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氏出自于晋国公族，其始封之君是曲沃桓叔的幼子万。晋武公时期，韩万担任武公的御戎，曾多次参与对翼侯的战争，并亲自俘获晋哀侯。由于在内战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晋武公晚年代翼成功后，韩万被封到韩原，从此以后开始以韩为氏。
韩氏作为近支公族，在晋国诸卿大夫之中的地位却很尴尬，这就源自于他们的一个特殊的身份——桓庄之族。我们知道，在晋献公继位后，就在士蒍的策划下，开始了一系列的针对桓庄之族的活动，并在献公八年（669BC）的聚邑之围中，彻底铲除了桓庄之族的势力。作为桓族子孙的韩氏，由于早年受封别出晋宗，才得以在这次的事变中幸存，成为桓庄之族硕果仅存的一支。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而尴尬的身份，使得韩氏在受封之后淡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韩万之子更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个不怎么动听的谥号赇伯供人遐想。而这种远离政治、避祸自保的心态，也成了韩氏的一贯作风。
但是你越是不想招惹麻烦，麻烦反而会自己找上门来。到晋惠公时期，秦晋两国将表面友好，暗地里勾心斗角的戏码演到了极致，终于在惠公六年（645BC）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而这场冲突的主战场就在韩氏的封地——韩原。
一心远离政治的韩氏宗子韩定伯简，由于熟悉韩地的自然风貌和地理环境，在这次的秦晋冲突中被任命为下军的统帅。而韩简在这场冲突的初期也的确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华，他所率领的部队将秦穆公团团围住，秦穆公无法逃脱，身上的五层铠甲都被射穿，眼看就要被俘了。
然而就在这时，晋惠公的车驾陷入泥潭动弹不得，呼叫庆郑，庆郑不仅幸灾乐祸不予救援，反而去呼叫正在围困秦穆公的韩简。韩简闻听惠公遇险，急忙抽身去救，导致战情急转直下，最后晋惠公被秦军俘获，韩简等一众大夫也自愿陪同国君入秦做俘虏。
韩简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作为可以说很是出彩，其随同国君入秦也算忠义。但是或许是由于其过于远离政治，因此为人也很是直率。早在韩战的初期，晋惠公派韩简视师，韩简回来之后就说：“秦军虽然人少，但是有斗志的人却比我们多。”惠公不解，韩简当场就数落惠公背信弃义的故事，晋惠公虽然没有当场没有发作，但是心中的怨恨自然是少不了的。
在秦国时，惠公想起当年自己的姐姐伯姬出嫁秦国时，太史苏曾预测到的征兆，因此喟叹说：“如果当年先君听从了史苏的话，今日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韩简很是看不惯惠公的姿态，当场又奚落说：“占卜的结果是根据人的德行，先君败坏的道德，数都数不清，即便是听了史苏的话，恐怕也没有什么好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说惠公的父亲，但结合之前韩简对惠公的不满，恐怕惠公也能听出其中对自己讥讽的意味来。
在整个韩原之战中，跟惠公唱反调最为猖獗的要数庆郑，庆郑之外就要数韩简了。晋惠公在回国之后就斩杀了庆郑，至于韩简，虽然不至于对他有所惩戒，但弃之不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执法如山的军中司马——韩厥
本就远离政治的韩氏既受公室冷落，韩原之战也使得韩地的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便是有惠公作州兵、作爰田政策的补助，也断然不能与同时期的郤氏、狐氏等宗族相提并论。因此在文公时期，虽然为了笼络国内贵族，文公让包括韩氏在内的十一个公族掌管近官，韩氏终究无法在超脱于原有官职体系之外的六卿中占据一席之地。韩简之后，子舆早夭，韩氏后继乏人，在豪门把政的晋国政坛上更是无立足之地。
所幸的是，曾追随文公流亡的赵衰此时正在笼络人心，为赵氏的崛起做准备，幼年丧父的子舆之子韩厥（韩献子）得以在赵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并在赵盾执政后担任司马，主管军中司法事务。
年轻气盛的韩厥多少有些轻狂不知世故，灵公六年（614BC）的河曲之战中，赵盾的亲信乘坐其战车扰乱军队额行列，韩厥将驾车的人就地正法。很多人都认为韩厥恐怕会遭殃了，早上刚升任司马，晚上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杀了主人的车夫，谁还会保举他呢？
但是赵盾在知晓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对韩厥以礼相待，并宽慰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要以义相结，而不能结党营私。出于忠信，为国推举正直的人，这正是以义相结的表现；反之，如果我因徇私情，举荐的人不能正确处理军政事务，那我就有结党营私的嫌疑，还凭什么来执政呢？”
接着他又鼓励韩厥说，“这件事正是我用来考察你的，你能够严正军法，不偏不私，可见是坚守忠义的，终究没有辜负我的一片良苦用心。你努力吧，如果你能坚持下去，将来掌管晋国国政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
赵盾还恐怕有人不知此事，甚至大肆宣扬说：“大家可要祝贺我了，我推举的韩厥执法如山，非常胜任司马的职务，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可以不犯结党营私的罪了。”
从这件事情来看，赵盾还真是一个滑头。事情的起因本来是自己的亲信仗着权势恣意妄为，不料被韩厥所杀，赵盾无法补救，反而用来作为自己的功德来宣传。但宣传归宣传，赵盾终究还是没有继续重用韩厥，毕竟韩厥的举动犯了他的逆鳞。而赵盾死后，赵盾的政敌又把韩厥当成是赵盾的死党，也不肯重用，这就使得韩厥在司马的任上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但尽管如此，韩厥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性情却丝毫没有改变，二十五年后的景公十一年（689BC），时任正卿郤克领军伐齐。在经过卫地时，郤克的亲信违反军纪，身为司马的韩厥要将其问斩。郤克听说之后急忙亲自前往阻止韩厥，但等他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
性情暴躁的郤克此刻不但没有发怒，反而是效仿赵盾故事，将死者的尸体示众以明正纪律。他的御戎很是不解，问道：“你不是来救人的吗？”郤克叹道：“我这样做是在为韩厥分担指责（分谤）。”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如果因此牵连到韩厥，郤克是不忍心的。郤克的亲信，非富即贵，韩厥区区司马，如果死者家属追究起来，韩厥是无法应对的。
这些都是政治家为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行的变通之道，因此韩厥虽然屡犯逆鳞却没受到惩处，但在真正的利益面前，这种刚正的个性就会妨碍他的进步了。韩厥初入政坛时，是以赵氏党羽的面目出现的，但却在赵盾时期无法进步。而到了景公时期，赵氏成了众矢之的，韩厥又因为赵氏党羽的身份成为被卿族压制的对象。
可祸兮福之所倚，正是因为到处受到压制，外加上他有着公族的身份，反而得到了景公的青睐。当时景公一心想与强卿对抗，因此任用了很多心腹，最著名的就要数伯宗了，晋景公在很多大事上都要听从伯宗的建议。晋景公重用韩厥，虽然不能立刻将其提拔为卿，但可以在近官系统中对其进行任用，让他在宫中担任仆大夫的职务，掌管宫中事务。景公十五年，国中商议迁都，当时各种势力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晋景公无法决断，最后还是征求韩厥的意见才确定了新都的所在。
但是与伯宗的盲目自大不同，韩厥有着家族一贯的谨慎作风，虽执法不避权贵，但是在政治风波中总是能置身事外。景公三年的邲之战，中军佐先毂不顾众卿反对，一意孤行坚决渡河，时任中军将的荀林父没了主意。韩厥向其进言说，如果先毂战败，作为主将你难逃其就，但如果全军渡河，即便同样战败了，也是由六卿共担罪责，总比你一个人担责要好一些吧？
景公十七年爆发的下宫之役，韩厥受赵衰抚养，受赵盾拔擢，从内心里是愿意帮助赵武的，但是当栾、郤要求他出兵时，他还是守住了底线，坚决不肯出兵。只是在诛灭赵同、赵括后，韩厥为报赵氏之恩，向景公进言，让景公恢复了赵武的土地和爵位，以保有对赵衰和赵盾的祭祀。
同样在郤氏灭族的车辕之役后（600BC），栾氏、中行氏挟持厉公，为了减轻自身的弑君之罪，他们拉拢范氏和韩氏入伙，但是被拒绝了。韩厥因此就说到：“我从小在赵氏的抚养下长大，孟姬诬陷赵氏，我能顶住压力不出兵。古人曾说，杀一头老牛都没有人敢做主，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几位既然连国君都不愿侍奉，那韩厥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呢？”
从这些事迹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韩厥所具有的一些特质：不偏私、不结党、性情直率，知礼义、谨小慎微、忠于公室。但是不论国君如何看重你，在晋国的政治生态中，想要进入权力中枢，还必须要依靠自身的才干。而作为国君的近臣，如果不能进入权力中枢，执掌国家权柄，往往就意味着彻底的失败，伯宗的被杀和胥童、夷阳五等人的下场就是鲜明的例子。
因此，在司马任上的二十多年间，韩厥从未放弃过要进入内阁的努力。景公十一年的鞍之战就给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韩厥在战斗中遇到了齐顷公的车驾，急于立功的韩厥紧紧的咬住齐顷公的车驾不放。若不是齐顷公暗中与车右逢丑父调换了位置，恐怕他早就成了韩厥的俘虏了。
战后，晋景公以封赏鞍之战的功臣为由，极力扩张内阁的阵容，将原本的三军六卿体制扩容为六军十二卿体制。晋景公的这个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拔擢弱势的贵族，以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这一点与晋悼公恢复旧族地位的做法可以说是同源的。韩厥正是在这次的人事调整中，才总算进入内阁担任新中军将，在十二卿中排名第七。
需要单独一说的是，在这次的大扩张中，韩氏宗族中另有一个名叫韩穿的，也进入了内阁，担任新上军佐，在内阁排名第十。关于韩穿的事迹，最早的记录是在邲之战中与巩朔一起担任上军大夫，在开战前受士会委托在敖山前设置七处伏兵。后来在景公十七年，韩穿被派往鲁国，传达让鲁国割让汶阳之田给齐国的命令。鲁国人对晋国的命令很是不满，其执政季文子曾私下里对韩穿抱怨了几句。韩穿的事迹只有这么多，因此在这里一笔带过。
韩厥在鞍之战中建立功勋，并借此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总该是高兴才是，但他却因为自己的莽撞而感到惴惴不安。因为他在战斗中差点俘获了齐国的君主，羞辱君主就意味着打破了尊卑有序的礼制秩序，在当时是很让人不齿的行为。因此在后来的鄢陵之战中，已经为卿的韩厥就从容了许多，在遇到郑成公的车驾时，韩厥的御戎杜溷罗看到郑君的御戎惊慌失措，认为机不可失，便想追击以擒获郑成公。韩厥阻止了他，说道：我们不能再干羞辱国君的事情了。
韩厥在进入内阁后，由新中军将的位置不断地循序升迁，到车辕之役后，位列上军将的位置，排名在栾书和中行偃之后。及至悼公回国，栾书退位，韩厥便越过中行偃，成为晋国的执政。
韩厥在执政期间，似乎一直不热衷于军事，只是在悼公初年楚国乱宋时当机立断救援宋国，并囚禁了受楚国保护的叛臣，同时又顺势侵扰不服晋国的郑国。但在其后争夺郑国的历次战争中，韩厥的作用反而不如他的下属荀罃，期间的历次征伐、会盟，包括疲楚服郑策略的提出与执行，皆由中军佐荀罃主持，而和戎政策和战时经济政策则由魏绛主导，韩厥似乎并没有参与。
关于这一点在悼公复霸的章节中有过介绍，当时的悼公致力于集权，通过提升中产阶级地位，恢复礼制的作用来限制卿族的权力。作为近支公族，受到悼公信任的重臣，且有着近三十年法务工作经验的韩厥，他的大部分精力在于协助悼公在国内修理法度，倡行礼制，这一点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
但是从最终的结果看，韩厥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果。随着霸业战争的深入，公室的经济利益不断被侵蚀，公室权力的式微已成为必然。面对积重难返的历史趋势，悼公和韩厥的作为终究是徒劳一场。
悼公八年，在晋国政坛耕耘近五十年的韩厥宣布退休，他一力所维护的君权也由此开始急转直下，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君主权威日益衰退的季世，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难以言说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