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后主刘禅，在三国历史上被称为“扶不起的阿斗”，一个成语“乐不思蜀”把那些胸无大志的窝囊废或者昏庸皇帝刻画的淋漓尽致。

而历史上真实的刘禅虽无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但从他当政41年的表现来看，却是一个仁德、开明的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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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乱岁月里学会大度仁慈的刘禅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曹操派曹纯领五千虎豹骑在长坂坡大败刘备，刘备率领张飞、赵云等数十骑弃妻子而逃，襁褓之中的刘禅后来在赵云的保护之下得以幸免。

建安十七年（212年），刘禅被继母孙夫人携返东吴时被张飞和赵云截下。

据《三国志》引述《魏略》里面的一些话，大意是说：刘备在小沛被曹军追赶，慌乱中抛弃了家属。几岁的刘禅到处逃窜隐藏，被人所卖，后又因机缘被刘备手下一个姓简的将军找回，经历坎坷。

也有历史研究者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魏略》的真实性很低，属于妄说。

不管怎样讲，刘禅确实是在战乱中长大的。他在东逃西窜中，看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争的残酷，一幕幕人间悲剧也让他看透了鲜血浸染的“江山”。

正是这段成长经历，让继位后的刘禅成为一个比较大度仁慈的君主。他经常说：“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

虽然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对刘禅说过“亲贤臣，远小人”这样的话，但纵观刘禅做蜀汉之主的41年间，除了宠信过太监黄皓这个污点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明显的过错。

当然，刘禅重用黄皓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比赵高、魏忠贤之害，并没有《三国演义》小说中所说得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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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德有气量的蜀汉后主刘禅

封建王朝臣子“伴君如伴虎”，而君王疑神疑鬼，因不放心功臣欲除之而后快的例子太多了。而刘禅在君王的地位上，却一直保持着和诸葛亮等大臣的和谐关系，即使诸葛亮大权独揽，但刘禅丝毫没有猜忌之心。这都表现了刘禅的贤德和心胸宽广。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事实上，刘禅对诸葛亮也做到了“以父事之”，对诸葛亮凡事谦让。

虽然在第一次北伐前夕，诸葛亮写了《前出师表》教育刘禅怎么当君主，甚至派心腹“监管”他，而青年君主刘禅却才能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

刘禅从政局长远着眼，得体的处理了和他和诸葛亮的权臣问题。这在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长河中，也可谓亘古未有。难怪南朝史学家裴松之称赞道：“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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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头脑和人情味的蜀汉后主刘禅

诸葛亮为报先主之恩，急于北伐，清醒的刘禅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作为臣子，没有听进去刘禅的规劝，在北伐决议形成后，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

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又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

为了有效解决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先以费祎和蒋琬的权力交叉来实现互相监督和牵制。在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收回大权，从而彻底终结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刘禅处理问题也很果断，并有人情味。

刘琰是三国时期蜀汉官员，曾深得刘备厚待。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刘琰因怀疑入宫月余向太后祝贺新春的妻子胡氏与后主刘禅有染，对妻施以私刑并逐出家门。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入宫廷朝贺的礼节。

当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打算除掉他，刘禅并没有诿过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吆喝的，就不要和他计较了。”

曹魏右将军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卿父自遇害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意思是说那都是上一代的恩怨了，而且当时各为其主，况且又不是我父亲刘备亲手杀了你老爹，因此你我二人没有杀父之仇。一语就化解了夏侯霸心中的顾虑和仇结。

刘禅又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啊！”君王对臣子如此说话，足以套近和夏侯霸的感情，处理的很恰当。

魏延叛乱被杀，刘禅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历史研究者认为：“刘禅能作此语，亦非非常。”

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并不逊色于刘备，不失第蜀汉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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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称职的国君刘禅

刘禅当政初期，就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使农业生产恢复了元气。又“南征四郡，四郡皆平”，实现了国内局势的平定。

“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友邦良将纷至沓来入朝相助，外交成果令人瞩目。不但使危机四伏的蜀汉政权彻底走出低谷，反而使国家呈现一种中兴的气象。

刘禅十六岁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共41年。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属在位时间最长的。在那个群雄割据、兵祸连年的三国混乱时期，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做不到的。

诸葛亮病逝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的皇帝，所以刘禅在位之久并不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如果刘禅不是一个仁德明主，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刘禅曾提出的“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的治国方案，意图先修养生息，积蓄力量后从长计议再北伐。这一政策和后来诸葛亮的一意北伐，蜀国因过耗国力、劳民伤财致使国家衰落的结果来看是正确的。

《三国志》陈寿评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意思是说刘禅还是很明白事理的。

刘禅年少时勤奋好学，为了见多识光，掌握治国本领，曾学过《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又令其拜伊籍为师学习《左传》。刘禅不仅习文，还学武。《寰宇记》记载：“射山，在成都县北十五里，刘主禅学射于此。”

据史书记载，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晋书·李密传》也说到，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

由此可见，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政权稳固，可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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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投降的仁德明主刘禅

景耀六年（263年），魏将邓艾从阴平入，克绵竹，杀诸葛瞻父子，刘禅投降。

关于是否投降，是拼死一搏致百姓水火于不顾？还是以降保得一方百姓免受战之苦？二者之间的选择，刘禅选择了后者。刘禅深知，蜀汉帝业虽则倾倒，但只要百姓尚好，还能留点颜面去见一向爱民的父皇。

《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的话说：“刘禅之对司蜀汉已经完全没有了抵抗的本钱，最后拼命送死，只会搭上守城将士和老百姓的命。

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

刘禅投降后，举家迁往洛阳，被封为安乐公。一个“乐不思蜀“的典故，让刘禅成为历史的笑柄，也成为“付不起的阿斗”的代名词。

以刘禅的聪慧和贤德，他深知作为一个亡国之君，他在司马昭面前的表现不仅仅关系到着自己的性命，也包括家人及蜀地百姓幸福。

司马昭对刘禅的评价，直接影响到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与否。所以刘禅装憨卖傻，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通过瞒天过海为蜀国百姓谋幸福。司马昭说了句“我无忧矣！”，刘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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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儒家面子政治思维误读的刘禅

历来中国的传统的观念是“不成功便成仁”，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壮烈牺牲就会受人景仰，就会留名千古，永载史册。

刘禅放弃自己的“名节”和政治面子，为了尽量减少蜀国人民的损失与无谓牺牲，甘愿献出“江山”。如此决策，同那些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战斗至死的众多封建帝王相比，不知要进步了多少，刘禅这样的“仁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然而，“投降”这个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很不光彩的。刘禅的“投降”是他不计较个人的面子政治，却触犯了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上层观念。

所谓“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臣，不可以言谋”。中国人最讲究“宁死不屈、杀身成仁”的气节，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中国儒家文化氛围里，人们不太愿意接受刘禅这个失败的英雄。

鲁迅先生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抬举强人、为胜利的英雄唱战歌，蹂躏弱者、对失败者踏上一脚，似乎成了我们民族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是乱捧与乱骂。还是鲁迅老先生看得透彻。

从历史中追寻和找出真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时候，不管是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像是雾里看花。假若你颠倒过来看，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丫鬟，既可以美化，也可以践踏。

刘禅，这个被儒家政治思维误读了近千年的人物，大概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