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标题时，打算往书名号里填写书名，竟将“出家”写成了“无忌”。我已经进入到有时人名、书名等等关键词就在脑子边上但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年龄，不过我敢肯定，将“出家”误写成“无忌”，绝不是一时失忆，而是下意识。《出家》的作者名叫张忌，当然是这种下意识的源头，但不是主要源头。通读张忌小说《出家》的过程中，一个念头总是在我的脑子里进进出出：将职业和尚的进和退就这么和盘托出，会不会犯了忌？
将和尚作为一部作品的主角，前人的尝试不在少数，最深入人心的恐怕就是以玄奘西天取经为蓝本的《西游记》了，在这部极富想象力的魔幻小说中，就算作者吴承恩集齐了嬉笑怒骂甚至插科打诨等等艺术手法，让读者愉悦着就感同身受了西天取经之艰难，但是，唐僧这一艺术形象从没有跳脱出世间对出家人的构想：端庄、正义、心无挂碍、一心求取真经。距离我们最近的关于出家人的神话，恐怕就数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传说了。当年他断然抛弃红尘遁入空门的消息经由市井小报传播出来后，关于一个有钱又有综合才能的富家子弟何以出家的猜想，就不绝于耳直到今天，即便如此，弘一法师还是以一个大隐于市求取真经的形象留存于记挂他的人的心里。
随着寺院里的和尚开始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做法事时可以停顿下来接听手机、开始在报章上写专栏，我们已经接受和尚也是一种职业的现实。但，那只是一种彼此的心领神会，张忌要将这种意会用文字表述出来，并以小说的方式流播于世，会不会冒犯虔诚的佛教徒？
当然，《出家》无意于对出家人职业化有所褒贬 ，《出家》的本意在于呈现一个进城务工人员的艰难岁月：一个名叫方泉的农村进城男青年，有妻有女，日子已然不轻松，但这个聪明又机灵的年轻人，不能逃脱农村人的惯有思维，想要一个儿子。如此，方泉必须挣钱，特别是二囡来了他还是想要一个儿子的情况下。送牛奶，送牛奶的同时再送报纸，方泉忙得屁滚尿流，还不能改变窘迫的生活现状。对丈夫有着她那个层次的女人最深情的爱，秀珍想尽办法在超市里找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但方泉一家的日子依然紧巴巴得叫人看不清前方。
这时候，诱惑来了。
当了住持的亲戚阿宏叔让似有慧根的方泉去顶班做个佛事，这一趟假和尚做得，一个礼拜挣了一千，比送奶送报纸挣得容易多了。等到下一次载客三轮被查后，口袋里只有75元钱的方泉选择了给大囡买书包而不是交停车费领回三轮，这其中有没有那趟佛事给他的启发？一定的，打那以后，方泉索性剃了头发只要油盐寺有佛事就去做空班，继而，成了山前庵的住持。
就算方泉很有慧根，能张口就来《楞严经》和《楞严咒》，也改变不了他假出家的事实。送牛奶、送报纸、做泥瓦匠、用三轮车载客……做佛事，张忌在他的《出家》中从来没有在方泉暂时做了和尚时在他的身份前装饰一个假字，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将出家做佛事另立于送牛奶、送报纸、做泥瓦匠、踏载客三轮以外尊奉为一种宗教事业，这真叫我担心，虽然不出家只当和尚是一种职业的世风已成你知我知的明面上的事，但要这么白纸黑字地书写出来，善男信女会怎么想？可是，如果阅读者跨越了做佛事是宗教活动的心理障碍后，你会发现，作者让方泉在送牛奶、送报纸、踏载客三轮车等等低等劳动与出口便来《楞严咒》、《楞严经》高级空班之间转换得非常自如，惟其如此，去油盐寺顶空班或去山前庵做住持，就更是一种职业了，我的天，敢于将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拉低到与送牛奶、送报纸等等一个层面的养家糊口的手段，而我们读起来也没有感觉到丝毫的亵渎，张忌是怎么做到的？我想，是他的诚恳帮助他弥合了尘世与佛事之间的错位感。
《出家》封底勒口上虽有作者简介，却没有告诉读者张忌的出生年月，搜索后得知，他出生于1979年，应该属于80后作家，奇怪的是，《出家》是一本追随60后作家创作风格的小说，评论界将《出家》类比于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不无道理，因为三部作品都诚恳地再现了他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像《出家》，不怨不怒地说着俗事的艰难和佛事的轻省。我也想过，张忌为什么不让他的主角方泉游刃有余地在山前庵住持与秀珍丈夫、三个孩子的父亲之间游刃有余地来回穿梭？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呀，张忌却让方泉在小说的结尾处陷入痛苦的挣扎中——哪怕和尚、住持已经成为坊间心知肚明的职业，一旦站到寺庙前，就比信众距离释迦牟尼更近，方泉将住持做得得心应手后反而优柔寡断起来，恐怕也是《出家》这本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