最后被判处了死刑，而且其死罪是在“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这样一个高度上被宣判的。
说到底，默尔索与他人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的真实。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梳理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但是默尔索却有意无意的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
也正是因此，默尔索最终死在了世人另类的目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