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有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这大概是我20岁的人生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我想说我听到了，但又觉得听得有些模糊不清，在三分钟的谈话里，我的思绪已经从旅行计划，飞到旅行工具飞机，飞到马航，飞到马航有没有幸存者，飞到死神来了，飞到无神论，飞到无神论的英语是不是atheism，飞到bloody hell 今天还没背GRE，飞到今天晚上一定要记得往GRE里夹进我最喜欢的小狐狸书签，飞到送我书签的好朋友，飞到她所在的波士顿，飞到有空再去吃波士顿龙虾…
这看似漫长的思维过程，实则是我每天清醒的15小时每分每秒的常态。
我喜欢称之为“发散性思维”，但其实它的学名叫做“注意缺陷”。
从出生起，我就比别的孩子“更难养”：睡觉不安分，母亲5分钟的离开便可以让我哭闹不止，在幼儿园里整天稀里糊涂…后来我知道这些都是ADHD的前兆。
ADHD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多动症”，我始终不怎么愿意称之为多动症，因为多动仅仅是ADHD最明显最无害的一部分。
二
我们家有个“趣事”始终是家庭聚餐上的固定话题。
外婆总是津津乐道：“小学的时候哦，我往班级门口一站，老师还在上面讲话，就自己跑出来了哦，然后帮我讲，外婆你来啦，我们回去伐…”
我的小学充斥着批评、罚站和老师扔书，侥幸我有个还算灵活的脑子，成绩让老师没有多加刁难我，只是给了我“不懂事”的评价。
然而注意力不集中并不是最为可怕的，7、8岁时，妥瑞症的症状逐渐明显了起来。
妥瑞症通俗来说叫“抽动症”，其症状从字面理解就是肢体不经意的抽动，也称为强迫行为。频繁眨眼、发“怪声音”成为了我的噩梦。
小学老师将一切归结为调皮捣蛋，在我眨眼、发“怪声音”时当众责骂我。极其可悲的是，在对老师权利的无限认可下，当时我真心地将一切归结于“调皮捣蛋”，以至于前几年谈起我的小学经历，我的母亲才知道我小学时期被老师的无数次为难。
然而我依旧是无数ADHD和妥瑞症患者中幸运的，我有音乐和妈妈。
三
我的母亲是一名生物学家，在ADHD和妥瑞症还没在中国普及的那个年代，母亲早早认识到一切问题的根源在我“尚未成熟的额叶和我异常的神经递质“。
她从小到大从未给我贴上ADHD和妥瑞的标签，只给我一个理念：这是聪明人、反应快的人才有的问题。这个理念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自卑。
她不制止我的“怪动作”、“怪声音”，也不责骂我的东奔西跑，而是选择生动有趣、言简意赅地把重要的知识点在我的上蹿下跳中灌输进了我的脑子。
她从不厌烦我的“多话”， 教会我热爱科学，去认识人类，去探索一切我所感兴趣的事物。
在我如今接触一名名ADHD患者的家长后，我才了解到这样的宽容有多么难能可贵，会对一个尚未成熟，只能懵懂将一切“坏”行为归结自身的孩子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
四
至于音乐，三岁开始学钢琴，十一岁考完十级，8年间从未有逼迫和不情愿，这是每个长辈和老师公认的“奇迹”。
然而这大约是ADHD和妥瑞症给我开的“挂”。
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大约的意思是ADHD和自闭症是人类进化的表现。
的确如此，“注意分散”加以学习和引导，是“Multi-tasking”的有利条件。
“注意分散”使我看谱、左右手弹奏、右脚踩踏板、听音反馈协同得有条不紊，同时不知是否因为多任务的同时进行占满了我的注意通道，注意力分散和强迫行为仿佛在我身上彻底消失，专注和效率使我通体舒畅。对于听觉通道的过分敏感虽然让我对噪声烦躁不已，但是也带给我了绝对音准。
到20岁的今天，我仍然每天练琴，虽经常有演出，但是目的不在于表演，更在于享受那种“专注”的快感。
四
每当提起我最感激的老师，我总会说钢琴老师和美术老师，虽然这无关我的美术水平，至今我仍然把天鹅画得像一只火鸡。
初一的时候，美术老师在课上放了一部改变我一生的电影：《叫我第一名》。故事讲述的是一名患有妥瑞症的男孩成为教师的励志故事。我第一次发现我的一切“怪异”都是有解释的，并且世界上有无数与我相似的人。
我从未认为我是自卑的，但是小学老师的责骂，以及同学在我做“怪动作”时状似无意的观察实则在我心中慢慢留下了我自己都未曾留意的阴影。至今我都会过度在意自己的行为，行人随意的一眼都会引起我的焦虑。
在这部电影后，我在图书馆翻遍了所有的心理学与医学相关书籍，开始了对自己长达8年的“行为疗法”。
五
我对自己最早的、无意识的、并且有些不成功的治疗是强迫行为刚刚出现的9岁，当我意识到我无法控制地发”怪声音“时，我将每次的“发怪声音”替代为了无伤大雅的“耸鼻子”，但当我发现“耸鼻子”加入了新“怪动作”行列时，我又将“耸鼻子”改为了“扯头发”，前前后后尝试了十余次替换。正式学习心理学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有些失败的“行为替代”的雏型，但仍不失为一次有趣的探索。
探索心理学之后，我慢慢形成了基于自身对于ADHD的一套理论，我从我对练琴的专注上推理出了两条结论：我能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集中注意力，并且这件事需要一定的操作难度。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定数目的注意通道，ADHD的注意通道更多，通过一些“小动作”填满这些注意通道或许能弥补我分散的注意力。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Attention Capacity”理论。我开始放纵上课时的“小动作”，惊奇地发现摇摆椅子、转笔、玩手指、上课写作业让我的听课更有效率。
我的初中生活慢慢走起了上坡路，然而这样的平稳仅仅持续了两年，初三时，我的情绪开始出现了波动，当时我以为这仅仅是因为课业的压力和青春期的到来，学习心理学后我才意识到情绪问题是ADHD的问题之一。
我无法控制与人争吵的冲动，会因拿过零食忘洗的手摸到刚洗的头发火冒三丈，会在半夜里蒙着被子哭，会突然之间兴致勃勃又在一瞬间因失去兴趣而烦躁不安。
六
升入高中后，情绪问题日渐明显，注意缺陷又重浮水面。
我所在的高中，被称为上海的”四校“之一，中考时莫名其妙地混进科创班，每个人天才般的学习能力使我无所适从。
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压力和生理的双重作用下始终无法抑制的烦躁情绪，更令我无法适从的是每个人对于学习和升学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无穷的动力，而我始终认为学习和生活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应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在这样的不适从下，我又因为妈妈的一句话醍醐灌顶：你只要有一点比别人优秀就行。
于是我努力学习，但是仍然在每个午休溜到音乐教室弹琴唱歌，在每个课间晒着太阳看着同学刷题，在图书馆搬回心理学书籍垫在语文书本里“开小灶”，在寒暑假不写功课溜到妈妈的实验室跟着做实验…
用中二的语言来说，我曾经追逐并仍在追逐的是“自由的灵魂”。
奇妙的是，在这样的routine下，我的情绪渐渐平稳下来，不因任何药物或行为疗法，而是因为我对自己有了认知和定位。
我开始隐隐形成了一个概念，“有解决方案”是所有情绪问题的cure。
七
高考时，我和中考考进“科创班”时一样，稀里糊涂地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只是专业的选择是我唯一坚定的：教育康复系。我想研究研究行为异常，研究ADHD，研究妥瑞症，研究情绪问题。
大二时，我幸运地接下了一个ADHD孩子的干预，将我一切的理论、实践、经历运用在这个孩子身上。
我同样告诉他只要有一点比别人优秀就行，我教他在做出决定前默数6秒克制冲动，我教他讲述自己在成人看来渺小的”痛苦“。
我想我是幸运的，就好比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教另一个经历相同的人，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ADHD孩子，而理解和信任恰恰是干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大二的我虽然“半路出家”，但是也能够更大胆地去教授一些我曾经用过的“旁门左道”。我也敢于质疑理论，因为理论本就来源于无数的经历。
音乐始终是我沟通的媒介。“音乐治疗”乃至行为干预都被称为“软科学”，但是仅仅从每个人类对于韵律、节奏、音高天生的敏感，我相信音乐是一切的良药。
八
ADHD对于人的内心大约是一场历练。大三我来到美国交流，每天仍然经受注意力缺陷和情绪问题的考验，但是我愈加学会了“live with it”这个道理。
半夜大哭后冲去琴房敲一首拉赫马尼诺夫前奏曲；抑制不动争吵的冲动时来一段蹩脚刺耳的小提琴让自己笑崩面膜；课上偶尔克制不住发怪声音后带头大笑…
和高中时一样，我想“每天发发疯”大概会是我一生的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