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想出名，连小时候都想。
我不到9岁的时候，父亲是生产队长，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每天出工前都要召开社员大会，读《人民日报》读《四川日报》的头条文章。有好几次，大声讲话的父亲身旁，猴子般皮包骨头的我，自告奋勇的拿起报纸大声读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些语录从此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稚嫩声音一结束，父亲一声“散会！”我的父老乡亲们扛着锄头，挑起粪桶分头出工去了。
乡亲们习惯叫我“小队长儿”。
在学堂里读书的我，特别老实。因为我的使命是专心听讲，让老师把知识灌输到自己的骨髓里。读小学上初中那7年，连个小组长都没有混来当。
读高中的时候可不一样了。尽管有学校的工友叫我“孙悟空”，那时因为我人瘦尖嘴猴腮。但我有什么文体活动都积极参加。独唱、合唱，跑步跟着体育老师喊“一二一”，打篮球杨老师让我吹口哨，参加演讲比赛……最开心的时候是晚上站在校园的树下，听广播里放自己的演讲录音。虽然只得了第三名，但我那份高兴劲儿延续至今。
今年毕业40年了，同学们让我在隆重的聚会典礼上演唱一首歌。我把《儿行千里》献给我的母校和老师。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的“作家”梦在心里。艾芜《南行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特别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读了又读。农村处处皆是诗，我写了几首歌诵天空、田野、小溪的诗寄给《星星》，可都石沉大海。想写出名是何其的艰难。
成了一名不脱农的大学结业生后，我做过团支书。组织团员每月搞活动，自个买水泥在村头办黑板报，创办小报，都是自个掏钱。团县委书记都亲临寒舍茅屋来看我。
入党不成，村支书知道我对他构成威胁，所以团支书只干了一年。在家里受人打压，我不得不外出寻找自己的救国道路。
第一份工作是去眉山一个县里罐头食品厂。我不安分守己，看到厂里全是年轻人，就到团县委，申请组建团支部。他们很支持我，问我准备发展多少团员，并首发给我20枚团徽。回厂后，我根据谁好谁是团员的标准，先发了12枚团徽。组织大家学习，开展活动，并且积极搞好厂里的文化宣传。县委范书记来厂里视察工作时，站在我板书的黑板报前，大声表扬我办得好。
那年我22岁。
工作了不到一年，我辞职回到老家，在家门口当上了代课老师。因为家里有妻儿，工作又近，我很乐意。
站讲台的那几年，我坚持写作。小说啊新闻啊都写。县广播站广播了我几篇新闻，每次给我发5毛钱稿费，我很高兴。
90年3月《乐山报》第二版发表了我的一篇豆腐块新闻后，我高兴的几天没睡安稳觉。我想离开家外出学习，打工，但看到三四岁的儿子我又不舍。虽然代课每月有百把块钱，但要彻底改变面貌那是何其艰难。家里是土墙房子，不想办法挣钱不行。于是我买砖回来自己建了个30多平方的养兔场。精心养大的兔子，一次又一次被偷卷完，让我彻底死心离开家。
到了乐山，我报名参加了市级宣传部门编辑出版的《嘉州改革潮》组稿。自己联系，自己采访，自己写稿，我跑了几个区县，写了5篇通讯，他们都是市级规模以上企业的风云人物。
书出版后，我打开书页闻着油墨香半天不合拢。晚上我也放几本书在枕头两边，不时的拿起嗅嗅，拉开灯翻开瞅瞅。我小出名了。
市电视台那一年，到处跑业务，我也算一个小名人。
94年10月我拿着“汉语言文学（新闻）专业”大学结业证书和《嘉州改革潮》成了市报社有史以来第一个应聘的人。
在报社前后15个岁月里，感恩领导对我的关怀、信任与支持，经常与市领导一起考察、开会，采写的要闻刊发在头版头条。每次“本报记者XXX”让我大出名了。
人到中年，因为报社始终不给我解决养老保险问题，被迫辞职创业。
创业13年多来，看到大街小巷有我的广告牌，我也算一个小名人。
50岁以后，我重新燃起了作家梦。于是在小说网上连载了4部小说，都签约了。我幻想着有演出团体联系我，拍影视剧呢。那样我就大出名了。
我也在头条新闻、简书、腾讯新闻等好几个平台上写东西。特别喜欢头条，我不仅写，我还拍，直播老百姓关心的话题。
待我60岁静下来后，我就闭门造车。目的只有一个：
我要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