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宗教是一个负面的词，它意味着那些没办法让自己坚强起来的人通过宗教幻想来解决自己的痛苦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社会中很多人被问到是否信教的时候，他们都坚决说“不”。在很多人看来，承认信教无疑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在漫长的时间尺度里，在某种意义上，宗教的确为那些没办法让自己坚强起来的人提供宗教幻想以处理自己的痛苦、因而担当起了某种类乎今天的“心理援助机构”的功能。甚至于宗教也曾经担负起了道德教化的功能、类乎今天的学校所要扮演的角色，然而这就是宗教的全部的话，宗教的确已经过时了。因为如果宗教的主要功能仅止于此、且已然分派给社会职能部门，而这些职能部门倘若又能有效的运作的话，宗教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

然而，宗教的功能不止于此，宗教更为主要的功能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通向人之生命存在之超越维度的“管道”。当然，这一功能起作用的前提是人足以体会到个体生命需要那样的超越维度。换言之，对个体偶在而琐碎的生命体验而言，需要一个超越的“神”为它们指引方向和提供意义。否则的话，个体生命将会陷入到偶在而琐碎的生命体验中而失去自我把握的能力。

每种宗教都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关于“神”的说法。由于语言那非此即彼的内在逻辑以及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必将遵从的社会逻辑，每种宗教都会将它们自己关于“神”的说法格式化、绝对化。人也因此在它们所选择的格式化、绝对化的关于“神”的叙事中得到了它们所要的痛苦与焦虑之缓解、道德之教导。对“神”的说法的格式化、绝对化构成了每种宗教“世间法”（或曰“肯定神学”）的那部分。

然而，如果人们进而试图从宗教中得到得更多、试图通过宗教之“管道”而申达超越之维度的话，格式化和绝对化的宗教言说也就成了一种障碍。于是乎，针对这样的需要，宗教又为它的信众们提供了一种打破语言之局限性的途径（佛教谓之“中观”、基督教谓之“否定神学”）。

打破语言之局限性在于“迎接”那不可言说之超越维度的“临在”、也就是超言绝相的“神”本身的“临在”。那么，是不是一说到“神”，我们就只好闭嘴呢？也不尽然。我们通过长久的对“神”的问题的思考、探讨和经历，至少可以在人的存在性体验中对“神”的问题以及宗教与“神”的关系问题有所梳理了。

首先，具有现代心智的人会觉知到：传统宗教对“神”的言说和体验是和处于前现代的人的生存状况、心智水平和语言方式分不开的。传统宗教的“神”只对传统社会有效。换言之，如果对于前现代的人们而言“神”真真实实地存在的话，随着前现代处境与语言方式的消失，那个“神”也的的确确地“死了”、正如尼采所“宣布”的那样。如果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传统宗教的“神”还在被真实地而非仪式化的信奉着的话，那仅仅意味着信奉传统宗教之“神”的人们之心智未能进入现代社会或不适应现代社会。

其次，具有现代心智的人会觉知到现代社会之自我设计其实不能解决人的痛苦焦虑、道德指导以及超越性需要之满足的问题，因此上，现代人并非不需要宗教，而是需要一个符合现代胃口的宗教。眼下，许多诸如巴哈伊教之类的新宗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以迎合现代胃口，而“新时代运动”则为这种现代胃口提供广阔的背景资源。当然，形成中的新宗教犹如旧宗教之形成一样，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许多令人遗憾的东西。

其三，具有现代心智的人会发现，我们其实在两个层面上体验着“神”。一个层面的“神”就是“绝对主体性”，而另一个层面的“神”乃是“无意识原型”。

何谓“绝对主体性”？“绝对主体性”问题之“站出”源于人们对“绝对有限性”之觉知。简单地说，我们一般人人常犯错误的根源就是看问题难以全面。我们总会陷于在某个片段和某个范围中去把握问题。当问题仅仅存在于某个片段和某个范围中，我们通常可以有效解决问题因而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然而，一旦问题超出了我们所能把握和控制的范围之外，我们就立马暴露在“失控”的处境之中，我们掌握的“真理”就立马变成了谬误。这就像我们自以为熟悉家附近的路，一但离开家附近，就会迷路。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不熟悉的环境中也不至于迷路呢？这就需要我们发明一种“卫星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保证我们即使离家很远也不会迷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太空的视角。有了这个视角，他们才足以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拥有一个整体性的洞察。人对自身生命的体验其实也需要一个“卫星定位系统”来为我们提供一个来自“太空”的整体性的视角、以便让我们足够全面得把握人生。毫无疑问，这就是“神”的视角。对于现代心智而言，“神”是什么已经不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问题在于，生命需要一个“神”的视角，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迷失在琐碎和偶在的“密林”中不能自拔。

当我们对自身的存在状况拥有一种整体性的“神”一般的视角后，我们就会在一个整体性的高度“重装”自己，让它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建自身的目的性。只有当绝对主体以“神”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才足以将自身体验为更高的层次上的存在物且在更高层次上重建自身的目的性且藉以自我升华。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只有一亩田，我们只能在一亩田里像一个雇农一样地埋头种庄稼。如果我们一朝成了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主人，这土地就足以改变我们的意识、逼着我们发挥出超越自身局限性的与世界打交道的水平以及主观能动性，并据此在一个更高级的层面上去做一些超乎个体利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神”对我们的而言就是一个超越的维度和绝对主体的象征。“神”超越于“我”又内在于“我”。

何谓“无意识原型”？人类之存在，乃一无形“剧本”之展开（至于到底是“剧本”书写了人类的“存在”还是人类的“存在”书写了“剧本”则纯属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此无形的“剧本”自有其“书写”的逻辑。这“剧本”由一些“主题”组成，无限多样的人们之生活不过是这些不多的“主题”变着花样的展开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看小说或了解别人的生活时会看到惊人相似的自己）。这些“主题”又分成两部分————问题的呈现与问题的解决之道。比如：苦难与苦难的解救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类生活之“原始剧本”的某一个主题。人类是一种在语言中“是”自己的动物，人总要通过选择一种语言方式和概念系统来言说这些“主题”、以便安顿生活之不可控性所存在性焦虑。于是乎，人们在各自的文化系统中选择把“苦难与苦难的解救”这一“原型主题”叫做“罪”与“基督的救赎”或“业障”与“佛的救渡”。前现代的心智不能让人们超越语言之既有规定性而领会到那个抽象的“原型剧本”。前现代人基于一种“神话世界观”的认知模式将“基督”或“佛”视为一种客体性的真实、就像某座山、某个星星一样。至少在前现代的处境中，这十分有效。

然而对于现代心智而言，基于一种理性主义加经验主义的现代认知模式，那些客体化的“神”已经难以安顿他们的存在性焦虑了。现代心智需要直观地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原型剧本”，但遗憾的是：“原型剧本”并非理性与经验的对象，这就导致了现代虚无主义世界观之流行———没有“神”，人必须自我立法。难道真的没有“神”吗？非也，“没有”的只是在现代语境中失效的关于“原型剧本”的现代叙述方式而已。简单地说，现代人需要为“神”取了个新的“名字”，而这个新的“名字”足以召唤出“原型剧本”之直观呈现！而这一呈现足以帮助现代人理解自身的命运。

综上所述，现代世界需要现代宗教，现代问题引出了对“神”的问题的现代理解。而传统宗教形式以及语言方式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扬弃、但非全然的抛弃。因为我们现代人总是一只脚站在前现代的背景之中，一只脚正迈向后现代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