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老外怎么看待近代中国的，挺有意思的
历史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人的这种妄自尊大的观点并非臆想。汉族人代代向外扩展疆界，从最初起源的黄河流域逐渐将四邻吸引过来，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
1000年来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和其后的经史典籍构成了儒家经典，有点像是中国的《圣经》和《宪法》的混合体。
在漫长的动荡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潜在的敌人比比皆是，帝国永远不可能享有绝对安宁。
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下国际象棋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因为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而下围棋学到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即使在今天，《孙子兵法》一书读起来依然没有丝毫过时感，令人颇感孙子思想之深邃。
近代国际体制是以英美制度为基础的，中国施展的一切外交手腕和断然拒绝不过是推迟了与这一体制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冲突将给中国民众带来有史以来在社会、思想和道德上最难承受的深重苦难。
今日的中国人把随后接踵而来的侵略和压迫看作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史的一部分。直到中国再次统一到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屈辱历史才告结束。中国人的这段苦难艰危岁月同时又是一个佐证，显示了中国人具有非凡的能力，足以战胜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或许会被压垮的重重劫难。
革命者
它的领袖是一位巨人，毛。他强势而又冷峻，是诗人也是战士，是预言家也是旧制度的破坏者；他建立了新中国，但之后把它引领上了一段社会急遽动荡的航程。毛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革命者一般都个性突出、坚韧不拔，鲜有例外，他们都是起初在政治环境中处于劣势，而最后取得成功，那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在挑战面前，毛通常会采取最出人意料、最曲折迂回的办法。苏联那些人口不多的欧洲盟国听毛说中国在战争中哪怕失去一半人口，最后还会胜利，更是既惊且惧。
中国的战略思想，进攻性威慑。中国的战略一般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决定行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明证，透彻分析，缜密筹备，考量心理、政治因素，谋划出奇兵速战速决，中国人做战略决策时一贯如此。
美国无法调和政治和军事目标，这也许会使其他有意向美国挑战的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国内难以接受没有明确军事结果的战争，10年后在越战的旋涡中，这个难题再次尖锐地出现。
毛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作用。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筋疲力尽，但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
中方选择在华沙会谈上试探美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意向，以消除对印出兵的顾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政府事后是否反思过中方要求召开特别会谈的原因，这就是决策时深谋远虑和轻虑浅谋的区别所在。
周劝勉国人在“本世纪结束前”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会人员听到这番话不可能注意不到周有生之年将见不到目标的实现。以后这些年里，就有人谨记他的号召，甚至甘冒严重政治和个人风险，极力主张走技术发展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
建设者
毛推翻了传统旧中国，以其断壁残垣为最终现代化的建筑基础。邓则有勇气靠个人的积极性和坚韧不拔来实现现代化。他取消人民公社，提高省一级的自主权，开始了他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的中国，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多外汇储备，多个城市都盖起了高于帝国大厦的摩天大楼，就是对邓的高瞻远瞩、锲而不舍和实事求是的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对这位眼神忧郁、曾几度大起大落却仍矢志不移、顾全大局，并在日后逐步振兴中国的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无比敬意。
我们的谈话在宴会席上还在继续，会场摆了好几张圆桌，我被安排坐在邓的旁边。邓强调，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极大的国家，权力下放十分重要。但他说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还将送几万名学生出国留学（“西方教育没什么好怕的”），“大革命”的危害将永远结束。邓并没有提高嗓门，但这时邻桌却都鸦雀无声，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挨着椅子边坐着，真诚专注地倾听着这位老人勾画他们的未来远景。
与毛不同，邓以另一种中国的传统治国，统治者拥有无形但又无处不见的无上权力。在19世纪中国自强运动的维新派失败一百年之后，邓开始让中国在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日后中国终于以其成就和悠久历史重现辉煌。
邓毫不掩饰中国经济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请他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中国领导人不会让意识形态束缚改革；他们要重新定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繁荣，就是“中国特色”。邓实现这些目标采取的是渐进的办法。用中国的说法，领导层是“摸着石头过河”，看什么办法奏效，就把它作为制定路线的基础的一部分。
邓所谓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壮举，先是稳定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然后采取党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新办法来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内在力量。
邓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再加上二访日本，达到了将中国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后来他再也没离开过中国，晚年变得像传统的中国领导人一样，超脱于世，难以接近。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越南战争的最终结果做了这样的总结：“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失败了，我却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
继承者
邓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决定给他的接班人和下一代领导人留下几句指示，作为他们的工作指南。他选择采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文体，文字言简意赅。其中被广为人知的一项是24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改革必须是自愿的，不能是外界强加的，评判政治才能要看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看如何处理确定性。面对困难，邓求助于中国古老的价值观：面对困难镇定自若；注重调研；目标专一。几十年来，逐渐出现了一个变化，邓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
江所面对的是这个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危机之一。中国陷入孤立，外有贸易制裁，内有这场全国性动乱的余波。除了朝鲜、古巴、越南，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都处于崩溃进程之中。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或逃往国外，或寻求避难，获得了同情和组织活动的自由，西藏和新疆也不稳定。
1992年初，已经退休的邓走上前台，进行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他以视察中国南方的方式，敦促继续推进经济开放，为江等改革派领导人积聚民众支持。眼见改革努力处于停滞，自己的跟随者在党内传统主义者面前节节失利，87岁的邓在女儿邓楠及几位下属的陪同下，动身前往南方的经济中心，包括根据20世纪80年代改革方案设立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
他曾经帮助建立了这套经济制度，现在又要打破它，对于这个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国共内战期间，邓与毛一起在延安工作。直到“大革命”，他一直是毛的主要助手。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周游全国，敦促改革他亲手创造的革命成果。
1997年他逝世时，江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卓越的朱总理的协助下，江实践了邓南方视察留下的遗产。江执政娴熟，到2002年任期结束时，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航向是否正确，而是不断崛起、充满活力的中国对世界秩序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江克服了这些挑战。与美国的政治合作重新确立；改革计划加速推进，创造了非凡的增长率，再过十年，中国即将变成一个全球金融和经济大国。以动荡和疑虑开始的十年，结果成了一段成就卓越的时期。
邓的时代是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在这个时期，有一种特别吃力的感觉，人们对中国的失策也有一种几乎无辜而窘迫的情绪。江表现出毫不动摇的自信和温和，但他执掌的中国仍在从国内危机中复苏，努力重新获得国际地位。
胡温二人都亲身经历过国家的虚弱，见识过复杂的国内挑战。在那个动荡和革命的年代，两人都凭借坚定的意志力和出类拔萃的能力脱颖而出。讲究和谐并不排斥追求战略优势。世界事务正处于变化之中，中国的任务是审时度势，驾驭新的局面。渡过危机，机遇就会出现。
国家命运之辩。中国以前的国家命运辩论出现在中国特别虚弱的时期，而此次辩论源自中国的实力而不是危险。在一段不确定且有时痛苦的旅程之后，中国终于实现了过去两个世纪改革者和革命者共同怀有的梦想，一个掌握现代军事实力、保持独特价值观的繁荣的中国。
一些评论家，包括中国的一些评论家，重新研究了20世纪英德两国对抗的史例，并认为这是21世纪美中关系的预兆。两者的确有战略相似性。从表面上看，中国如同昔日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复兴的大陆大国；而美国如同英国，是一个与这个大陆有着深厚政治经济关系的海洋大国。
中国国内的挑战远比一句“中国崛起不可阻挡”复杂得多。尽管邓的改革令人惊羡，但中国最初几十年壮观的增长，部分是因为运气不错。
其它
印度支那，法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出现的4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挝）的边界尚有争议，也缺乏独立国家的传统。
中国人众多特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不论社会让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冤屈却依然关心民生疾苦。我认识的“大革命”受害者在被问起那段往事时，往往三言两语简单带过，有时还半幽默地把“大革命”看作一场必须承受的严重天灾，而不是影响一生的浩劫。邓就说过，回顾这段历史时期真是很有意思，就是这样的挫折才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卡特解决难题的办法是申明原则但留有随机应变的余地，温和的否定暗含着含糊的默许。
布什总统曾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经验告诉他，经历过长征、住过延安窑洞、20世纪60年代同时与美国和苏联对峙的中国领导人，不会屈从于外国压力或孤立中国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