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个女孩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总是对一些外地人印象深刻。但这不能说我喜欢外地人，相反地，我很讨厌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怪怪的，被我们称为“侉子”。

侉子,读音为kuǎzi，是中国一些地区的汉语方言词汇，该词具有轻蔑和嘲笑的意味，是一种不礼貌的称呼（摘自360百科）。如果是山东人，则称山东侉子，河北人则称河北侉子，而本文的主角谷存弟是个乌盟侉子。

乌盟是内蒙古中部的一个地区，现在已更名为乌兰察布市。虽同为内蒙人，但口音却大不同。大不同的口音给他们贴上了鲜明的侉子标签，这标签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耻辱，但他们无法改变这种现状。

谷存弟是个女孩，在小学二年级时转来我们学校，令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她居然做了我的同桌。这让当时的我认为，我们的班主任肯定是脑子进水了。

记得我请了一天病假，再回到学校时，我的同桌就由云义变成了谷存弟。我把书包扔在凳子上，充满敌意地望着她，拍拍前面金海的肩膀，“这个人是哪来的？”金海还未答话，谷存弟抢着说：“我叫谷存弟，昨天转来的。”她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暴露了她外地人的口音。我愤愤地骂了句：“侉子！”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她的表情有些受打击，但没说什么。

我现在都不能清楚，我当时为什么那么讨厌她。她长得并不难看，如果我当时看过83版《射雕英雄传》，我可能就不会讨厌她了，她长得有点像扮演黄蓉的翁美玲，可惜的是我当时并没看过——那时我们村还未通电。所以说，她长得不仅不难看，应该还很好看，但我就是没来由地讨厌她。

后来我发现，讨厌她的不只是我，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讨厌她，包括女同学，没人愿意和她玩。现在我仔细回想一下，她似乎并没有做过让人讨厌的事。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她是个侉子吧。

她的到来，直接影响了我的心情。我打开课本，却看不下去，早自习上同学们吵闹的读书声，更让我心烦意乱。我又捅了捅前面的金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坐在我这里？”金海回头说：“我哪知道，你问魏老师去！”我没敢去问魏老师，心里越发不痛快。

她忽然给我推来一张小纸条，我瞟了一眼，见上面写了三个字：谷存弟。她用笔在三个字下面重重地画了条横线，其意大概是说，就是这三个字。然后她又在旁边画了同样一条横线，把笔递向我。我明白，她是让我写下我的名字。当时的我无法理解这一做法，有话不会说吗，传什么纸条？所以越发讨厌她，就没理她，把目光投到课本上。

成年后我想，她可能是怕我笑话她的口音吧。

上第一节课时，魏老师说：“鄂佛歌，给你安排了个新同学，她停过半学期的课，基础差些，你多帮帮她。”我说噢，没问题。谷存弟便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我很反感，心里冷笑，让我帮你，等着吧！

那节课我上得风生水起，比平时更加主动积极，魏老师一提问，我总是第一个举手。就在我站起来对答如流的时候，眼角的余光能瞥见谷存弟羡慕和崇拜的眼神，我心里就美滋滋的，有一种吊打对手的快感，却在冷笑。

那时我的学习好，那是真好，考试成绩基本都是满分，所以深得老师们的器重和同学们的喜欢。魏老师经常在板报上写道：学习好的同学有：鄂佛歌……后面跟着一串名字；纪律好的同学有：鄂佛歌……后面也跟着一串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跟在我后面的那串名字不停地变换，而我的名字却永远保持在第一位。

下了课，谷存弟第一句话就是：“你太厉害了！”

我理都没理她，径直出了教室。

我表面上应承着魏老师，可是实际上并不帮她，还在她某道题不会时趁机取笑她。所以她的学习并没有跟上来，反而越来越差了。倒是她的存在让我越来越努力了，为的是和她形成鲜明的对比，体会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种差距越大，我就越得意，我想许多人在小时候都有过类似的心态吧。

魏老师不知情，对她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经常批评她。某次测验后，我满分，她没及格，魏老师大发雷霆，提着教鞭走过来，狠狠地鞭打着她的课桌，“我让学习最好的同学和你做同桌，你却拿出这样的成绩来报答我？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鄂佛歌吗……”还列举了很多她应该对不起的人。

这时，我有些担心，怕她会告我的状，但她并没有。她只是低着头，流着泪，不解释，对于魏老师那一连串的“对不起”不停地点头，仿佛真的对不起这些人似的。那样子，倒让我有些不忍，所以之后有那么几天，她问我题时，我便认真地给她讲。不过热度没持续几天，我就又不理她了。

谷存弟上学经常迟到，有时上到第二节课她才来。她家住在二队，离学校很近，两三里的路程；我家在新建队，当时差不多算最远的了，但我从不迟到。这又成了老师们教训她的借口。

“你看看人家鄂佛歌，住那么远还来那么早；再看看你，住这么近还天天迟到，难怪你学习跟不上！就这种态度，我把玉皇大帝安排给你做同桌也没用。”

每当这时，我就十分欣慰，终于有个理由让我相信，她学习差是自己的原因，与我无关。我把这个原因背诵下来，以便当她向老师告状说我不帮助她时而给予有力地还击。不过，此举纯属多余，始终没派上用场。

家在二队的同学私下里议论她，说她爸妈正在闹离婚，没人给她做饭，她自己做饭吃完就迟了，所以不能按时到校。也有人说，她爸妈离婚的原因是她妈生不出男孩来，即使生出一个，也存不住，总是夭折，所以给她取名叫存弟。

那时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有个无法考证原因的奇怪现象是，越是想要小子的人家越是生不下小子，想要个女子的人家反而左一个右一个卜丢卜丢地生出一堆七狼八虎，以至后来娶媳妇成了负担。

生不出小子的男人便把责任推到了老婆身上，生不出弟弟的女人就把希望寄托在姐姐身上，于是就给女孩取名招弟、来弟、引弟、存弟……莫言小说《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金童，就是他母亲在生出八个“弟”字辈的女孩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

如果我说，我很同情她的处境，从而改变对她的态度，你肯定会赞赏我。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并没有一点同情，我认为生在一个离婚的家庭是可耻的，这种可耻传递给她，她也是可耻的。就如当时的农村人所言：“王八人家才离婚！”那么，生在王八人家，自然就是王八孩子。所以我更讨厌她了，仿佛她是一个坏孩子，影响到我的世界观了。

然而她，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大概是同学们都不喜欢和她玩让她感到孤独吧，她就成了我的跟屁虫，带着一点刻意的讨好，这更增加了我对她的讨厌程度。或许在她的意识里，我至少是她的同桌，这个“名份”让她只能依赖我，尽管我不值得依赖。

她送过我两次东西，一次是两支铅笔，她说她在路边捡了一毛钱，在大队供销社买的；一次是一个玻璃蛋儿，是从她老家姑姑来时带着的五岁表弟手里哄来的。

尽管我讨厌她，东西却不讨厌，都收了。

铅笔无所谓，毕竟对我来说，那是大人们应该买的，即使她不送，我也不担心没铅笔用；我中意的是那颗玻璃蛋儿，纯绿色的玻璃球体，中心有红黄蓝三朵花瓣。我那时一直好奇，那些匠人是怎么把花瓣装进玻璃球里面的。后来我拥有几个玻璃蛋儿时，砸碎一个，可是并没有找到里面的花瓣。

但在那之前，谷存弟送我的这一颗，是我拥有的第一颗玻璃蛋儿。

那时农村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有那么多的玩具，我们的玩具都要亲手制作，木头做的刀枪是最常见的。我曾经制作过一把木剑，用烟盒里的明纸把剑身糊出来，挥动一下，明晃晃的，离远望见，还以为是真的宝剑呢——那是我那时最得意的制作。

我们男孩子那时玩的最多的游戏则是弹溜蛋儿和弹盖盖。溜蛋儿指的就是那种玻璃球，但只有很少的小伙伴有；没有玻璃球的小伙伴就弹盖盖——墨水瓶、药瓶等的盖子——玩法规则和弹溜弹儿是一样的。我记得有七八种玩法，比如保虎坑、撒野蛋儿、争老大、捉小偷……还有许多种记不大清了。

因为谷存弟送了我玻璃蛋儿，我对她的态度大有改观，主要表现在肯和她说话了，但在讲题上，我还是敷衍了事，并不热心。尽管如此，对她来说，已是百年一见的恩宠。那段时间，她很快乐，连走路都蹦蹦跳跳的。

不过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发生了一件事，又让我对她讨厌了。

那时的孩子很封建，男女生单独在一起——所谓的单独，就是距离其他人超过五米的距离——就会被认为是找对象，然后就会相互取笑。被取笑的就会极力争辩，结果是，曾经单独相处过的那两个人就成了仇人，坚决不相往来。即使在狭窄的教室门口碰到，也一个看天，一个看地，夸张地表现出苦大仇深的样子——这似乎也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则。

某个课间，我给谷存弟讲一道题时，忽然觉得四周静悄悄的，抬头一看，教室里只剩下了我和谷存弟，接着便听到一阵起哄。同学们都站在外面，扒在玻璃上吼。我羞得无地自容，站起来就跑，可是教室门被同学们从外面别死了，我便爬上课桌，翻窗出去了。

这事本没什么恶劣的影响，那时同学们经常这么玩，玩的和被玩的都知道这是玩笑，不会当真，玩过就没事了。可是让我愤怒的是，谷存弟竟然没跑，这在当时是不可理解的，在我着急地四处寻找出口时，她淡定地坐在座位上拍手大笑，样子极是开心，仿佛这是什么荣耀似的。尽管这在现在来看并不是耻辱，但在当时却是。

她还用她那特有的乌盟口音说：“你跑啥呀？”

这就尤其让我痛恨。

跑啥呀，我不懂，反正遇到这种情况，被关在教室里的两个人都应该跑才对，不跑就证实了同学们的猜测，即两人在找对象。如果换做另一个女同学，我可能还好些，可这个人是谷存弟，我的感受就非常不好了。

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都回到了教室，老师还没来的时候，我狠狠地瞪了谷存弟一眼，低声问她：“你为什么不跑？”“跑啥呀？”她还是这句，“玩嘛。”“你真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如果那时学过“恬不知耻”这个成语的话，我一定会用上。“再不要理我！”我最后这样说，看见她的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

我当时想，在那种情况之下，她即使弄不开门，爬不上桌子跳不出窗户，起码应该立刻起身，哪怕是装模作样，也要做这样的尝试，这是这个游戏的规则，尽管从没有人规定这个规则。像她那样坐在原地不动，还拍手大笑，这让我十分恼火。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如果某对男女同学被困在教室里，就会很淡定了，反而骂那些搞这个恶作剧的人无聊，不逃也不恼，该干啥干啥。由此可知，谷存弟当时的表现并不是真的“恬不知耻”，只是比同龄的孩子成熟些罢了。可谷存弟没有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

但在二年级的时候，在我以为，谷存弟的行为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她的这一行为，让同学们误以为是她的默认，就不时地有同学开我俩的玩笑。尤其是吵架时，我更不能接受同学们那句：“哪个像你，找了一个乌盟老婆。”我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于是有一天，我拿出削笔刀，在课桌上刻了一条泾渭分明的“三八线”。似乎觉得还不彻底，又在“三八线”上划了无数条像尖刺的短横线，意思是说，你要过来，就扎你。我做这一切的时候，她只是在笑，说我真好笑。

可是“三八线”并没能对谷存弟起到作用。她总是毫无预告地就把作业本推过来问我问题，每当这时，我就用手指点着“三八线”瞪她一眼。她有时赶忙缩回去，可怜巴巴地说：“能给我讲讲这道题吗？”有时却不以为然地说句：“别闹了！”仍然把作业本推在我面前，“这道题怎么做？”

别闹了，我是在和你闹吗？

我感觉到我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于是决定要给她来一次严正声明以示威慑，否则像她这样的智商，永远理解不了我想和她要断绝外交的鲜明态度。当她送我的那个玻璃蛋儿磕碰得斑斑驳驳时，我就还给了她，还说：“不要你的东西！”这时，她仿佛有些受打击，拿起玻璃蛋搓捏了半天，想说什么，却没说，只是默默地把它装进铅笔盒里。

有那么一段时间，她不骚扰我了，她再遇到不会的题时就问前面或后面的同学，要么偷偷瞟我的作业，想照抄。我就用胳膊把作业本压起来，把头枕在胳膊上写，故意把铅笔压得重重的，发出很大的声响。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徒劳，似乎死了心，即使是我不把作业本压起来，她也再不往我这里瞟一眼了。

而这时，我又有些失落。这就好比是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不屑与某个小国建交，心里却又希望着对方来巴结。尤其是当其他男同学给她讲题时，这种失落感尤其强烈。当那个男同学给她讲会了，我就更加失落；当那个男同学讲了半天，表示无能为力时，我就十分快意。

后来，我故意把写得工工整整的作业本展开来摆在“三八线”界边，而当她拿起笔正要照抄的时候，我又把作业本合起来。你应该能想像得出我当时的表情，带着一点吊儿郎当的得意，又带着点显摆的意味，尽管我不承认。这就好比，某人拿着一块糖饼逗狗，把狗的胃口吊起来，摇着尾巴流着涎水以为马上就能吃到时，他却把糖饼塞进自己嘴里，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去，从狗可怜的表情中享受那种乐趣。

但是，家贼难防，她还是得手了。

某个早晨，魏老师抱着一摞作业本，绷着脸走进了教室，在例行的“起立”“坐下”之后，魏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几道题目，然后喊道：“谷存弟，你上来把这几道题做一下。”谷存弟就低着头走上讲台，接过粉笔，瞪着黑板看了半天，就是不动手。

我得意，这几道题对我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何况是你。

“会不会？”魏老师问。

谷存弟摇了摇头，抠着手里的粉笔，一团团白屑飘了下来，迷蒙在清晨的阳光里。

魏老师翻开谷存弟的作业本，问：“那你的作业是怎么完成的？”

谷存弟一言不发，仍在抠着粉笔。

“这么难的题，全写完了而且全对，你是不是照抄的？”魏老师用教鞭抽着谷存弟的胳膊，“说话呀，是不是照抄的？”

谷存弟的胳膊随着教鞭的抽打就本能地缩一下，但她还是不说话，连点头摇头的动作也没有，只是抠着粉笔，她的脚下就像下了一场初冬的小雪，白茫茫的一片。

“别抠粉笔，它和你有仇吗？”

谷存弟便停止了抠粉笔，但问死问活就是不说作业是怎么写完的。我后来想，她的沉默或许是在保护我，因为那时老师们有个奇葩的规定，出现照抄作业的情况，不仅照抄者挨罚，就是被照抄者也难幸免。

“鄂佛哥！”魏老师终于把矛头对准了我，“你上来！”

我意识到摊上事了，不敢再得意，便战战兢兢地走上了讲台。“来，你把这道题做一下。”魏老师递给我一支粉笔，我很快便把那几道题做了出来，这时又不免有些得意。“谷存弟，你解释解释这一步的意思。”魏老师用教鞭敲打着黑板上我刚写下的算式。

谷存弟自然是回答不上来。

“鄂佛歌，你不知道同学之间不能互相照抄作业吗？”魏老师用教鞭捅着我的肩胛骨，“说话呀，你也哑巴了？”其实她用力很小，我并没有觉得疼痛，是强烈的耻辱感让我哭了出来——这是我自上学以来第一次被老师指责，所以我用沉默与哭泣表示抗议。

“魏老师！”谷存弟终于开口了，“他不知道，是我在他不在时候偷偷照抄的。”

她始终没哭，这在我以为，她是在嘲笑我的哭，仿佛她胜利了，我失败了，所以我就更恨她了。

“那也有错，自己的作业就应该放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魏老师简直有些强词夺理。大概她也意识到自己的强词夺理，所以并没有罚我；对于谷存弟却没有手软，让她站在讲台旁边听了一节课。站在讲台旁边远比站在后面难受得多，不仅要随时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还得被同学们各种内涵的目光时刻包围着。

这事的影响是，我和我的同桌几乎成了仇人。

某天放学，那天我值日，离开教室的时候，校园里的同学们已走完了。我走到校园门口，谷存弟站在那里，我瞪了她一眼，旋即意识到瞪她是不对的，有失我的立场，对于她，我应该直接无视。我便别转头，向一边走开。

她小跑几步追上了我，站在我的面前。我站住了，眯着眼睛，鼻子里喷着粗气，此时此刻，我真想照着她的脸上来一拳。不过使用暴力向来不是我善长的。她急切地把手伸进书包，一阵摸索，掏出一盒大号的蜡笔。

“鄂佛歌，”她叫了一声，又低下头去，双手捧着笔记本递向我，那样子仿佛一个大臣向君主上呈奏章，“上次我姑姑来我家，偷偷地给我一块钱让我买零食吃，我没花，就拿它买了这个，送给你。”

她抬起头，满含期待地地望着我。

我从眼睛缝里瞄了一眼那盒蜡笔，它确实是我想要的那种。那时，我的父母对于我的学习极不关心，给我交了报名费就算完成任务了，文具就是基本的铅笔、小刀、橡皮三大件，后来又添了尺具。对于诸如蜡笔、笔记本、字典之类的非必需品，尽管我一再强烈要求，他们却从没给我买过。

每当上美术课，看着同学们用七彩的蜡笔画出花花绿绿的图画时，我的内心就有十二分的羡慕嫉妒恨。为了应付美术作业，我不得不借用前座金海的蜡笔，因此我必须对他保持绝对的敬重，否则他就不借给我。

后来，我便偷了教室里的彩色粉笔，回家后研成粉沫，再用燃烧的蜡烛水滴上几滴，和成糊状，搓成圆柱形，就是简易的蜡笔。不过老师用的彩色粉笔只有两三种颜色，我也就只能做两三根蜡笔。

父母这样不重视我的学习，但我的学习始终很好，一直到初中，从来没落后过。我曾经暗自埋怨他们，直到成年后的我被孩子的学习搞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时，我才隐隐有种认识，也许当时的父母并不是不重视我的学习，而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我也因此对当下的教育方法很是怀疑。

原谅我的絮叨，我说这些的意图，就是想表明当时的我是多么渴望拥有一盒属于自己的蜡笔，所以接受谷存弟的馈赠或说贿赂，不能迁罪于我的贪婪和爱占小便宜，是有历史根源的。所以当谷存弟拿着那盒蜡笔递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本应该义正辞严地拒绝她，但我没有。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她把蜡笔塞进我的手里，转身跑了。

我和谷存弟就算和好了，这说明我还是挺懂感恩的。我不再拒绝给她讲题了，尽管我是多么地不情愿，尽管我还是那么烦她。那段时间，她的学习有了点起色，上课也敢举手回答问题了。而且，那段时间，她很快乐，快乐到得瑟的程度，对此我颇为不满，但我表面上还是接受了她是我同桌这个残酷的现实。

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那时，班里有个别早恋的同学互相以情书传递心意，学校对此打击得很厉害，一旦发现，是要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的。有时还会把当事者双方揪到全校师生面前“丢人现眼”，以儆效尤。所以那时，好学生是不会早恋的，连想想都觉得是罪恶。

某天放学，我正在埋头写作业，谷存弟把一个用纸折成的小方块悄悄地放在我面前。我一怔，“什么？”“没啥，你看看吧。”她笑了一下，露出两颗翁美玲式的小兔牙，便背起书包走了。那一刻，我看到她的脸有些红。

情书！

我的脑袋嗡地炸开了，像是有人把我的脑细胞摘去，瞬间不会思想了。我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动得很剧烈，伴随着身体也微微颤抖，视力有些模糊。半天，我才清醒过来，看到那个小方块上面还叠出一个贝壳似的小花。据说，这是情书的专用叠法，有见多识广的同学曾经说过，但没人会叠。

如果我是个好学生，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这封信交到魏老师手里，然后获得一个检举揭发“不良少年”的荣誉，但我并没有这么做，说明我这个好学生是徒有虚名的，也说明我对谷存弟的排斥和厌恶是口是心非的。这时，前座的金海回头对我说：“回哇！”，我急忙合住作业本，把那封信夹在了里面。

整个回家的路上，我都失魂落魄的，像得了什么怪病似的，金海和我说话，我总心不在焉。他察觉到我的异样，问道：“你咋了？”我摇摇头，说没事，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上有汗珠滚动，身体发虚，有点晕。他提出要玩一会儿再回，我拒绝了，他骂我没意思。

回家七八里的路程，我感到异常的漫长，恨不得生出一对翅膀飞翔而去。好不容易回到村里，金海回家去了，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到路边的玉米地里，打开书包，拿出夹在作业本里的那封信来。拆信的过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她叠出那种花样，极其难拆，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却又手忙脚乱。我的动作跟不上心的节奏。

终于，信拆开了，我便坐在潮湿的土地上，认真地看起来。

“鄂佛歌你好，做为你的同桌，我很开心，真的好开心！我家里情况不好，所以学习不好，多亏了你的帮助，现在我好开心。我想对你说一些话，又怕你讨厌我，所以我就给你写信，你真好！我能成为你的同桌，我很荣幸，希望我们一直做同桌，你不要嫌弃我。我们会长大，长大了以后我们还做同桌，请不要拒绝我的要求。”

信写了半页，下面的空白处画着一幅画：一轮红日，一间草房子，房后有一群山羊，门前是一条歪歪扭扭的小河，对岸是几块农田，却没有人。

完了？

我不甘心，又把信从头至尾仔细看了一遍，还是那些不痛不痒的内容，又翻过信的背面，一片空白。我有些沮丧，坐在玉米林里愣了半天，终于没能领会她的意思。在我当时的意识里，男女生互传纸条，必然是情书，必然会出现“我爱你”或者“我喜欢你”这样奇妙的词语，然而我却一句也没看到。

晚上写作业时，我还是无法集中起精神来，脑子里还在想着那封信。我偷偷地拿了支蜡烛和火柴进了凉房，点上蜡烛又仔细把那封信看了几遍，并没有看出字里行间还藏着字。我甚至对着蜡烛想从纸的夹层中看出字来，也是枉然。

总之，我很失望。

这样看来，我当时还是希望她写几句情话的。我没有考虑过假如她写了“我爱你”之类的话，我该不该答应她，该不该告老师，但我当时确实就是很想看到这样的话，但我没看到，所以就很失望。对于这样一封让我失望的信，我没作任何回应，但信却认真地保存着，经常偷偷地拿出来温习一遍，所以信上的全部内容，至今我还能流利地背出。

不过，我愿意和她主动说话了。

我和她的彻底决裂，同样是缘于一封信。

我不知道二年级的学生能识多少字，反正我们还没开作文课呢，但我经常能看到谷存弟拿着整页的信藏在桌子下读，有时甚至是两三页。看完信后，她便偷偷地伏在桌子上写回信。在她没给我写信之前，我并没留意，好像听她说过是她乌盟的姑姑寄来的。

就在她给我写了那封信后不久，某个早晨，她踩着铃声跑进了教室。一坐到座位上就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撕开来，抽出两页信纸，藏在桌子底下偷偷摸摸地看了起来。她看得很专注，表情沉重。我侧转身体面向她，盯着她看了好半天，她完全无视我，这让我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衅——她至少向我解释一下的，尽管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要向我解释。

“谁的信？”

我终于忍不住问她，她或许没听到，或许正在难过，总之没回答我。我又加大音量问她：“谁的信？”她抬起头，木然地望了我一眼，就继续埋头读信。这是什么态度？我的怒气被激了起来。“给我看看！”我伸手去夺信，完全忽略了我根本没权利看她的信，差点就成功了。她把信及时地向一侧拿开，给我一个愤怒的眼神。

她的眼神让我无法接受，我又扑上去夺信，我相信我的体力绝对远远超过她。她展开有力的还击，一手护着信，一手五指屈成鹰爪的形状抓我——这是当时女生惯用的招式。我的招式是拳头，我忘了我打了她几拳，但我始终没能抢过信来。同学们不明就里，把眼神都投向我们，有的起哄，教室里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魏老师走了进来，我们便不打了。“你们干什么？”魏老师喝道。谷存弟赶忙告状：“鄂佛歌抢我的信……”魏老师好像没怎么听明白，用目光向我征询原因，我意识到了自己理亏，无从解释。

这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吵开了，大致的意思是，错的是谷存弟，我是对的。同学们的理由是日常的各种事由——我这样学习好纪律好五讲四美的好学生是不会错的，这得益于平时我在同学们中间的威望。谷存弟还在试图争辩，但她的声音被淹没在同学们的声讨声中。魏老师左看看右看看，并没注意到谷存弟无力的表达。

最后，魏老师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谷存弟还要说话，被魏老师粗暴地制止了，她把她教训了一顿，声明此事到此为止，各自反省。虽说是各自反省，但魏老师的观点很明确，好学生偶尔打个架似乎情有可原，坏学生打架就是十恶不赦罪加一等。

那天上课时，谷存弟根本没有在听，她一直在用纸团擦着嘴角，纸团上粘着殷红的血迹。她的嘴里破了，我的拳头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她没再看我一眼，神情冷漠，自始至终没哭一声，没流一滴眼泪。那一刻，我隐约有些后悔，心里残存的良知让我感觉到，她好可怜！我不时地用余光瞟她，她的头就像装了机械限位器，再没向我这边拧动一下。

我取得了胜利，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第二天，她没来。第三天、第四天……我身旁的位置空了半个多月。终于有一天，魏老师说，谷存弟退学了。后来听二队的同学说，谷存弟的父母终于还是离婚了，谷存弟跟了她妈，然后就搬走了。至于是回了乌盟老家，还是转到了其他学校，没人在乎，也没人会把她退学的原因归咎到我的头上，大家（包括我）都认为她是因为父母离婚才退的学。

但我却始终感到不安，从此消沉了许多。

三年级后，我在同学当中的活跃程度大大降低，上学放学，我总是独自一人，匆匆地来匆匆地走。我的走路速度就是从那时练就的。那些放学不回家聚在路上玩耍的学生有时拦住我，让我一起玩，我都一律拒绝。在他们眼里，我成了一个怪人。我不知道我的这些改变和谷存弟有没有关系，反正我是改变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有个高年级的学生叫林立峰，他是那种被老师称作坏学生的孩子，他经常领着一帮“小弟”欺负那些他认为不顺眼的同学。那时的校霸确实很厉害，有不少同学因此被迫退学，老师们并不能做到时时事事公正执法，况且老师们有时确实管不过来。学生们也都不敢告状，否则会遭到更严重的打击报复。

我就是被欺负的其中一个。

林立峰欺负我倒不是因为我不顺眼，他说是我太不给他面子了。好几次放学的路上，他领着一帮人拦住我，问我为什么不和他们一块走，凭什么这么牛B？其实就是让我像其他同学一样追捧他。我始终没说话，眯着眼睛继续走路。他们挑衅了一阵，也就放弃了。

终于有一次，林立峰对我动手了，他揪住我的领口，气势汹汹。跟随他的那帮“小弟”个个精神抖擞，都想见识见识他们“老大”的超凡战斗力。我说：“有种单挑，一对一！”林立峰把我甩开，挽起了袖子：“好，一对一就一对一！”

我们便打了一架，结果他输了。

我把他按倒在地，他挣扎了半天起不来，就冲那帮“小弟”发号施令：“快上啊！”那帮小弟并没给他面子，谁也没上，有的只是劝道：“分出输赢就行了，放开吧。”我想，他的小弟不过是表面上奉承他，并没有谁真心愿意为他两肋插刀的。

我放开了他，扬长而去。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没完。林立峰又一次在放学路上拦住我，想一雪前耻。我受到上次胜利的鼓舞，士气大增，再一次把他放倒。他气急败坏，捡起一块石砸破了我的额头，至今伤疤犹在。我没有他那么心狠手辣，不敢用器械；况且我始终觉得，打架这事得讲规则，不能乱来。为了教训他，我把他推进了三米多深的水闸洞里，他的那帮小弟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出来。

之后，我就被林立峰的二爹打了。

他二爹三十多岁，五大三粗，那次打得我很惨，鼻血长流，胳膊都要被他踹断了。他打完我以后又恐吓我，说我如果再欺负林立峰，他就废了我。我终于还是害怕了，以后即使是林立峰拿石头砸我，我也不敢再对他采取暴力，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忍受着。

我终于体会到谷存弟那种无助和无力的感受，这个世界，处处充满了欺压和不公平，后台远比实力重要得多。所以后来我发明了那句“不怕流氓不要命，就怕流氓后台硬”的话。对我来说，林立峰的二爹就是他的后台；对于谷存弟来说，有意偏袒的老师和盲目随大溜的同学们就是我坚不可摧的后台。

我想，如果她能出现在我面前，我会毫不顾及脸面地当众向她道歉。尤其是我被别人欺凌而无奈时，我更意识到自己罪大恶极。我试图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她的退学与我无关，但我还是不能全然释怀。

我又见到谷存弟了。

那时我六年级，依旧保持着“独行侠”的风格。某个深秋的下午，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一匹马，拉着一盘耙。我让到路边，以便让马匹通过。就在马匹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听到有人问我：“放学了？”我认了半天，终于认出是是谷存弟。她变了样子，变得更单薄，脸色紫黑。她双手牵着缰绳，跟在耙后面。我一下子愣在那里。她本来想站住和我说话，可是瘦小的她揪不住马，就被缰绳带走了。她回头冲我笑了一下，就走了。我依稀还能看到她那两颗翁美玲式的兔牙。

她笑了，我哭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总之是感觉到，她的遭遇并非是因为我造成的，这让我十分欣慰。她笑了，说明她没怪我，我终于可以解脱了。她那回眸一笑中，带着友好、亲切和不舍，是对校园的不舍，是对悄然逝去的童年的不舍。时隔多年，她的样子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尽管她没怪我，但我仍愿意说声对不起，这是我欠她的。

然而，我再没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