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鸢》着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故事始于民国15年，终于民国崩溃前经济动荡的上海，在剧变的时代背景下，反映出人们的选择与无奈——在家与国之间，或隐忍不发，明哲保身，只为一处宅院安危，或投笔从戎，化身巾帼须眉，凡此种种，皆因“仁”这一民族血性，迸发出最激烈的能量。
敏于思而纳于言的文笙，被吴先生誉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因风筝结识外国小孩叶雅格，又从叶雅格的角度，交代了被日本侵略的历史片段。因这“仁义”，卢文笙选择放风筝为信号，帮助神父和叶雅格偷运中国伤兵，躲避日军。之后又毅然参军（后被郁掌柜劝回）。即便狡猾、势利的姚永安遇到危难，文笙终因感念其是父亲卢家睦的桃李，不惜破产援助，收养永安之子。同样，文笙师长毛克俞，虽在画板正面大书“中日亲善”，实则遒劲书写“滚出中国”，他用美术的手法，向学生传递爱国情怀，不可谓不是“香远益清，亭亭净直”。即使是四声坊风筝艺人龙师傅（卢家睦曾施恩于龙师傅）这一小人物，因这小小“仁义”二字，祖辈谨记卢家睦嘱托，每到虎年，便扎一个龙头风筝给卢文笙做生日礼物。这动荡飘摇的国，终因仁人志士，因中国的脊梁，归于平静。
明艳绚烂的言秋凰，一生虽短，却如烟花般璀璨。表面上迎合日本人，甘愿做情妇。水面下的，是独自忍受肉体与精神的痛苦，是无奈感慨“唱戏是自己也不是自己，每唱一次边经历一次戏中的哭”，是对自己无能抗争的痛恨，也因“仁爱”，为革命大学生同时也是自己私生女——仁珏刺杀和田，坦然玉碎，凤凰涅槃。仁桢秀外慧中，外柔内刚，文笙谨言慎行，看似矛盾，缘于爱，彼此包容鼓励，终得结为连理，白头偕老。甚至作者明显批判的永安在临死之前：“叠的整齐的白西装上，隔着一副袖扣。白铜镀金，永安极其珍惜。他告诉过文笙，是秀芬送他的新年礼物。”只能说爱情的温情消解了人性与历史的悲剧。山河破碎之际，市井小民的爱、情更加清晰透彻，更加刻骨铭心。
昭如、家睦夫妇，则是“仁德”的代表：妻昭如身为亚圣孟轲的子嗣，委身嫁做商人妇，只因天性的宽厚与欣赏家睦坚守的“拙”。既对下人任义宽厚，无微不至又对夫君忠诚相伴，坚守诚信。甚至于仅怜悯水患遗寡，不假思索收留文笙，视如己出，当真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德艺双馨奇女子。夫家睦儒雅淳朴，原痴心本学习魏晋风度，奈何子承父业，却也造就一代儒商，开篇“荣佑堂”一事便可窥见端倪，至于豫鲁大旱，无偿施舍灾民，资助学堂更体现古道热肠之心。对卢文笙的性格塑造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他们执著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内心，还有中华民族骨子里流淌的民族精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
而让我印象深刻的小角色——阿凤、郁掌柜，则讲情与义体现的淋漓尽致，阿凤从始至终，也无对身世的不满，也无对主子的不满；郁掌柜尽职尽责，不仅细心打理店铺，也注重文笙的培养，当文笙固执参军之后，在雪地赤膊相劝，乃至愿捐出家产，只为他的“少爷”安全回家，戚戚切切一心护主，这份“迂”在漂泊荡乱之秋，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此之谓“仁信”。
《北鸢》由鸢及卢、冯两家的爱恨情仇，身世浮沉双主线构成明线，而“仁”单独构成暗线。人生一线恰似风筝，或婉转凋零，或扶摇直上，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名角，进退于沧桑，漂浮于乱世，而决定顺逆风不在于天，在于人之仁。传统文化精神的时代意义力透纸背。持守仁义、上进求知、热血良知、舍身为国，这些品格在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身上不断出现，不分贫富，不论老幼。正如作者所言“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或许一本小说无法承载整个时代，但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向往的精神和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