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时候，上到政治课，就有点疑惑。为什么说到无产阶级就是政治家，而资产阶级就是政客。
问老师，老师眼睛一瞪：问这个能得分吗。
参加工作，再也不要上政治课，这个疑惑就抛到了脑后了。
这段时间在看涂子沛先生的《大数据时代》。书中详细叙述了美国信息自由相关法案出台的艰难历程。读着读着，猛然间，发现了一个政客的生动表演，正好为我学生时期的疑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解答。
美国《信息自由法》，是美国信息自由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法案。但自其提出之日起，就因可以理解的原因，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长期在国会的委员会里搁浅，迟迟进不了投票辩论的议程。
草案提出近十年，仍然无法取得足够的支持，直到一名来自共和党的新议员出现。他就是：拉姆斯菲尔德。
年轻的拉姆斯菲尔德出身富裕，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信奉自由经济主义，反对政府管制，因此热情支持《信息自由法》提案。
他在当年当选国会议员后，批评约翰逊政府“不断滑向新闻管制、打压人民应该拥有的信息自由”，成为高调支持《信息自由法》的第一位共和党议员。他率先倒戈之后，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联署了《信息自由法》提案。
这样，到了1964年，《信息自由法》提案终于进入了国会的辩论阶段。1965年的10月，参议院高票通过。1966年6月，众议院也以全票通过。7月4日，约翰逊总统在无力回天之后，才不得不黯然签署了法案。
故事有了一个曲折又圆满的开端，但远远没有结束。
《信息自由法》实施之后，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消极应对的策略，让法案几乎就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在法案的起草人约翰。摩斯的推动下，美国国会提出了《信息自由法修正案》。这个修改，直接击中了联邦政府的要害。
这时候的拉姆斯菲尔德，正担任炙手可热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本是信息自由先锋的他，立场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力主当时的总统福特行使总统否决权，否决《信息自由法修正案》。（顺带再说一句，几十年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了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在911之后，又支持大幅收紧信息公开的力度，再次成为反对信息自由的中坚人物。）
为什么拉姆斯菲尔德作为一名社会精英，明知信息自由是历史的进步，但前后短短几年时间，他的行为态度为何却又如此的前后矛盾呢？
我们来看看背景。62年时的拉姆斯菲尔德，刚刚当选国会议员，名不见经传，急需做出业绩，提升知名度。而且那时候的共和党失去了政权，也需要以新形象示人，重新打开局面。
待到《信息自由法修正案》提出时，世易时移，共和党已经重新夺回了政权，拉姆斯菲尔德也一跃成为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作为当权者派，他们怎么能够忍受头上套一道“信息公开”的紧箍咒呢？
所以，说到底，还是利益作怪。这一刹那，我理解了，所谓政客，是不讲理想信念，只唯利益的。
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说得就是他们。
当然，时代大潮，谁也阻挡不住。最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了福特总统的否决。《信息自由法修正案》自动成为法律。《信息自由法》成为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案，美国的信息自由进入了全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