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响下，公益机构急需获得社会捐赠，以度时艰。离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不足一月，多地政府已经开启了行政动员大会，进行“行政动员式募捐”。
行政“逼捐”名目繁多，不捐不行
这种“行政动员筹款”行为引起不少争议，有人称之为“逼捐”。有专家认为这种凭借行政权力，使用强制手段主导开展募捐的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早在2014年，有媒体报道某地多位公务员曝光了该镇“摊派教育募捐参考标准”：“正科6000，副科5000，正股（副股）3000，其他公务员、在编合同制人员、合同制人员2000，合同制以下人员自愿。”
法律专家认为：这种“参照标准”有变相强制捐款的嫌疑，而且这种行政募捐方式，就是一种明显的政府越位行为。
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以“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成为慈善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据报道，上海、北京、大连等地率先试水慈善会的“去行政化”和“基金会化”，深圳市慈善会、广州市番禺区慈善会也与当地民政部门脱离隶属关系，转向成为具有独立法人治理结构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慈善组织。
行政“逼捐”行为，打击公民捐款的积极性，也是对整个公益机制的破坏。“逼捐”扭曲了慈善本意，更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腾讯出台新版公约，提倡自主捐款
8月14日周五傍晚，腾讯悄然发布新一版的《99公益日透明守信共建公约》。
据内部人士透露，此次公约是腾讯联合190余家主流公益机构联合发布，而且署名的机构是要在腾讯公益的内部系统里签名确认的。
在此新版的公约里，增加了许多条款。
其中，第4条明确规定了尊重捐赠人自主捐赠的意愿，在筹款过程中不得强迫他人捐赠；这新增的内容再次强调了“尊重捐赠人自在捐赠的意愿”，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近日多地“行政动员式”募捐行为。
而且近年来，以“99公益日”为代表的互联网公益发展，因其用户参与机制、公开透明和竞争机制，大受广大欢迎。
公益机构之间从过去资源和渠道能力竞争，日益转向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综合能力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某些慈善会单纯依靠政府资源、运动式筹款已不合时宜，而应该主动跳出“舒服区”，平等参与行业竞争，通过提高服务社会和吸引用户的能力体现自己的存在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与捐赠。
在新版公约里，腾讯还强调重视各类公益慈善组织的价值，积极开展多方协作，共建良好的行业生态。除了反对行政“逼捐”，腾讯公益在新增条款中还强调了数据隐私、虚假报账、“零成本”等等。
此次新版公约的出台，是腾讯联动整个行业对公众的一份承诺，效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