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海子说“雷锋是个好人”，不禁忍浚一笑，嘿嘿，诗歌王子的世界可真是于世无关，好浪漫。而我们现在海量信息地轰炸和政治教育的硬性撮合，即使与雷锋素未谋面，雷锋的字眼也是格式化都无法逃避。——在劫难逃啊！

记得01年有一个朝鲜战争退伍老兵，老是喜欢助人为乐，最后被其家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后来不知老先生怎么样喽。但在这经济时代，雷锋传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尴尬，可是不胜枚举。有助人为乐把车祸中的老头老太太送进医院的人被告为肇事者，见义勇为反为被告，学习雷锋向谁听？

这几天看《拯救亚当·斯密》和《大唐西域记》，玄奘的为民舍身求法，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人活着，是要有点精神的。在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于爱与被爱的渴望，对别人的同情是生命的精髓，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又是什么？没有了这些，我们的人生有的只是选择的交易。

亚当·斯密认为他的《道德情操论》的价值要大于《国富论》，这一观点见于同一时代的休谟的记录。在《道德情操论》卷首，亚当·斯密写道：“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么自私，在这个人的本性中显然还留有一些原则使他们关心别人的命运，并分享到他们的幸福，尽管除了为他们的幸福而感到喜悦之外，他不会有其他的收获。”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引言“我们不希望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商的善举中获得我们的晚餐，而是要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中来获得”，一直让很多人认为认为他是主张“贪婪是有益的，自私的行为会导致社会的改善，即使那行为并非有意为之”自私有益的，其实这是天大的曲解。

荷兰著名诗人白纳德·慢的维尔在1714年写了《蜜蜂的寓言》一诗，因言辞激烈以及传统伦理观点的冲突（人性本恶）而备受批评，从20世纪开始才逐渐受好评。其《蜜蜂的寓言》一诗中写道——“罪恶充满了每个角落/整个世界胜似天堂”，出名了他的“个人的罪恶造就了公众的美德”的格言。曼德维尔的论点在《道德情操论》第7卷第2章中遭到了斯密全面的批驳，被认定为“谬论”，斯密写道，“这位作者（指曼德维尔）的观点几乎充满了错误······”

斯密认为人类本性中普遍具有“自私、愚蠢、偏见”，但他并不鼓吹自私，即使它能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在他《国富论》出版后14年出版的6次修改《道德情操论》，我们可以看到，斯密不仅仅是一个被曲解、被固有成见定性的知识分子偶像，也是生存道德基准体系的创立者：它不仅仅是现代经济学的“父亲”，也是养育它的“母亲”——一种睿智的、讲求实效的才智的源泉，除此之外，还有智慧。我想呼吁，我们在学习经典经济学理论时，要用斯密的整体思维来思考，而不是断章取义，只关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美国次贷危机的厉害，使我们看到自由资本主义的也有局限，看到凯恩斯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或缺。我们中国在次贷危机中的迅速复苏，不正显示了中国特色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之处。次贷危机把美国虚拟经济变成泡沫白灰，把自由经济变成政府救市的“共债主义”，经济缺乏道德的监管，缺乏市场经济基础的诚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的欺诈），让全世界人民跟着受罪。要知道“每一个经济行为，都是人类的行为，也足以称为道德行为。”（威廉·勒特因《科学经济学起源》，1964）

雷锋家庭并非圆满，雷锋收入并非丰厚，但他满脸的笑容却让人感受到他不竭的幸福。在他短暂的人生旅程中，让我们相信了斯密的幸福观，“通往幸福的绊脚石在他心里，而不在奢侈里。”看到许多人追求财富，抛弃正途，走上邪路，斯密把穷人追求追求富人奢侈品的举动称之为“人类思想的大骗局”——其实个人幸福与物质财富没的什么联系；羡慕，甚至崇拜有权有势者······是导致我们道德情操堕落的最主要最普遍的原因。人常说：更高的风险伴随着潜在的更高的回报。在去年天涯做出的中国最容易突破的职业道德底线调查排名中，排在前面的分别是医生、政府公务员、律师、商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职业最缺乏有效地监督，拥有最小的惩罚成本和风险。

郎咸平先生说，“中国经济是最缺乏大爱精神的经济。中国经济的最大弊病在于思维僵化、缺乏创新、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法制建设没跟上”。郎先生同时指出，我们大灾捐款时民众普遍紧盯明星捐多少所折射的民族大爱的缺失。明星他们收入也是合法所得啊，他们捐多少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我们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来自民间自发的贫穷的卑微的爱心。慈善不分贫富，多少也是爱心。我们细想想那个雷锋，他真的捐了很多钱嘛，没有，他的卑微的爱心温暖了那些被他帮助的人，也感染了那个时代。

我们一方面看到越来越多的生活腐化，一方面我们又在从上到下猛宣讲“建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经济学家保罗·霍肯说，“在你没有树立好正确的员工道德之前，是不可能逐渐向其灌输正确的顾客服务道德观念的，只有对内负责，才能做到对外负责。”正所谓中国老话，“其身正，令必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身教大于言传”。E·P·舒马赫1974年在《小即是美》经典文章中赞同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实际发展指数GPI，即是从GDP中减去由污染、犯罪、不平等加剧等造成的负面影响，重新定义了发展概念。从《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来看，只有不断充分实现了各地区人民的实际发展，世界才会真的远离恐怖主义等一些非传统安全。正如斯密在《国富论》第7章所说，“对利润的追求导致无穷的技术革新和贸易变革！每个行业都要重塑自我以求生存。”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工人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的是工人们对工作的感受。”

针对最近几年我国发生的几起食品药物安全事件、员工跳楼事件，我们中国的企业真的需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美国股神巴菲特、微软巨人比尔·盖茨都将自己大量个人财产捐献慈善基金，中国企业家李嘉城、陈光标等等也是在高调慈善，我们的企业本可以通过不断技术创新来实现更大利润，适时担当起国家社会的责任又有什么呢？我们同自己的对话正是良心发展的方式。

雷锋就是穷苦中国的良心。理智是情感的奴隶，人也不是被编程的理性计算机。我们对自身行为适当地真诚的关注，是我们德行的精髓。

                                            201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