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
十岁那年,我正在就读于海淀区白堆子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的小学三年级。
这是一所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外语,集小学,初中和高中部于一身的学校,也是一所全日制的寄宿学校。
小学部生源来自北京市各个小学读完二年级的学生,报考季,每所小学平均分配不到一个名额。
往前推至1964年,那年,我们郝家湾小学的名额被一个距离学校更近的女生家长要走了,爸爸跑到区里死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是考语文和算术。算术试卷上有一道题目是,零乘以八等于几?
我对监考老师说,这个章节我还没有学到咋办,老师说你自己考虑吧。
我想了想,几加零,几减零都是几,零不就是相当于没有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写上的答案:零乘以八等于八。
这个记忆至今深刻。
面试在一间有些阴森可怖的教室里,两个女老师并排坐在教室的尽头,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
我距离她俩足有八米,战战兢兢。
先是朗读一段中文课文,然后鹦鹉学舌,模仿外籍老师说了几个外语单词或短句,滴里嘟噜的,也不知道是哪国语。
据说是看看这孩子是不是结巴或者大舌头。
入学之后
考入外语学校是我少年时期值得骄傲的记忆之一。
用现在的话说,此时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在这个学校,三年级就是最低年级了,我们那届当时有六个班,分别是英,日,西班牙,阿拉伯,法和德语。
我被分在德语班,记得还有个好听的德文名字弗丽达。
全班有三十个同学,来自北京市三十所小学,这三十个人又分成西德和东德班。
我在西德班。
班里女生很少,只有八个。
有趣的是每个女生宿舍只能住六个人,我和另外一个叫旭的女生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宿舍里,我们这个宿舍是三个语种的六个女孩儿住在一起。
到晚上,六个人,说三国语言,叽叽喳喳超级热闹。
班主任兼语文课是个姓袁的女老师,相貌偏于中性,面部线条比较粗矿硬朗,她喜欢运动,课余总和孩子们一起打乒乓球。
我小时候是个挺听话的孩子,学习也还不错,所以挺受各科老师待见。
袁老师也很喜欢我。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学好德语,将来考入北京外语学院深造,之后就是外交部,再之后就是做个外交官。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关于成长的梦想。
怪兽来了
突然,怪兽如同暴风骤雨洪水猛兽般的冲进学校,机关,工厂,农村。
“打倒XXXXX”,“打倒XXX”,是此刻最美的声音,响彻举国上下大江南北。
记得有一日,我像往常一样走在学校通往食堂的小路上,听见不远处我敬爱的袁老师低声对同学说,“她(指我)爸爸是XXX”。
袁老师这轻轻的一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如同五雷轰顶,一下子击垮了我脆弱的心理防线。
一时间我就变成了同学们的孤立对象,连之前跟我最要好的旭也开始疏远我。
看着学校柏油马路上用大白粉刷的“XX外交部”,“外语学校是培养XXXX苗子的温床”之类的标语口号,巨粗大的字样,踩在脚下,直击心灵。
我决定立刻逃离这里。
虽然这里曾经承载着我的梦想,虽然这个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虽然我那年只有十岁,但是我还是果断选择了离开。
我要回去
我要回到我的母校,那里有那个大眼睛的梳着大辫子的漂亮的罗老师。
妈妈对我说过,我考取外语学校之后,罗老师还去过我家,把我的作文拿到她的班上当做范文读给同学们听。
我知道罗老师是喜欢我的,她的班上还有我的同院的小伙伴儿们,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郝家湾,我,一个曾经在这里读过两年书的好孩子,回来了。
罗老师,当我第一眼看到罗老师的时候,她内个冷漠的表情彻底颠覆了她在我心里的形象。
她看着我,就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我知道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好孩子,最多只能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孩子了。
那个汇集着机械院小伙伴儿的八班没有接纳我,我被安排在一班,好在班里还有玫。
我和玫,一根藤上的俩苦瓜,就此相依为命,一起奔跑在尽早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路上。
尽管努力,也始终未能成为光荣的红小兵,带着遗憾,走进了中学的大门。
没有岁月可回头
那十年,一个火红的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
好在,那时候我们还小,不谙世事,也就不至于被完全击垮。
虽然我的德语学习生涯被意外中断,但是那个对梦想始终总会在不经意之间影响着我。
世界杯足球赛时,我会对德国队投以更多的期待和关注,巴拉克,一个多么帅气的德国球星。
德国男人,酷而性感,坚韧严谨细腻柔情。
至今,我还特别羡慕那些说着一口流利外语的中国人。
在我后来的执教生涯中,我会尽量多去关注那些所谓的坏孩子,因为他们的坏,也许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
梦断十岁,没有岁月可回头。
2017发简书后,多次被锁。
新瓶装旧酒,化个妆,咱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