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在我小学快毕业的那一年夏天去世的。他得了食道癌，不能吃东西，最后连水都吞不下，人很瘦，只剩下皮包骨头，但是瘦得一点也不难看，就像小溪里被钓上来的白色叉条鱼晒成的鱼干，白白的，干干净净的。
爷爷是在他自己的床上咽气的，母亲、二姑妈和我把爷爷从他的床上抬到客堂间已经为他准备好的门板上时，他的身子已经僵硬。母亲抬头，二姑妈抬腰，我抬脚。爷爷的身体很轻，几乎感觉不到分量。他的脚髁很细，我的两只手捏着刚好。
母亲和二姑妈来不及哭泣，她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要通知亲朋好友，要准备爷爷的丧事。家里依然和平常一样安静，我没有哭泣的欲望，爷爷从床上睡到了门板上是被我们抬出来的，他一直很安详地睡着，跟平时睡着没什么两样，只是从来没有睡得这么笔直，我没有把爷爷跟死联系起来。我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好像他过一会会醒来。
爸爸回来了，左邻右舍都来了，家里嘈杂起来，有人在爷爷的脸上盖上了一张姜黄色的火纸，这种纸是在清明时节烧给死人在阴曹地府花的钱。看到这种纸我知道，爷爷是真的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我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
我一直认为亲人是不会死的，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个非常宠爱我的爷爷了。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爷爷买回了一个半导体的收音机，跟一块造房子用的青砖那么大，外面有一个棕色的牛皮外套像个小拎包，把收音机装在里面可以提着。夏天的晚饭以后，爷爷拉着我的手，我挎着收音机出门散步。我们穿梭于大街小巷，行走在乘凉的左邻右舍之间。收音机一直开着，里面有人在说话，有时候说话声音听得清晰，但我不知道它在说什么，问爷爷，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有时候很嘈杂，就像奶奶烧烫的油锅倒下青菜的“滋滋”声，里面的说话声音完全被“滋滋”声淹没了。
我们每走一处，都有人羡慕地说“收音机啊！”还有人说“这个收音机要很多钱吧？”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和爷爷都沾沾自喜，一般不作回答，除非有人追着问究竟多少钱时，爷爷会用胳膊肘碰一下我，让我告诉他们说“四十块钱”。要知道，六毛钱一斤的猪肉一年只能吃上几回，且都是在逢年过节吃的，四十块钱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然后，爷爷和我在人们“啧啧”的惊叹声中扬长而去。
邻居有位阿姨问我“阿梅，你的收音机里面在说什么？”
我说“不知道。”
邻居阿姨问“你们是不是在收听台湾电台？”
我说“不知道。”
邻居阿姨说“收听敌台要把你爷爷抓去。”
我赶紧说“我们没有收听敌台，不信你自己听。”我说着把收音机递过去，收音机里除了发出青菜下油锅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邻居阿姨和乘凉的大人们都哈哈大笑，他们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我知道了台湾电台就是敌台，收听台湾电台爷爷要被抓去的。
以后还是爷爷拉着我的手，我挎着收音机，晚饭以后出门散步。但每次打开收音机我都要认真听一下，里面有没有说“台湾”两个字，如果说了，我马上调换频道，因为那时我已经学会了调换频道。
爷爷有一个习惯，冬天喜欢烤火，他喜欢拎一个“脚缸”，即小陶瓷缸沿上加一个半圆形的柄，两只脚可以踩在柄的两边烤鞋底，鞋底暖了脚也不冷了。“脚缸”里盛的是灶堂里烧饭剩下的灰和碳火，用灰把碳火盖着，一点一点的拨开，一“脚缸”碳火可以暖暖地烤半天时间。有时候，爷爷拎着“脚缸”烤手，烤手的时候他总是低着头，低着低着他会睡着了。我在旁边踢毽子，“啪”一下毽子踢到了爷爷光光的头顶上，爷爷被惊醒了，准备用手去拿掉头上的毽子，我说“不许动，头上长鸡毛了很好看。”爷爷放下了已经举起的手，仍旧烤他的火，毽子在他的头顶上一动不动地站着，我从爷爷的左边蹦到右边看他头上的毽子，我拿来了镜子给爷爷照，我说“爷爷你像个大公鸡吗？”爷爷没看镜子就说“像，像”。
毽子不玩了，玩跳橡皮筋，一头套在椅子上，一头让爷爷帮我拉着，我让他慢慢地把橡皮筋升高，他总是等我转过身去时把它放低，他怕我摔跤。那时，我还以为他在打瞌睡拿不好，我掰着他的手给他比划高度，说“这次不要睡着要拿好了。”
爷爷咽气的那张小床在爷爷生病以前一直是我跟他一起睡的。半夜，等全家人都睡着以后，我们会轻轻地起床，拖出床底的小木箱子，用一把小钥匙打开上面的小铁挂锁数钱。打开箱子盖有一股霉味出来，箱子里垫着几层报纸，报纸上面有钱，报纸下面也有钱，都是十元面值的“大团结”，数着数着我就不知道多少钱了，瞌睡也来了。我对钱没有兴趣，我只是对半夜起床偷偷数钱的行为好玩。爷爷说“明天早上我们上茶馆，吃早点。”
第二天早上，我从睡梦中被爷爷叫醒去上茶馆时，街上行人稀少，很多店面还未开门，但茶馆里临街的几张方桌旁边已经围坐了许多人，有的捧着自己带来的紫砂茶壶在“滋滋”地喝茶，有的一条腿架在板凳上一只手捏着长烟斗边抽烟边聊天，有的边喝茶边吃烧饼包油条。茶馆很黑，街面的店门板还没有全部卸完，几盏吊在漆黑的天花板上的电灯发出黄黄的光亮，光亮在里间老虎灶上冒出的水蒸气里忽明忽暗。不时的有人拎着开水瓶来打开水，开水锅上巨大的木锅盖一掀开，一阵蒸汽上来，灯光暗了，慢慢地，蒸汽散了，灯光又渐渐明了。
爷爷给我买了次米饭包油条，中间加了白糖的，又香又甜。我们找了个空位置坐下来，是一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每一张方桌的四面围着四张这样的长板凳。爷爷从他的紫砂茶壶里给我倒了一杯热茶，黄色的茶水有微微的苦味，不难喝。次米饭吃完了我就会催着爷爷回家，爷爷临走前都要捧着他的紫砂茶壶猛喝几口，再到里面老虎灶上舀上滚开的水把茶壶加满，然后一手捧着茶壶，一手牵着我的手回家。
我上幼儿园都是爷爷负责接送的。爷爷除了早晚接送，另外，中途还要去幼儿园一趟，早上或者下午到教室外面扒着窗户看我，以至于同学老是羞我说“你爷爷看看你在学校读书有没有哭”。我说“我不会哭的”，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哭过。
雨天，爷爷会撑着一把很重的黄色大油布伞来接我，他背着我，让我的双手吊着他的脖子，他一手撑伞，一手伸到背后护着我，怕我掉下来。爷爷有点驼背，可能是他长年弯着腰干篾匠活的缘故。被爷爷背着总不是特别舒服，我更愿意被爷爷牵着手自己走，蹦蹦跳跳，走走停停，到处看看。被爷爷背到一家最大的百货商店门口，我跟爷爷说“爷爷，停下来休息一下。”爷爷把我放了下来，我说“爷爷，我们到店里看一下。”爷爷随我走进了店堂里，我在店堂里找到了我喜欢的高帮套鞋和花洋伞，我把爷爷拉倒柜台前，让营业员阿姨拿出高帮套鞋和花洋伞，我跟爷爷说“爷爷，我要买，我要自己走路，不要你背，背着我你太吃力了。”爷爷二话没说，从腰间拿出大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十元的“大团结”递给营业员阿姨，阿姨说“不够”，爷爷又抽出一张，阿姨给爷爷找了零钱。我高兴地接过套鞋换上，爷爷拾起我换下的布鞋夹在腋下，然后帮我打开花洋伞，我神气活现地走出了百货商店。街上的雨还在下个不停，我希望雨下得越大越好，我有了套鞋和雨伞。我也希望街道越长越好，永远不要走到家，撑着我的花洋伞穿着我的套鞋一直这么走下去……
有时候，爷爷带我到乡下大姑妈家去串门，在乡下，我像个小尾巴一样的跟着他寸步不离。爷爷在乡下是很受欢迎的，都说他是个有钱人。谁都知道爷爷的床底下有一个小木箱子，里面全部是十元的“大团结”。左邻右舍经常有人问我，跟爷爷半夜起来数钱有没有这回事？问爷爷箱子里的“大团结”都发霉了有没有这回事？我点点头，于是，爷爷有钱的事人人皆知。大姑妈要给爷爷杀鸡吃，满园子地赶着抓鸡，鸡抓在大姑妈手里，爷爷说“不要杀，我拿回去自己杀，你们急急忙忙的炖不烂，我咬不动。”大姑妈很尴尬地把鸡交给了爷爷。爷爷一手拎着老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手牵着我回家了。乡里乡亲的问大姑妈“你爸来了怎么不吃饭就回家？”大姑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爷爷的饮食习惯很单调，他基本上不吃蔬菜，一年四季都是梅干菜烧肉，盛在一个铝的腰子形的盒子里。他一个人在一张小桌上吃饭，只吃梅干菜烧肉一个菜。我们一大家子人在一张大的八仙桌上吃饭，都是蔬菜，很少吃肉。他经常乘我不注意偷偷地在我的饭下面放一块瘦肉，我很高兴饭吃着吃着里面冒出了一块肉，于是，我看看爷爷，他埋着头吃他的饭一点表情也没有，好像这事更本就不是他干的。
爷爷也背着大家捉虫子给我吃。是一种被爷爷称为“飞子”的虫子，小小的有黄豆那么大有很多脚，经常在墙角见到。爷爷说吃了眼睛会亮。每次看到这种虫子爬在屋檐下的墙角里，他会站到椅子上去捉来，把它的脚掰掉，放到自己嘴里一口吞下去，有滋有味的样子，我问他“好吃吗？”爷爷“嗯”一下，我说“比红烧肉好吃吗？”爷爷又“嗯”一下，我确信它是很好吃的了。我说“我也要吃”，爷爷在几个墙角找了找，没有找到，我不住地咽口水。以后只要看到墙角我都要找“飞子”。有一次找到了，爷爷捉了来，掰掉了它的脚送到我嘴里，我吃下去了，但是什么味道也没有吃出来。我问爷爷“为什么要掰掉它的脚？”爷爷说“不掰掉脚它会在肚子里爬。”它最后会爬出来吗？我想不明白，爷爷也不知道。后来，爷爷又捉了“飞子”我不要吃了，不好吃。
有时，我在忙着玩，爷爷会跟在我的屁股后面不停地说“梅，你叫我爷爷呀，”我会很不耐烦地回答他“爷爷，爷爷，你自己不好叫的，老让我叫。”说完，我又去玩自己的了。左邻右舍经常拿我回答爷爷的话跟我开玩笑“爷爷，爷爷，你自己不好叫的，老让我叫。”直到我长大以后，还有人学着这句话跟我开玩笑。
每天放学以后，我都要到爷爷上班的工厂里去，跟爷爷一起回家。爷爷干活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工具箱，里面有很多东西，大部分是工具，我寻找爷爷给我买的点心，有时候是一个烧饼，有时候是一个烤番薯。爷爷不在，我会坐在那里先把东西吃掉，然后找一张凳子写作业。有时候旁边的工友会跟我开玩笑说“不能吃的，烧饼是你爷爷放着药老鼠的。”我说“你骗人，”接着毫不犹豫地把烧饼吃了。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一个白白瘦瘦的老头，给人很干净的感觉。他的头发很少，头顶上光光的，就后脑勺长着一圈白头发，梳得很整齐。他说话很少，总是默默地干活，默默地吃饭，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让我叫他爷爷。
后来，我知道爷爷不是爸爸的亲生父亲，是奶奶带着一岁的爸爸嫁给爷爷的，爷爷一生没有留住亲生的一儿半女。他的老家在东阳，那一年日本人烧掉了他的村庄，他带着妻儿逃难，一路的颠沛流离加上瘟疫，妻儿病死在路上，他默默地擦干泪水，编了条篾席把妻儿包裹起来就地埋了。为了活着，他只身挑着手艺担子来到晓镇干篾匠活，在晓镇一住就是一辈子。曾经他想回老家，听说老家还有个远房侄子日子过得还不错，他想把我一起带走，爸爸不同意他走更不同意把我带走，后来没走成，不知道是因为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爸爸一直随爷爷的姓，我随爸爸的姓，等于我随了爷爷的姓。
爷爷是个温和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也没见过他和任何人吵架。
后来，爷爷生病了，不吃梅干菜烧肉了。
再后来，爷爷什么都不吃了。
最后，爷爷死了。
家里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亲戚都来了。来一个人，母亲和二姑妈都要跪着嚎啕大哭，一方面是伤心，一方面是对前来祭拜的客人回礼。我跪在爷爷旁边默默地烧纸，大人们说我烧的纸是爷爷在“那里”花的钱，我烧得越多爷爷可以花的钱就越多。于是，我不停地烧纸。我想，从此后爷爷跟我花的钱都不一样了，爷爷是真的离开我了，我的眼泪不停地流出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