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的张仲景，出生于名门望族，还有当官老爸，本来有机会济身于官、富二代行列，怎奈天不遂人愿。东汉末年战争频发，“民弃农业，”种地人跑没影了，吃饭都成问题。虽然与官富二代无缘，但家里藏书颇多，张仲景便宅在家里读书。

有一次，张仲景读到一本医书，里面讲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从此对扁鹊的医术很崇拜，“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末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父母本来指望儿子考取名牌大学光宗耀祖，可儿子对着医书读得不亦乐乎，于是苦口婆心地劝，甚至还请来心理医生张伯祖辅导。

张伯祖是位医生，为人正直医术高明，在当地很有名气。但张伯祖在接触张仲景之后，认为他在医学方面是天才，结果不仅没能将张仲景引入“人间正道，”反而更深地陷入“歧途，”收其为徒，还将毕生所学倾授与他。

先有偶像扁鹊后有导师张伯祖，张仲景如鱼得水医术渐增。而与他同龄的朋友们，有的求取功名做高官，有的则在商界打拼成为土豪，而且都混得有头有脸，唯有张仲景依然默默无闻。

不比较才快乐，淡定的张仲景，每天为病人诊脉治病，有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蛇出没的森林采摘药材。偶尔还要抽时间下乡，在村屯间搜集整理民间医术，针灸、温熨、药摩、吹耳等医术不仅被详细记录下来，有时还要亲自试验。就在张仲景专心研究医术时，一顶乌纱帽从天而降。

公元196年，张仲景因“孝廉”被举荐进入官场，担任长沙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官居省长的张仲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每天处理完公务，还想为老百姓诊脉治病。

东汉时期社会风气浮华，身为公家人可以喝酒品茶打麻将，甚至养猫遛狗，但若进入百姓家，不仅失了身份也会让人耻笑。但是张省长与众不同，他的业余爱好就是看病，离开百姓玩不转，怎么办呢？

张省长别出心裁，每月初一十五，开通省长接待日，民众可以随便进入，规则是不谈政事只问诊。张省长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亲切接待每位患病百姓，为患者诊脉开药，对那些生活困难的百姓，不仅免费诊治还要免费送药。于是每到初一十五，政府门前排起长龙，不是上访告状而是看病。

任职期间，张省长虽然政绩平平但却深得民心，尤其是省长亲自坐堂为百姓看病，更是被传诵一时，而且因此催生出一个新名词“坐堂，”为了纪念张仲景，人们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称为“坐堂医。”

张省长虽然热衷于坐堂，但是随着战争频发瘟疫流行，尤其是伤寒病，几乎无药可医，而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张仲景“见朝政日非，”无奈地叹息着“君疾可愈，国病难医。”于是写下辞职报告，从此远离官场。在少室山清静之地，张仲景着手研究伤寒病。

为攻克伤寒难题，张仲景不顾危险与伤寒病人同吃同住，以更好地观察病情，时时记录病症，同时深入民间搜集偏方加以研究。

有一次，张仲景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药店，有位叫王神医的，对治疗背疮及伤寒有些经验，于是长途跋涉几百里前去取经，并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药性及各种药品识别。

就在张仲景潜心学习时，又一次瘟疫袭来，许多城镇几乎变成鬼城，张氏家族更是死亡过半，而许多医生不顾百姓死活，趁机抬高药价，草草诊脉之后就乱开药，根本没有做到“医者仁心。”张仲景为救百姓，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在坐堂，但救治效果并不明显，他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尽快研究根治伤寒病，才能解决百姓痛苦。

公元205年，张仲景开始撰写《伤寒杂病论》，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及刻苦研读《素问》《内经》等古典医藉，前后历时十年左右，终于写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理论结合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这本书确立了对伤寒病“六经分类”的辩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传世巨著，也极受海外医学界推崇及借鉴。

近水楼台先得月。邻国日本在康平年间，就陆续选拔出二百多位专家，逐字逐句地研究探讨这部鸿篇巨制，不仅喜欢用张仲景处方，制药厂也以此配制中成药。而朝鲜、越南及新加坡等地医学界更是以此书为范本，学习并研究中医学。时光流转到现在，《伤寒论》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不爱做官爱坐堂。从布衣到官至省长，再从省长华丽转身，成为悬壶济世的医者，张仲景以天下苍生为已任，摒弃浮华务实求真，把医学事业做为毕生追求的目标，并最终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伟大医圣。

名利如浮云终将散去，而高尚品德与情操则如日月，纵然岁月更迭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