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初到美国时，特别想和美国人做室友练英语，所以大卧找了个ABC来住。她父母都是台湾来的，她出生在美国，然后回到台湾住了几年，五岁的时候又回到美国；她其实听得懂也会说中文，但是和其他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只用英语，而且语速超快、来去如风，给人一种不是很和善的感觉。有一次在厨房里碰到，我们难得的在友善的氛围中聊了一会天，她抱怨了她的家庭，说她很怨恨和讨厌自己的母亲，说和这些心理阴影战斗多么不易，哀叹她必须定期去看昂贵的心理医生。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人说恨自己的母亲，大吃一惊之余，对她的评价又大打折扣。况且，看一两次心理医生还可以理解，每周都去看那不是病得不轻吗？
有一次寝室聚餐，她又谈起精神健康在美国怎么被忽视，多少人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可是又看不起病。我忍不住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也都有不开心，不代表这就是抑郁症，也不代表他们需要治疗。而且，为什么要让抑郁的人看病吃药改变自己，他们的不开心和痛苦有可能是这个社会造成的，需要改变的是这个社会而不是他们！”
当时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自己带着这么强烈的情绪，直到我读到《哲学能做什么》这本书里介绍的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才发现自己的潜在心理已经被书中的几段话精确的概括出来：“历代精神病学都宣称是基于科学真理，但主要是一种道德评判体系”；“精神病学的临床应用似乎隐含着一些判断标准：某些生活方式好于另一些生活方式。治疗精神病患的努力，其实可能是一个社会用以控制不道德行为或不良行为（比如同性恋、自杀、网瘾）的方式”。为什么给予精神病学专家判断哪些症状可以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很危险？因为“精神病学专家对于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没有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和所有专业人士一样，精神病学专家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服务（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说：“你若只有一把锤子，再无其他，那么一切在你眼里好像都是钉子。”）”这几乎会难以避免的导致过度医疗，正常的状态（因丧亲而悲痛，因工作而焦虑）也会被认为需要药物干预。一句话，“精神太重要了，因此不能只把它交给精神病学专家”。
这就是我对推广心理治疗的最大担忧。你打开了这扇门，心理医生就不会满足于治疗那些真正的病人，越来越多的人会被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对每个人生活与思想的干预也会在“治病”的旗号下越来越多。就像同性恋曾经被视作精神病一样，现在不开心也是精神病，以后不婚和丁克是不是也要划归精神病？一句话，打开了这扇门，一切与主流社会提倡的生活方式不符的生活方式都有被定义为精神病的可能。
每个人都抑郁，让他们看心理医生或是吃药是个简单的选择，但这忽视了造成人们抑郁的真正原因。人们抑郁，是因为被迫做着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是因为社会人情淡漠，是因为竞争社会里无休止的攀比，是因为真爱难寻挚友难觅，是因为丧失了爱与被爱的希望。你可以把他们推向心理医生，付着每小时300元（高至上千元）的治疗费，让一个陌生人解构他们的童年和人生，然后承认自己是个病人，和那些看不见的阴影战斗，寄望自己能够“痊愈”。然而他们并没有病。他们只是人。人会孤独，会悲伤，会恐惧，会自卑，会焦虑，会渴望爱。也许在未来，心理学会如此发达以至每个人都能被后天调教成一个完全快乐的个体，但至少现在，这些人性的脆弱一面是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要素之一。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请帮我介绍一个XX地区的心理医生，我觉得自己已经找不到一个不付钱可以说话的人了”。这让我觉得非常悲伤。你看，我们需要的很简单：一个喜欢我们，爱和我们聊天、陪我们犯傻的人。然而在这个一切都被物化、被商品化的世界，有一天你会发现周边500米内有好几家心理诊所愿意诊疗你，然而没有谁会在你工作累了的时候递上一杯热茶、给你捶捶肩，或是在一个明媚的假日按响你的门铃、拉着你的手去踏青。而也许我们最后会安于这样的命运，努力工作挣钱办张心理诊所年卡，然后重复在生活中崩溃和在心理医生面前抹泪的循环。
但说真的，我们不是病了，而是需要爱。让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让世间多一些爱的努力，为别人，也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