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谈三观，却不谈生死观。人对谈死亡讳莫如深，看完路桂军的分享，死和生都是人生的正常规律，人对生看为大喜，却对死了解甚少、准备太少。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我们对临终关怀、生死教育了解太少，生死体验太少，只有我们面对死亡最近的时候我们才会思考生命的本质。路桂军的新书《见证生命见证爱》、日本电影《入殓师》，都是值得反复看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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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录《名人面对面 路桂军 送别》

生死教育就是爱的教育

路桂军，清华长庚医院资深的疼痛科医生，也是一位在生死学和临终关怀领域服务了十年的学者和社会工作者。

对于即将到达生命尽头的病人，中国家属往往习惯性隐瞒病情，莫谈生死。路桂军认为，这样做会错过沟通的最好时机，也许会留下遗憾，让情结难以释怀。路桂军正在推动的安宁疗护工作。在他看来，安宁疗护、缓和医疗、临终关怀，表述虽然不同，但内涵都是在协助临终病人舒适平静地离开。

路桂军说，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躯体的疼是有药可治的、可控的。肿瘤疼痛诊疗中更为难处理的是来自患者内心的痛。生命的诀别，是对人生追求和价值观的挑战，当一切既成事实，怎样的结束才能让人生显得丰满，怎样的互动更能慰藉到亲人朋友临别的伤痛，这是路桂军不断思考的问题。

在生命的最后，向爱的人好好地“道爱”“道谢”“道别”“道歉”，在路桂军看来，是善终的一种方式。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但几乎没有人能知道自己的忌日，“假如我们设定一天，每年过一次祭日的话，那每年祭日的第二天都是自己的重生。”路桂军曾在一场生命文化沙龙上如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死亡设计师。

路桂军会不断问他的患者关于生命尽头的事——“假如那一天到来了，你希望在什么季节？你希望在医院还是在家庭？如果希望在家庭的话，你希望在谁的房间？如果房间都已经选好的话，你希望生命末期谁在你身边？你希望看世界的最后一眼是谁？你希望最后一眼看到的这个人给你说点什么吗？你想跟他说点什么？”

他记得，有一个患者告诉他：“我希望在春天告别，春天气候特别好，万物有生机，不像秋天，去世之后，家人看到落叶会更伤心。我希望在最熟悉的场景告别世界，希望儿子在，妈妈在，爱人也在。希望他看世界最后一眼是儿子，希望儿子最后说——爸爸我爱你，我会说——我也爱你，特别爱。”

其实，这些愿望只要提前想到，并不难实现。经历了这样的告别，相信不管是这位父亲，还是儿子，都会少一分遗憾，多一分圆满。

死亡恐惧是来源于我们对它没有了解，没有个彻头彻尾的思考。死亡最大的诡异之处就是，你生前所有追求的名利权和社会尊严，在死亡的那一刻会变得毫无价值。我觉得接受教育以后应该首先有人“生”观和人死观！把生死两头解决完之后，中间再填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人生才完满。不要只是谈开始，否则的话，生命尽头三观尽毁。

死亡整体的过程，如果按正常的自然规律和现在医学能提供帮助的话，不是特别令人恐惧的。因为人的死亡就像人的出生一样，经过几百万年进化，是有一些自然流程的。比如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经过产道各种机转，把羊水吐出来，肺复张以后，新生命开始了。那么生命终结的时候，其实也有它的一种规律。比如说我们看到，人接近于临终的时候是一个消耗的状态。

我们尊重这种自然规律。在生命尽头，我们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缓死亡，让生命逐渐走向衰竭，处理相关症状，让病人更加舒适。这一点可能是我们的逝者真正想要的。对于肿瘤末期的患者，死亡似乎已经流水线化了，所有病人呼吸心跳脏器衰竭的时候都要推到抢救室，插各种管子，心肺复苏，电除颤。其实这些并不是我们患者真正想要的。我问过很多对自己病情了解的一些患者，如果那个时刻终于要到来的话，你希望在哪？他们会告诉我在家。

在我最熟悉的场景，亲人都在我旁边，把所有事都安排完以后，自己安宁地告别。我们现在对一些突发的意外事件，要不遗余力地去抢救这个生命。但对于医治无效，病程不可逆的，我们应该把这种抢救性的工作转化为症状的管理，让病人舒适地走，不应该消耗社会资源，让病人特别痛苦地离去。

我曾经问过一些患者，当你生命即将逝去或逝去之后，你希望谁来处理的遗体，毫无例外，大家都选妈妈。我说为什么选妈妈，他说，因为我是从那来的，我去那里最安心！我闭上眼睛能想到我妈妈对我身体如何爱护，一种抚慰会擦拭很干净，会非常尊重我的遗体，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只有这样读懂患者内心的感受，才可以真正把生死两相憾，变为生死两相安。

人生一定要和解，这就是为什么人生走到尽头以后，向整个世界大自然和解，要道爱要道谢要道别要道歉，如果没有释怀的话，会出现很多负面的情绪，就需要很长时间去抚慰，所以生前的沟通是可以很有效地解决事后的哀伤的，临终关怀一定不是单纯把逝者安抚就行了，还有生者，还有观者。

每个人的意愿都有值得尊重的空间。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我经常接触面临生死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并不值得褒奖，因为安乐死一定不是理性的最佳选择。

我们看到安乐死的一些相关报道，每一个案件在描述患者选择安乐死之前，一定有一句话，病人不堪忍受痛苦。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痛苦处理掉以后，他会选择安乐死吗？我觉得作为医生，我应该考虑靠前一点的问题。既然之前遭受了有那么多不堪忍受的痛苦，为什么不把关注点放在这呢？躯体疼痛我们有办法，心灵层面的痛苦，如果有很好的社会资源给予抚慰的话，其实安乐死的选择可以后退很长时间。它是一个选择，但是站在我的专业角度，我认为这个选择不应该太靠前。

老张57岁，肿瘤晚期，找我处理疼痛症状。他最后一次找我看病的时候，说路大夫特别感谢你，谢谢你给我镇痛。我说还有什么需要帮你的吗？他说没有了。如果有的话，和你医生也没关系了。

我说你介不介意讲出来？他说，老妈84岁了，在吉林长春，得病4年一直没见过她。我特别想见她，特别想她，但是不敢见她，怕她为我操心。

我说老张你现在情况还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你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一个84岁的父亲，你的孩子远在千里之外罹患重病，4年没见了，你会不会想他？等你的孩子去世两年之后，其他的子女才告诉你，整个事件你会不会怨其他子女？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没告诉你而痛苦小一些？你不会，会更加痛苦。那你怎么处理？一个人掉眼泪？到死都不安心。

我说老张，你就是在这样折磨你妈妈。他说，但是我特别担心我妈妈接受不了。我说其实你妈妈对死亡这件事的理解和她的处理能力远远大于你。84岁老人家，她的爷爷奶奶都走了，父母姑姑姨叔叔阿姨都去世了，她的亲朋好友同学也有很多谢世了，她对死亡事件的经验可能远远大于你的经历！或许4年没见，早就对你的情况有猜测，只是怕你同样见到她难过而强忍悲痛，没有联系你。

半个月之后，他爱人来找我，说老张最后的愿望是见见我。到他家之后，老张身体非常羸弱，生命末期非常清瘦，也就是八九十斤，穿个白T恤躺在客厅大沙发上。见到我之后说，路大夫特别感谢。一谢，你给我镇痛。二谢，你最后那次谈话。我妈妈来了，正如你所言，我妈看见我的那一刻，连诧异的眼神都没有，仿佛对所有的事都了然于心。她年龄大了，像只老猫一样，每天慢腾腾地吃完饭以后坐在我床边，给我盖被子，捏捏我的脚，我觉得我特别幸福。

我说，能不能告诉我你幸福的内容是什么？他说，你想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有几个人能生在妈妈的怀抱，死在妈妈的怀抱？我能。

其实做生死教育，发现健康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有些人身体很健康，但是痛苦不堪，甚至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