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董贤贵幸日盛，丁、傅两大家族对他的受宠十分忌惮，孔乡侯傅晏和息夫躬希望取得辅政的高位。正赶上单于因病未能如约来朝，息夫躬借机上奏说：“单于本该在十一月入塞，以生病为由不来，怀疑是有其他变故。乌孙两个昆弥都比较弱小，而卑爰疐（逃亡在外的乌孙将领）强盛，东结单于，把儿子派去匈奴做人质，恐怕他们合势以兼并乌孙。匈奴如果兼并了乌孙，则匈奴强而西域危矣。可以令投降的胡人假扮卑爰疐使者来上书，说想要借天子之威，下书给单于，命令他归还卑爰疐的儿子，然后，又故意把这奏章泄露给匈奴人知道，这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计。”
华杉注：
卑爰疐送儿子给匈奴做人质，之前已有交待，单于向天子请示，天子已下令他归还人质，并且已经归还，不知为何此处重提此事。或许前面的记载有误。
息夫躬的意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出自《孙子兵法》，伐交的意思，是离间他们，破坏他们之间的外交关系。
奏书递上去，皇上引见息夫躬，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御前会议。左将军公孙禄说：“中国应该以威严信义怀服夷狄，息夫躬却对别人妄加猜测，而施之以诡诈之谋，不是诚信之道，不可许。况且匈奴赖先帝之德，称藩臣而保边塞，如今单于因为疾病不能来朝，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我可以保证，在我有生之年，也不会见到匈奴再为边寇！”
息夫躬紧接着公孙禄的话说：“臣为国家考虑，希望能图谋于未然，消患于无形，这是万世之计。而公孙禄只看到只看到他有生之年不会有变化。我和公孙禄的眼光，不可同日而语！”
皇上说：“说得好！”于是让群臣都散会，和息夫躬单独商议。
息夫躬建言：“灾异屡见，恐怕有非常之变，可以派大将军巡视边防部队，整顿武备，再斩杀一位郡守以立威，震慑四夷，以压制变异。”皇上同意他的计划，向丞相王嘉征询意见。王嘉说：“臣听说，要劝勉百姓，靠行动，不靠言辞；应对天变，也是靠实际行动，而不是文辞。百姓卑微脆弱，尚且不可欺骗，更何况以上天之神明，难道是可以欺骗的吗？如今天象变异，正是上天在警诫人君，希望他觉悟反正，推诚行善，则民心悦而天意得矣！辩士只看到一点迹象，就妄以附会星象，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不是应天之道。如果郡守或诸侯国相有罪，应该押解到长安宫门之前，斩首示众（岂能预先设计斩杀立威）。既然对事变如此恐惧，又为何出此摇动安全之计？辩士逞口舌之快，其计并不可听从。商议国政，破坏力最大的就是那些谄媚阿谀，倾危险恶、以辩求惠、用心恶毒之辈。当年秦穆公不听百里奚、蹇叔之言，结果辱国丧师，他悔过自责，想起自己之前不听老人言，便想让他们名垂后世。（秦穆公想要攻打郑国，蹇叔、百里奚谏止。秦穆公不听，秦军被晋襄公伏击，在崤山全军覆没。秦穆公做《秦誓》以悔过。）愿陛下以史为鉴，反复参考，不要先入为主。”
皇上不听。
华杉说：
庸主有两种：一种是自用自专，谁的话也不听。一种是来回摇摆，歪理正理都能动摇他，总没有一个定见。哀帝是后一种，之前杨雄的大道正理他听了，如今息夫躬这一番荒谬绝伦的小人之计，他也深以为然。为什么呢？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没有价值观，就一心只有趋利避害。杨雄讲的虽然也是大道理，但是讨论的内容，都是利害关系。息夫躬胡说八道，但也是讲利害关系，所以他都能听进去。王嘉跟他讲价值观，讲推诚至善，就完全和他的思维没有交集。王嘉如果从利害关系上分析分析，再推演出一番如果息夫躬的计策做，会发生多大灾难，就把他吓回去了。但王嘉是正道之人，非礼勿言，他只能讲正道正理，说不出开合捭阖的话。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前2年——公元2年
共4年
孝哀皇帝下
元寿元年（前2年）
1、
春，正月一日，下诏请将军、中二千石官员举荐明习兵法者各一人，根据推选结果，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2、
就在当天（正月一日），发生日食。皇上下诏公卿大夫悉心陈述皇上过失，又下令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丞相王嘉上亲启密奏说：
“孝元皇帝当年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京师储藏皇帝私人财物的处所）存款达到四十亿。元帝曾经行幸上林苑，冯贵人陪同到兽园，猛兽突然出笼，冯贵人上前用身体挡住猛兽，保护皇上。皇帝嘉美其义，赏钱五万。掖庭宫人有亲戚来见，有给赏赐的，总是嘱咐不要在众人面前谢恩。重视公平，避免偏爱，以免失了众心，赏赐也很节约。当时外戚资产能到一千万的很少，所以少府和水衡（都是管理皇室私财的机构）钱多。虽然遭遇初元、永光年间的饥荒，和西羌事变，外奉军旅，内赈灾民，都没有倾危之忧，就是因为府库充实。
“孝成皇帝的时候，谏臣们多言皇帝微服出游之害，以及女宠专爱，沉湎酒色，损德伤身，直言恳切，但皇帝始终也没有怨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史育数次被贬退，家产不满千万；张放斥逐就国，淳于长被拷死于监狱，不以私爱而害公义，所以虽然对皇上内宫的生活有很多讥议，朝廷上则始终保持安平，这才得以传业于陛下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