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

十岁那年，我正在就读于海淀区白堆子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的小学三年级。

这是一所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外语，集小学，初中和高中部于一身的学校，也是一所全日制的寄宿学校。

小学部生源来自北京市各个小学读完二年级的学生，报考季，每所小学平均分配不到一个名额。

往前推至1964年，那年，我们郝家湾小学的名额被一个距离学校更近的女生家长要走了，爸爸跑到区里死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是考语文和算术。算术试卷上有一道题目是，零乘以八等于几？

我对监考老师说，这个章节我还没有学到咋办，老师说你自己考虑吧。

我想了想，几加零，几减零都是几，零不就是相当于没有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写上的答案：零乘以八等于八。

这个记忆至今深刻。

面试在一间有些阴森可怖的教室里，两个女老师并排坐在教室的尽头，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

我距离她俩足有八米，战战兢兢。

先是朗读一段中文课文，然后鹦鹉学舌，模仿外籍老师说了几个外语单词或短句，滴里嘟噜的，也不知道是哪国语。

据说是看看这孩子是不是结巴或者大舌头。

入学之后

考入外语学校是我少年时期值得骄傲的记忆之一。

用现在的话说，此时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在这个学校，三年级就是最低年级了，我们那届当时有六个班，分别是英，日，西班牙，阿拉伯，法和德语。

我被分在德语班，记得还有个好听的德文名字弗丽达。

全班有三十个同学，来自北京市三十所小学，这三十个人又分成西德和东德班。

我在西德班。

班里女生很少，只有八个。

有趣的是每个女生宿舍只能住六个人，我和另外一个叫旭的女生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宿舍里，我们这个宿舍是三个语种的六个女孩儿住在一起。

到晚上，六个人，说三国语言，叽叽喳喳超级热闹。

班主任兼语文课是个姓袁的女老师，相貌偏于中性，面部线条比较粗矿硬朗，她喜欢运动，课余总和孩子们一起打乒乓球。

我小时候是个挺听话的孩子，学习也还不错，所以挺受各科老师待见。

袁老师也很喜欢我。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学好德语，将来考入北京外语学院深造，之后就是外交部，再之后就是做个外交官。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关于成长的梦想。

怪兽来了

突然，怪兽如同暴风骤雨洪水猛兽般的冲进学校，机关，工厂，农村。

“打倒XXXXX”，“打倒XXX”，是此刻最美的声音，响彻举国上下大江南北。

记得有一日，我像往常一样走在学校通往食堂的小路上，听见不远处我敬爱的袁老师低声对同学说，“她（指我）爸爸是XXX”。

袁老师这轻轻的一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如同五雷轰顶，一下子击垮了我脆弱的心理防线。

一时间我就变成了同学们的孤立对象，连之前跟我最要好的旭也开始疏远我。

看着学校柏油马路上用大白粉刷的“XX外交部”，“外语学校是培养XXXX苗子的温床”之类的标语口号，巨粗大的字样，踩在脚下，直击心灵。

我决定立刻逃离这里。

虽然这里曾经承载着我的梦想，虽然这个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虽然我那年只有十岁，但是我还是果断选择了离开。

我要回去

我要回到我的母校，那里有那个大眼睛的梳着大辫子的漂亮的罗老师。

妈妈对我说过，我考取外语学校之后，罗老师还去过我家，把我的作文拿到她的班上当做范文读给同学们听。

我知道罗老师是喜欢我的，她的班上还有我的同院的小伙伴儿们，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郝家湾，我，一个曾经在这里读过两年书的好孩子，回来了。

罗老师，当我第一眼看到罗老师的时候，她内个冷漠的表情彻底颠覆了她在我心里的形象。

她看着我，就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我知道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好孩子，最多只能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孩子了。

那个汇集着机械院小伙伴儿的八班没有接纳我，我被安排在一班，好在班里还有玫。

我和玫，一根藤上的俩苦瓜，就此相依为命，一起奔跑在尽早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路上。

尽管努力，也始终未能成为光荣的红小兵，带着遗憾，走进了中学的大门。

没有岁月可回头

那十年，一个火红的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

好在，那时候我们还小，不谙世事，也就不至于被完全击垮。

虽然我的德语学习生涯被意外中断，但是那个对梦想始终总会在不经意之间影响着我。

世界杯足球赛时，我会对德国队投以更多的期待和关注，巴拉克，一个多么帅气的德国球星。

德国男人，酷而性感，坚韧严谨细腻柔情。

至今，我还特别羡慕那些说着一口流利外语的中国人。

在我后来的执教生涯中，我会尽量多去关注那些所谓的坏孩子，因为他们的坏，也许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

梦断十岁，没有岁月可回头。

2017发简书后，多次被锁。
新瓶装旧酒，化个妆，咱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