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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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回了一趟之前的高中，看Drama Night，携期待而去，伴阴郁而归。
从一进入高中我就知道，这样的大型活动终究不过是一群人的狂欢；对于我来说，只能更深地体会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但我还是会乐此不疲地跑回高中看Drama或是文艺汇演，毕竟我还可以遇到以前教我的老师，还有同样从不同地方赶回来的老同学们，我还是念旧的，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次同行的有旧时的校霸，他们两个刚从美国放假回来，一个头发长，扎着小辫子，兜里揣着水烟；一个养着小胡子，抽着有漂亮滤嘴的香烟，踢着拖鞋。在我们之中，他们显得很特别，或者说，很酷，至少看上去如此。
高中循规蹈矩的我，和校霸并没有什么交集，但也算是听闻过他们的事迹，如此同行，感觉怪怪的。他们还记得我的绰号，叫起来像是要拉我入伙。可终究是两类人，话语间、举止间，我如此拘谨，小心地思考每一句话，不轻易地拒绝、表达自己的好恶；他们如此直白，淡然自若，随意地表达、显露憎恶与偏好，毫不掩饰地粗话连篇。
酷，我是这么理解他们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社会的，但稍有差异。在一个肤浅、浮躁的社会里，谁扮得越酷，谁就越有话语权，即使这话语权只是自己赋予自己的，但它至少也获得了必要的关注；谁越酷，谁就越能获得关注，谁获得关注多，谁就有前途和钱途。这种扮酷逐渐形成了产业链，人们想要通过外物来变酷，工厂生产酷的东西来满足人们，合理的供求关系，不合理的社会趋势，这个趋势正在把人的内心和本质抽离日常讨论的范畴，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在浮躁的路上越走越远。
有些人酷，从头到脚都很酷，酷得甚至旁人内心都有点跃跃欲试，可旁人也不会轻易靠近他们，因为，不是一类人。他们的酷扬起了一道尘，让人无法清楚地看到真实。
当然，还有一种酷是由内向外的，就比如我那两个同学。留胡子的那个，豁达，打心底就没有什么顾忌，对人对事，生活哪有这么多他人，自己的感觉最重要，于是他会在餐厅和着音乐起舞，会坚定地想要看望某个老师，找不到会很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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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奇葩说，这期讲的是上进心。几个导师讲的很戳心，有上进心固然好，但没上进心也没有错。没有上进心的，只是在一个交叉口，不知道该往左往右，但他们总是知道，不该后退。
刘楠在辩论里提到《月亮与六便士》，引用了一句话：“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惭愧，我不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但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因为从那个抛弃了一切去追求艺术的思特里克兰德的故事里，我看到了我自己。说不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也会从这个浮躁的社会抽离，去追求所爱。但在那之前，我还被禁锢在自己的思维怪圈里，被局限在别人的看法里。这个社会是一群人的狂欢，其他的不过是陪衬。
在大学里混了两年，没什么出息。和高中一样，想要躲避着人群，却还是时时被人群困扰；想要发展自己独立的个性，但到头来还是被别人定义、归类，贴上标签，扔回自己的小房间；想要和别人竞争，但最后还不是被打得遍体鳞伤，还不得继续爬起来挨打，衬托别人。
上进心，我自认为还是充足的，不过它让我措手不及。那些成功学和煽情的论辞都剥夺了生活的立体性，做几个看似正确的假设，就把人当做一个物件来简单建模，来劝说人们为自己缺失的上进心而感到愧疚，不是这样的。立体的生活让我不得不去面对无限种未来的可能，成千上万的竞争者，千百种职业，数十门课，几个坚持的兴趣。我没有谷歌的TPU，没有AlphaGo的深度学习，每一步的选择都让我窒息，围棋终有输赢，可我的生活还长路漫漫。上进心，谈何容易，它在消耗我的精力，它在吞噬我的青春。
但我还是有上进心的，至少我还在写作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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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昨天，和几个好友谈论起同性婚姻的话题，辩了好久，发现我们都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很神奇。
话题是某人在哲学课上讨论到同性婚姻违反了道义论，所以同性恋永远都不应该拥有一个法律上的正名了吗？道义论，之前不太了解，伦理学倒是知道一些，但说起来还是一个预设的道德标准，道德底线问题。同性婚姻违背了我们预设的道德标准，所以它不应该存在。
感觉哪里不对劲，这种标准是哪里来的呢？不可否认，这样的道德标准是在人类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这种道德标准规范了人的行为，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嗯，这样的标准很美好，可为什么同性婚姻是违背这样一种道德标准的呢？这就得从教育上来看了。中西方自古就不缺同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但同性婚姻的问题始终是禁忌。
在古代中国，婚姻乃“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结合，为婚姻的天经地义，这是有传承后代的意义的。同性婚姻如今需要挑战的是近千年的传统思想，其阻力巨大可想而知。在西方的古典时期，很多皇室贵族其实就是同性恋，他们的主要阻力在于教廷和信仰的约束，《圣经》中索多玛城同性恋肆行无忌，上帝降下天火和硫磺，摧毁殆尽。《新约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男人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20世纪开始，西方社会中同性恋的研究和同性恋者集体发声，使得舆论和法律开始松开对同性恋者的讨伐，于此同时提出的婚姻平等权利的要求也在逐渐被人们了解。对于婚姻的讨论也在同性恋婚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主要的观点有，如果繁衍子女果真是婚姻唯一目标，为何法律不禁止丧失生育能力的男女结婚？这场全民的讨论中，众人逐渐开始支持同性恋获得其应有的权利。这其中也少不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积淀。
相对来说，西方社会的同性恋发声运动在中国就很难起到效果了。中国教育中就存在部分同性恋歧视的内容，16年3月17日，中山大学的秋白状告教育部任由中国高校使用歧视同性恋教科书，顺利在北京立案，但结果也并不理想。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很难去想象一个包容同性恋的大环境，更何况同性婚姻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同性婚姻，为什么同性恋者会在这个特定的时期站出来去追求自己的权利呢？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当前社会人们对婚姻的理解出现了变化，也就是说，道义论中预设的道德标准在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社会变化如此之快，人的思想也是，但我们的道德标准仍停留在几百年前，岂不好笑。当时一群人的想法竟能影响至今，是他们的荣幸，是我们的耻辱。同时，在婚姻概念的转变还要得益于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的发展。古代人们追求物质，追求基本的生存环境，自然不能理解同性恋者对于爱的独特解释，所以人们会恐慌，会用他们不知道的上帝和神来惩罚异己者，他们以此为快，这岂不就是一群人的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