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同事萌萌来到喀麦隆的第一百天整，从她来这里的第一天，她就和“疟疾”打了照面。100天前，萌萌带着两个大行李箱，满面笑容，眼神充满期待地出现在我们驻点门口，正好撞见我带着我另外一位同事冬子着急忙慌地往医院赶。
接下来两天，萌萌见证了冬子服用青蒿素之后的一系列反应，上吐下泻，发烧，浑身无力，头疼等等。萌萌弱弱地问我：每个人都会得疟疾吗？得疟疾会死吗？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都在冬子身上，就随口说道：绝大多数人都会得疟疾，如果上升为脑虐就很容易死。
谁知道，我随口说的一句话，萌萌竟然当真了。接下来的三个月，萌萌都处于一种等待自己得疟疾的状态，就好像小说中那个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的主人公一样。她每天稍微没有休息好，或者感觉身体有一点儿不适，她就拿出体温计量体温（发烧是疟疾的症状之一）。我们开玩笑说：萌萌，这样下去，不等到你得疟疾，体温计就会被你的体温融化掉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萌萌很快就等到自己得疟疾那一天了。这一天，她说自己头疼，然后就断定自己得疟疾了，上完课，就拉着我们去医院给她测疟原虫。我们到孔院附近一家非洲当地小医院化验。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轻车熟路直接带萌萌到了医院的化验室。穿着白大褂的化验医生，看到两个中国女生来了，注意力根本不在化验上，全程都在用自己蹩脚的英语打听我们结婚了没有。
萌萌一看医生这不正经的架势，再看看杂乱如仓库的化验室，又黑又潮的地面，再看看墙上到处张贴的防艾滋宣传报，突然就急了起来。她紧张地问我，这里卫生吗？到底会不会感染艾滋病？这个问题，把我也问懵了。在喀麦隆，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到当地医院就医，更忌讳抽血化验这种事情。当地医院的卫生条件差，医生专业素养堪忧，最重要的是和当地人一起就医，害怕感染上艾滋病。但是，我只能告诉她，这十几年来，来这里化验的的孔院同事不少，但是感染艾滋病的案例还没有。
抽完血后，我扶着萌萌到大厅休息，等待化验结果。大厅里坐着几位来看病的喀麦隆人，病人的体味混杂着医院的药水味儿，我一个健康人都感觉到反胃，萌萌更是一脸的生无可恋。大厅里有一个小电视，电视里播放传教士摸一下一位坐轮椅的病人，病人马上就可以起来走路了。看到病人站起来，大厅的喀麦隆人满脸虔诚地看着电视，看来他们是很相信这些故事的。可能我脸上的表情出卖了我的心意，一位护士突然问我：你不相信吗？你怎么可以不相信上帝？她这一问，喀麦隆人都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赶紧说：我相信，我相信。然后，就拉着萌萌逃回化验室了。
化验结果出来了，萌萌体内有86条疟原虫。医生说，可以选择打针或者吃药，都可以杀死疟原虫。惜命的萌萌说马上打针，杀死这些疟原虫。医生随即就在本子上写了个我们看不懂的法语处方，让我把处方交给护士，然后去办理手续。这时又来了一位护士，把萌萌带到了一个小房间，去打针了。我办完手续，去小房间找萌萌，医生已经在用酒精擦拭萌萌的胳膊了。那房间黑乎乎的，我问护士，这房间这么黑，你能看清楚吗？护士自信地说，没问题。话音未落，针头就下去了。
针头下去那一刹那，萌萌开始喊疼。我赶紧打开手机闪光灯，看到那针头都在皮肤下面浮起来了。我大声喊停，但是那护士固执地说，没有问题。手上一使劲，把针剂一下子推完了。萌萌痛地眼泪大滴大滴往下落，这护士笑着招呼同事过来看萌萌掉眼泪。她们用非洲女人特有的凶悍大嗓门，配着碴子味的法语嘲笑着说，中国女人真娇气。这边萌萌扎针的地方已经肿的像鸡蛋那么大了。
我们俩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中，我网上找到一个偏方说，用土豆敷伤口可以消炎。其实，每个人被蚊子叮后，体内多多少少都会有疟原虫，只要心态平和，注意生活规律，是不会引发疟疾的。我开玩笑说，萌萌，你的疟疾肯定是被自己吓出来的。萌萌一脸释然地摊在沙发上，说：等了三个月的疟疾总算是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