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其他双胞胎是否与我和塔沙一样，能分享同一视域。所以当我和爸爸离开莫斯科时，我看到了塔沙所看到的——暗色阁楼间里妈妈的眼泪终于枯竭，与此消失的还有那曾压弯她脊背的忧愁。

现在是起义军占领莫斯科的第三个年头。起初他们号召我们放下手中的铁锹、钻出集中生产的工厂，于是我们抬头看到了一面圣洁的白色旗帜插在教堂顶，上面还星星点点沾着几滴旧政权的血；然后他们给我们分发面包和水，这是我和塔沙记事以来全家第一次一起吃饱饭，所以我们知道该与食物一并消化缄口不提的还有历史。

社会照常扮演着包容万物的大家长，人们清晨推推搡搡地跳上电车，被运载到该去的地方，于是农民劳作、工人生产、学生上课、职员办公，大多时候狗也开始新一天的叫唤。

我和塔沙也早早拿到了工厂新鲜出炉的报纸，开始走街串巷把起义军的每日新闻送进人们的耳朵里。这时候双胞胎的特异功能总能派上用场了，我看到他经常去市中心的高门大院，那些建筑金碧辉煌的外观倒十几年都没变，只是里面的权贵老爷们总是隔几天就换一张脸。而我则偏爱城郊的小门小户，这里除了一年四季街头景色外鲜有变化，所以塔沙看了几次之后就大呼无聊，不再看我的视域。我呵呵一笑，不与他争辩高低。他活泼飞扬，我便老成持重，才是最佳双胞胎搭配。

这些天来浓雾不散，报纸也是雪一样地印刷分发，莫斯科今年的冬天来得太早了。

“为什么不能去卖报！权贵更迭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应该像报纸里每天提倡的，保持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性！”塔沙再一次对爸爸妈妈的阻挠忍无可忍。

“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你这孩子还小，不懂得……”我看着爸爸也提高嗓门，却因年迈动怒牵起了剧烈的咳嗽。

妈妈急忙给爸爸递了杯水，给塔沙一个警告的眼神。他“哼”了一声，悻悻出门。这个家里，塔沙只听妈妈的。

因为前几日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起义军最近在挨家挨户追捕刺杀前首领的凶手。被塔沙甩在饭桌前的报纸上有新任首领的照片和疑似凶犯的人脸素描，他们的眼睛不约而同穿过纸张审慎地望着这城市一角。

我坐在桌子边，看夺门而出的塔沙走在路上看到的街景——此时已近午夜，星星模模糊糊地挂在树梢上，四野无光。我看到他漫无目的地在黑暗之中晃着，险些被几束迎面而来的车灯照到了身形。我这才想起，今天报纸刚发布最新消息，特殊时期严禁闲杂人等外出。啊！塔沙！我猛地站了起来，恐惧像塔沙眼前的大雾一样丝丝缕缕地直往人毛孔里挤。

塔沙比我反应快多了，他迅速躲在了身侧电话亭的背面。夜间浓雾能见度极低，加上前方的光束停止了移动，所以当一群黑影从那汽车上跳下来互相掩护脚步和喘息、训练有素地进入路旁一栋阁楼时，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不知道塔沙听到了什么，当我在这边焦急地望着他眼中夜色的时候。等那辆车载着返回的黑影们调头行驶了很远之后，我才感觉到他开始缓缓挪动。

门刚打开，我就急忙问塔沙：“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脸色青白，嘴唇紧抿，显然不想多说话。我并不介意他这副脾气，双胞胎特有的心灵感应让我看得到他隐藏起来的惊惧。

第二天早上，塔沙冲出家直奔印刷厂拿报纸。等我追上他时，他正拿着报纸，口中喃喃自语：“怎么是这样，我明明看到……”

我扯过报纸，只看到上面粗体印刷着“XX长深夜于家被刺杀，我们誓要严惩凶手”，底下照片上的阁楼正是我和塔沙昨晚看到的那栋。

“怎么了？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我，我，我不知道，那帮人进入之后没多久我就听到了嘈杂的人声里夹杂了好几声枪响。可是那辆汽车，那辆汽车的车牌上明明有白色旗帜的标志啊！难道说……”

“嘘！这件事以后不许再提起，我们什么也没看见。知道了吗？”我拍拍塔沙的肩膀，让他定神。

等莫斯科第一场雪来临之时，每个人家中的报纸已经积得比雪还要厚了。自那次事件过去之后，又有好几个大人物相继传出被刺杀的消息，城内一时人心惶惶。新任首领就此事发表了好几次声明，提出重要论点，即“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一边”。报纸上还说，为辨别恐怖分子，我们要善于识别周围的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现在，他们甚至拿出加官进爵的诱惑，一定要我们在周围的人里找出些不诚实的幽灵。

社会依然包罗万象，这次它容纳着空荡荡的电车和那些心不在焉地走在大街上，脑子里满满当当地装着“升官发财梦”的农民、工人、学生和职员，甚至还有想多啃几块骨头的狗。

听妈妈讲，她在裁缝铺子工作时，常有人刚缝制完觐见“上级”用的新衣没多久，就见其家人前来为他再赶制丧服，理由是这人已被其他人告发说他与恐怖分子有联系。这种事情听得多了，再大的心也会被忧愁的针脚缝补地严严实实。我看着爸爸的咳嗽在严寒中也愈加严重，可是去趟医院都有可能被当做与恐怖分子勾结的证据，而且这并非没有先例。我和塔沙在莫斯科冬天朦朦胧胧的雾里看不清未来的形势。

律法被一改再改，只要他人对你的控诉有理有据，你就是莫斯科城内的恐怖分子，扰乱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无需法院审判，死刑可以就地执行。终于，在这迷雾一般的白色恐怖已经让普通人都避无可避之时，我和塔沙决定——他留下来照顾妈妈；我带久病的爸爸偷渡出城，去外地治疗。毕竟家里少两个人，就少两份被指控的危险。

当我和爸爸坐在船舱的夹层里时，我透过塔沙的眼终于看到了妈妈虽然依旧悲伤，却少了许多忧愁。

我们顺利到达外地的医院，爸爸开始就医治疗。城外的世界虽然也有不少起义军，但仿佛还没有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我在这里安心住下，等待风平浪静。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塔沙的视域里，妈妈胸前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用剪刀刺杀首领照片的恐怖分子”。

是谁看到了妈妈曾经拿着旧报纸裁剪衣服式样并以此作为自己得到金钱权利的筹码？

说来奇怪，我和塔沙分享视域时一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但那次我听到了塔沙绝望的控诉掷地有声：“在万恶的权利机器面前，我无能为力；这大量生产的造谣诽谤，把我们每个人都磨成了粉末。什么恐怖分子，这黑夜里，谁才是恐怖分子。这迷雾里，哪有什么不费力的出口。你们每个人睁开黑夜中紧闭的眼睛看看吧，竖起你们那生锈的耳朵听听吧！”我听到的来自莫斯科的，塔沙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子弹穿透肉体时那一声细微的“噗”。

至此，塔沙的故事我写完了。但我不会留下任何笔墨痕迹，你看这被火焰吞噬的纸张释放出的一缕缕烟迹，是不是迷雾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