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母校北京五中 2018年 90周年校庆
~ 1 ~ 穿越
周六下午三点多，北美大地最高气温零下二十一度，据说太阳就像冰箱里的灯泡，早已没有取暖的功能了。
摸出微信，半年沉寂的五中同学群里的留言数显示删节号，原来是有人扔下一堆从没见过天日的老照片。
前些年，毕业二十年的同学会上，虽多年未见，大多数同学都还沾沾自喜：人到中年，关于人生早期的记忆还算优秀。当然也偶然会有某六边形脑袋的同学，一把握住张三同学的手，激动地说，“李四，你小子可真是没大变（脑补同音字吧）”。这也怪不得“六边形”，他当年每天课上都潜心钻研武侠小说，时常刷刷地抄录默默地背诵，默诵到高潮段落，还在安静地课堂上爆发出会心大笑，惹得一堆男同学下课后将其按倒搜身，检查他是否在看有关《一双绣花鞋》一类的不该看的手抄本。
虽然大家都恭维彼此没变，但现在看到照片了，连自己的样子都让自己大吃一惊。我一方面冥思苦想自个儿当年怎么会出现在那个现场，另一方面惊讶自己和那谁谁谁怎么会瘦成那样，当初社会待自己不薄啊！又感叹大家，当年那脸蛋，那气质，即使裹在要型没型要样没样的服装里，也散发出纯净的挡不住的青春！
混乱中，我发现一位有心的同学收留了自己高一写下的一篇校庆文章。那时自己的文章风采基本接近蒋大为的“啊！牡丹！”，看得我一愣一愣的，每一句都有惊喜，一边读一边试图分辨自己当年的样子和思想动态。
那一年的校庆，我们作为在校生，看到五几届六几届的老校友，一个个双鬓微白，近乡情怯地走进当年的教室，教室地板二三十年了还是像他们从前上学时一样吱吱嘎嘎，他们慢慢地握着手互相辨认，流着泪抱成一团。那时候没有手机微信，毕业了就各奔东西，除了很要好的同学或许还书信往来，大多数人，只好十年一次在校友会相见。十六岁的我，对人生最长跨度的理解来自于《血疑》里的 “十八年前”，我那时无从想象，像他们一样历尽岁月的长河后，是一种什么感觉。
记得初中毕业那天，大家挥泪在黑板上留言，一位同学写道“十年后你还记得我吗？”现在看来，她显然低估了大家的记忆能力和社会通讯业的发展。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把大家记得好好的！
我停下来望一望北美大地的阳光，先给自己一点当下感，然后屈指算算时间，算了三遍，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时间已经过了…… 三十年！还一直以为是二十年。三十年？！ 一代人都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了! 那我们得多大了？当我正想把手指头再掰一遍，一个微信电话响起来，是同桌培培，他上来就说，“老同学，咱们已经二十八年没见面了！”。二十八年了他还是不用掰手指头就能不打磕巴地算出二十八年！
五分钟正式会晤中，我们主要交代了各自是何时投奔帝国主义的。他现生活在美国某地。出国后，我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对美国地理的一知半解，远不如当初背诵祖国的煤矿分布时表现的知识渊博。没几分钟，我俩之间二十八年的陌生感一扫而光，我们顺理成章地以外号相称。我想起他和一群同学来我家时，在那个只有盆栽月季的年代，他居然早就深谙外国礼仪地送了主人一支玫瑰的鲜切花。他说他记得自己年纪轻轻就会装。最后，他拿出一张集全班共同回忆的手绘校园地图和我校正。
是啊，当时80年代的菁菁校园只能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80年代北京五中校园示意图
~ 2 ~ 尘封
遥远的记忆从地球另一端漂洋过海，最先到达的是嗅觉。
五月的校园，满树的槐花，香香甜甜（谷歌了一下，槐花的气味是淡而微苦，不知怎么在我的记忆里是芬芳浓烈的），香气穿过缺了玻璃的窗户，飘进教室。白绿色的花串压满枝头，树上看不见叶子，全是花。
男生们一蹦高就伸手摘一串，恶狠狠地互相砍着玩。他们冬天砍煤球，夏天砍槐花，秋天砍树籽。但有一年大家对树籽格外珍惜，那年向甘肃送树种，还进行了象征性长跑。每跑到张自忠路拐角处，大家就不约而同贪婪地呼吸烤白薯味。跑了一冬天，树种终于象征性地送到了甘肃，黑板上北京到甘肃的连线被涂成实线。之前的深秋，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在校园和校外的树木上狠下文章，洗劫了远近的所有树种。然后，小组长“虾皮”吹着哨，指挥着一组穿着雨靴的男生，站在校园东南角的水泥池子里，把黏乎乎的树种踩榨出来。如果当初那批树种成活了，按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计算，也该成材三遍了。
嗅觉之后，记忆不排队地争先恐后地涌入。我想我还是应该控制少许，理智地先交代些背景资料。
北京五中坐落在世代书香的北京市东城区，细管胡同的东口，是北京市重点中学，是我们小学老师为我们指引的光明未来，也是我的姐姐们和邻居前辈们的光辉母校。每当被问起在哪上学时，我们总是外表谦逊低调，内心骄傲膨胀。
这座五十年的校园，坐北朝南，由东西南北四面各两层（后经严谨的培培回忆更正：东楼较新，为三层）的砖楼包围而成，中间是二百米三合土跑道，和跑道围起来的四个沥青篮球场。北楼南侧正中是司令台，每天体育老师在这里带领全校一千多名学生上操，第六套广播体操的喇叭声在细管胡同上空回旋，隔壁的电机厂职工也可以凿壁借光地进行工间操锻炼。中年后才了悟身体重要性的我们，显然在那时还少年不知愁滋味，将老师的话当成耳旁风，做操时只是手缩在袖子里比划个大意。除主要建筑外，那些边边角角的设施，最是记载着我们鸡毛蒜皮又刻骨铭心的青春期，比如初高中自行车棚、锅炉房、小卖部、东西把角的厕所、西楼北楼交接处的折形铁楼梯，北楼小花园后的秘密过道等。
北京五中所在的细管胡同
这座老校园，在我们高中毕业后不久就被拆掉，彻底重建了，所以记忆才显得尤其珍贵。新建的五中教学楼，巍峨靓丽，塑胶操场，现代化教学设施，终于配上了那年年出状元的美名。
最近我才知道，我们当年在一级危房里浑然不知地快乐生活着，努力学习并酝酿着伟大理想。我仿佛现在还能听见，初中入学第一天，电化大教室里传来年级组长石老师那洪亮的声音，“你们将要度过的三年，是人生黄金时代的黄金时刻”。他真的一语言中，那些日子成了我人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那一年，或许窦唯师兄正坐在一块压篮球架的青砖板上，思考着他黑豹乐队的前身。
接到五中录取通知书时的日记
我搜遍了互联网，却难以找到一张以前老校园的照片。
80年代，计算机还仅用于计算机课，进机房还要换拖鞋；海鸥相机里的乐凯黑白胶卷刚换成富士彩色的，还是无比珍贵，人都要正襟危坐才舍得照上一张；信件还是我们的主要通讯方式，本市信件通过黄帽子邮筒也要一天才能送达；校门口右侧的木头信箱前，新年前夕，总有挤成一堆的脑袋跟着一双高举着一厚打信封的手查找寄给自己的贺卡。这些成本很高的老式通讯方式，没能使我们记录下当年校园的模样，所有曾经的存在都只能以记忆的形式储存。这使我在毕业后几十年的梦境里，常常在各楼疾步穿梭，而寻找不到记忆里依稀的出口，并屡次绊倒在煤堆上。
那时冬天，教室里生炉子。生活委员通常由家住平房有着丰富生火经验的同学担任。教室墙角堆着煤球劈柴，墙上常年印有篮球蘸完煤灰的拍印，缺了玻璃的窗户上钉着看得见中间层的三合板。还记得有一位戴着白边塑料眼镜、常年身穿蓝色中山装、骨瘦如柴却严谨有加的几何李老师，由于太骨瘦嶙峋了，我们叫他“老槐树”。几何课上他总是挥着一把大三角尺添加辅助线，极致时一道题加了七条辅助线，全班发出一阵嘬牙花子的声音。后来我们得知，他这么瘦是因为被切掉几分之几的胃和几分之几的肝。一次，冬天的几何课上，我们发现他总是站在靠窗户的部位。细心的同学最终揭开谜底，原来，他是用他瘦弱的身体为我们挡住从破窗户里进来的风! 从此我们几何课上都乖了很多。
每一个冬天，课桌上都均匀地落着一层煤灰和尘土。我们毫不嫌弃地用手抹掉课桌上的灰尘，在上面抄重点、刻小人、对对联、画三八线。我们穿着新产品晴纶棉的羽绒服，戴着套袖上课，“羽绒服”的前襟上总是新的炉灰混合着前一天洗衣粉洗过的额楞印儿。即便集全班智慧，炉子也常常在上午第二节课后就灭了。生理卫生课上，老师说，咱们重点讲一下和咱们密切相关的冻疮。
~ 3 ~ 预备
由于热能太低，青春期长身体对热量的需求量太大，午饭不言而喻地成为最重要的事。五中食堂坐落在西楼一层，和除化学实验室外的所有教室分开。初中部在南楼，高中部在北楼，每天中午十二点的下课铃声一响，一场你死我活的抢饭战役就从南北楼打响了。
打响战役前，再次先交代一下背景。
80年代的五中食堂，没有餐桌椅，就是一个空敞的纵深30米的屋子，和尽头的五个没有玻璃的水泥窗口。窗口里是一筐筐的馒头，和切成一块块方块的米饭，以二两为一单位；还有大师傅晃动着勺子，和一勺下去就让我们紧张不已的溜肉片。窗口上挂着一小黑板，写着三个等级的菜，五毛的、四毛的、两毛五的。排得远的，又赶上为全力抢饭而没戴眼镜，只能让前面的给念一下黑板上的菜谱，或者伸着脖眯着眼张望打好饭的饭盆，紧张地盘算排到自己能赶上几毛钱的菜。五毛的是黄瓜溜肉片一类肉较多但一半是肥肉的菜；四毛的是三丁、肉片大椒土豆片等少肉的菜；两毛五的是麻婆豆腐、一边吃一边要用手拉丝的芹菜、没有鸡蛋的西红柿炒鸡蛋，全是碎馒头却还挺好吃的红烧丸子。抢饭重点是抢到米饭和以肉为主的爱吃的菜。
欢庆元旦时，食堂不定期的有会餐，包括红烧肉、木须肉、土豆烧牛肉什么的，当时这么奔走相告的大事，现在我早把具体菜名全忘了，以上硬菜可能都是我瞎编的，可见当时抢的主要是一种必须要抢饭的氛围和得意洋洋的感觉。
一开始学校饭票是纸质的，但是不久就被同学们抢饭时手里紧张的汗液泡软了，拿在大师傅手里黏黏的，后面还常常被画上小人，打了算草，写上决心什么的。后来学校决定换成塑料饭票，大家换饭票时都开心多了。
那时一个月家长给的饭钱也就十二三块，富裕的也只有十五块，我们都很节省，有时还会从把买饭票的小部分钱省下，小半年才够买一盒10块钱的费翔或王杰的磁带。计划口袋里的钱，我以为是我与生俱来的本事，直到我看到自己初一刚入学的一篇日记，日记里那个13岁的孩子狠狠地批判了自己和同学“攀比”，一周买了五次五毛的菜的“错误”，我才发现我们是在每天的生活中，积美德的小流而成江海的。我忽然深刻地感到，我们已经离那个物质相对匮乏、思想却无比单纯的年代很远了。
言归正传，十二点下课铃响前的操场，如黎明前的黑暗，一片肃静。学校严格规定，各班铃响前不许提前下课。各年级组长、校长主任，常在校园各处及饭堂守望伏击，抓违纪典型。唯有体育课有可能早下课三五分钟，且不算违纪。一开学，看见课表有第四节课是体育课的情况，大家就乐开了花；否则，肯定是邻班第四节体育课，虽然妒火中烧也很无奈，只能想办法超过其它的班级。
老师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上午最后一节课是否拖堂。下课铃声响起的同时，楼上楼下没有时间差的万马奔腾的脚步声，和叮了咣啷的饭盆饭勺声，早已让那些本有拖堂陋习的老师畏手畏脚，识时务为俊杰。而那些善解人意的老师，常常提前十分钟就结束讲课，让大家准备准备，并把讲台推到紧贴黑板的地方，为即将冲刺的大部队准备好通道，自己躲在安全的角落。
抢饭的同学，有的数饭票借饭票、有的系鞋带紧裤腰带，个个摸出深藏在课桌里一堆课本后的饭盒，一条腿迈出课桌外，作起跑态；不抢饭的同学，收拾好桌面的东西，紧紧抱着自己的课桌，尽量缩小所占体积。坐第一排的，悄悄开门看外面有没有监督的老师，没有的话就把教室门敞开，减少障碍物。没手表的问还几分钟，有手表的开始大声倒计时。倒数到“零”，大家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提拉着饭盒向前冲去，然后全体发现铃还没响，又悻悻地返回座位，常常在返回途中，下课铃真的响起来，待转身冲出去，已晚0.001秒。或者，教室前后有两三个不同的倒数声音，就像猪要被宰三回，相当紧张。
五中食堂纸饭票改为塑料饭票
坐在我旁边的赵宁宁，虽然成年后突然长成一米八三的大个儿，但那时只是个长着平顶山脑袋坐在第一排的小个儿。他每天上课常做三件事：在课桌上卷子后画苏联战斗机；一边弹牙一边思念波姬小丝；和一边弹牙一边导演假想的剧本。剧本以《一个少女的初恋》为代表作，他常激动地和我说，”等以后你写了剧本，我当了导演，再找一帮同学拍电影，那可就热闹了!” 二十年后他真的假想成真，成为了导演、电影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当年的他，书包里常年揣着从平安里军事书店买的《三十六计》，特别懂得瞒天过海、声东击西、金蝉脱壳、假途灭虢。他总是在估算着差几秒打下课铃时，把自己的橡皮或假冒的上课传条纸扔向门口的煤堆处，然后假装捡橡皮或纸条，离开座位，途中若正赶上铃声响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跑出门去，赢得先机。有一次，他刚抬屁股冲向煤堆，大部队就以为冲锋号已打响而自己没听见，就顺势把他推出教室，正好被站在楼道里的年级组长逮个正着，变成典型。可怜的赵宁宁由于无法供认是谁从身后把他推了出去，而受到严厉批评。他的盟军JAN爱莫能助地看着无辜的他，摇着头感叹，“赵蛤蟆啊赵蛤蟆，可怜的赵蛤蟆……”。
JAN和赵蛤蟆都曾经是我的同桌，两人常沆瀣一气，伸张正义。不上课的周六下午，他俩主动骑车在北京市各区县，主要是南锣鼓巷后海一带，进行巡逻，制止诸如中年妇女使用语言暴力管教未成年子女的事件。这大概为JAN同学二十年后成为成功的执业大律师播下了最早的伸张正义的种子!
有一年我过生日，早自习迟到了。一进教室，就看见这两个家伙齐刷刷地举出一副贺联，上联“福如东海”，下联“寿比南山”，横批“生日好”。虽然贺联是白纸写的，可写得这么吉祥，我很满意。结果他俩笑眯眯地互相对视一眼，将对联翻过来，上书“ 好景不长，乐极生悲，要遭殃”。这时，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我警觉地发现了座位上的按钉，心想，哼，这种小把戏！然后举重若轻地把按钉掸到地上。一上午我投入地和他们传条聊天，还学习娱乐两不误地记好了课堂笔记。中午抢饭时，我早已把早上的事忘到一边，准确地踩到按钉上……
同桌JAN将上课对话编辑成册并制作成生日礼物
~ 4 ~ 冲刺
中午放学铃打响的一刻，考验我们的不止是速度，还有毅力、勇气、和吃上好饭的决心。
女生们也都非常自强不息，从没有过以貌取胜，让男生代劳这样的腐败思想，因此基本功就更要扎实。我想我那时的短跑纪录应该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可以和速度中等的男生媲美，而冲刺中我最怕遇到的就是老狼。
老狼虽然叫老狼，可一点狼性也没有，微胖，梳着分头（记忆中是有头油的那种），小小年纪常穿的那身土黄外套就有个西服领，要知道我们大多数同学那年代还穿着常年不换的蓝白道运动服。老狼说话和跑步一样，老是拌蒜，可是还特爱发表见解。政治课上，老师给各班十分钟汇报这周电视广播报纸上看到的时事新闻，为了在数量上击毙同年级其它三个班，我们都心照不宣地说了大标题就立马坐下，由下一位同学迅速接龙。可老狼总是展开，十分钟被他占掉六分钟，周围同学屡次在他吐沫横飞慷慨陈词时将他按下，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依旧挣扎着挺身而起，让我们都很无奈。但是，凭着他早露端倪的自我坚持和对仪表的暗暗重视，二十年后成就了祖国的一名气宇非凡气定神闲的外交家!
老狼在抢饭跑时横向面积占得较大，我必须在打算超越他前，及时做出抛物线轨迹的测算。但他常常在我接近他时，出其不意地改成斜线，同时手脚左右摇摆，成功又不经意地把我绊倒。被绊倒后，我象弹簧一样跳起来，饭盆仍在，象钢枪不离手。有一天，我居然连续被他绊倒两回，把他那分头脑袋砸烂的心都有。但是我要以抢饭大局为重，龇着牙，用搓破皮的手掐着大腿，忍者膝盖的痛，以超强的毅力向食堂冲去。到了食堂，我发现一直被我珍惜使用的搪瓷饭盆被磕掉了一大块瓷，新买的尼龙运动裤也破了个洞。这条尼龙运动裤比我们体育课常穿的蓝色白道纯棉运动裤高级多了，侧面有三条红道，中间还有一条突出的裤线。在食堂排队时，我把摔破的膝盖展现给同学看，他们问我疼不疼，我摇摇头，你们不懂，“膝盖破了是腿疼，裤子破了是心疼”。后来那条尼龙运动裤的膝盖部位，总有一条弯弯曲曲抓在一起的缝补痕迹，好像我遭了缝补的心，这促使我把更多的注意力早早地放在心灵美的培养上。
有时即使成功抢到饭，也有撞上暗礁的危险。海蛎子同学端着溜肉片和四两米饭，刚离开窗口不久，就迎面撞上了呼啸而来的另一个班级的抢饭大军，他摔了一老头钻被窝的同时，还双手将饭盒举过头顶，饭一点没撒。人在，饭盒就在，饭盒里的饭就在! 他这种危急时刻“快狠准”的决策能力，使他在二十年后成为优秀的风投管理人!
北京五中学生证和高考准考证
为了成功，除了硬抢，还可以智取。坐在教室后面的大个儿，要跑到教室门口，显然已经输在起跑线上。初一、二年级，我们的教室在南楼一层。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话语不多泛着蔫儿坏的老范头，另辟蹊径，推窗而跳。插播一下，老范头长大后一改蔫坏的作风，成为了一名潜心祖国医学宝藏的优秀中医，还上过电视，可我潜意识里总对他行医时是否真的不再会蔫儿坏表示警惕。老范头这样跳了多久，我们谁也没在意，直到有一次他推开窗户，跳到迎面走来的校长脚前。从此，学校对跳窗户事件高度重视，每个周一上完操都要进行上一周的跳窗户总结。一次，总结中特别表扬了初二4班，说初二年级只有初二4班没有跳窗户事件。做总结的老师或许忘了，初二4班搬到二楼去了，而其它三个班还在一楼。
到了初三的时候，学校通过多年来对我们抢饭一手资料的观察研习，把抢饭纪律制定得越来越没有漏洞了。每个年级有了自己的指定窗口，高三年级因为精力主要在高考上，抢饭人数渐少，久而久之也就不用抢了，他们和高二年级并为一个队伍，其它四个年级分别各有一个窗口。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因失去了和大长腿的高年级同学公平竞争的压力，在宽松的环境中技艺渐渐退化。而我们搬到了南楼楼上的教室，地理位置变得十分不利，跳窗户肯定是不能够了，跳楼梯成了成功的关键。为了更多级的台阶可以一步跨越，放学后，我常常在操场的沙坑旁苦练跳远。即使到现在，我还有一双健壮的大粗腿，攀登祖国的名山时毫不觉得费力。那时，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共十五级，初三开学时，我最后四级台阶一步跨下，到毕业时，我的最好成绩是十一级台阶都可以腾空跨越，再次应验了“人在关键时刻爆发的潜力让自己都吃惊”这句话。当然，多台阶跨越的前提是前面没有横冲过来的师弟师妹，也没有倒不开步子的老狼。
~ 5 ~ 内化
吃完午饭，有的同学去自来水笼头把饭盒随便一冲，第二天接着使。隔三差五的，我们会把饭盒埋在沙坑里，用沙子搓，这种方法去油腻效果极好。部分同学，拎着饭盒的一角，去锅炉房外的热水龙头排队刷碗。热水龙头的涓涓细流，和食堂大师傅炒菜放的油一样珍贵，是以滴计算的，五分钟只能接到半个饭盒底。这让我们很早就懂得了换位思考，为了让后面的同学也有机会使上珍贵的热水，我们都自觉地端着半个底的热水到一边晃荡饭盒去。写到这，我想起高中文科班有个男生，每天按时拿着从来不洗的搪瓷杯去锅炉房正儿八经地冲一杯雀巢咖啡，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这样。
除了抢饭的大军，也有不抢饭的队伍。一般来说，性格沉静的同学大多不抢饭；或者说，因为不抢饭，一部分同学的性格变得沉静起来。除了回家吃饭的，剩下的同学是带饭的。他们把饭菜用铝饭盒装着，捆着绳。少数同学使用的是不锈钢饭盒，侧面有个折叠的把手，折上时可以把饭盒锁住，再勒上皮筋。全班的饭盒被装在一个绳编的大网兜里，网兜不热饭的时候用来装排球，黑乎乎油腻腻，然后轮流由两个同学用断了的墩布杆挑去西南角的锅炉房。带饭的同学总能在抢饭同学忙活完之前就吃上饭，但是抢饭更有珍惜感。
现在想想，抢饭同学的家长们可能更忙于工作，选择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学校。那时的家长都特敬重老师，而老师为人师表的举止也特让人敬重。我小学的班主任，也是我小学同学家长的班主任。那个同学的家长，一开学就握着班主任老师的手说，孩子就交给你了，你就当他是亲儿子，该打就打。班主任老师也真把同学们当成自己孩子了，不仅给没饭吃的同学买包子，还给尿了裤子的男生洗裤子。五中的老师也一样，上课看见同学睡着了，就提醒说，那谁谁谁，醒醒了，别着凉了；看到同学没吃上饭，就招呼去教师食堂打菜。
教师食堂的菜因神秘而让人向往。我隐约记得有一个学期那里卖过早点，豆浆油条糖三角。高中时每周一晚上卖打卤面，原则上是卖给老师的，我整个一学年的周一为了留下吃面条，都告诉教师食堂的大师傅我要上晚自习。当然晚自习只有我和另一个同样留下为吃面条的闺蜜小李子。
中午吃完饭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主要是赶作业，也可以打篮球，逛东四或去外校串门。我和小李子常在中午不想赶作业时坐在窗台上议论低头赶作业的同学，想象着他们的未来，并操心着他们的婚姻大事。同学们学习很刻苦，活得很当下，让我很困惑。比如，一位曹同学，每天不抬头的研究各种疑难数理化问题，以至于他上了大学，习惯却停不下来。有同学夜里四点钟上厕所看见他在刷牙，不知道他刷的是晚上那拨还是早上那拨的。 而我和小李子烟火气很多，不考试的夏天中午，我常陪着她去后花园的小水房冲脚洗丝袜。下午上课时她就昏昏欲睡，特别是副科的课。一次历史课，她不知做了什么梦，腾地一下站起来，一脸懵懂，问老师“什么问题”，老师也一脸懵懂。坐下后她发了会儿呆，让我和她一起把放学回家后干的第一件事写在手心上，我俩“一二三”张开手掌，上面不谋而合地写着“吃”字。我们俩象手心上不谋而合地写着“火”字的周瑜和诸葛亮一样，笑了。
感谢文章写完后同学发来的校园珍贵老照片
这些中学时期的愉快小事件，不知为什么，一旦接通天线，就像被存在云端的内存一样，无论我人在何处，所处时代如何，都能被瞬间调用，色香味一样不差的立体呈现。而也算做过学霸的我，三十年后，再也想不起那些倒背如流的数学公式、再也不会解那些复杂的化学方程式、添加那些几何辅助线、或背诵商鞅变法的意义，这些，用老师的话说，就是都还给老师了。可是，学过的所有知识都内化成一个热爱学习、有上进心的我。这也许就是教育本来该有的样子，而焦虑的现代社会已经把它遗忘很久了。
同样的，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来中学那五六年中，每天抢完饭后是怎么吃的，在哪吃的，吃饭时都做些什么，聊些什么。可见，如果没有那抹不去的抢饭记忆，我的学校午饭生活就泛善可陈，这也使黄金时代的黄金时刻大大地暗淡。可是正因为有此，我才能够深深地记得那些发生在母校的欢声笑语，记得同学们各自独特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记得老师们让人敬佩的为人师表和对我们父母般的爱护。而且，我深深地感激老师们，在那个年代，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长环境，容忍我们的折腾胡闹，让我们有一个难忘的自由发展的青春，同时又能够把我们的人生引向校训上所教导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正确方向。这一切都让我们回顾旧时光时，充满了温馨的感受，并内化成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母校，请接受我深深的感恩!
2018.01.30
（这是我的第2篇简书习作，若喜欢，就点个❤️吧！祝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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