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春秋历史的人，对于邓曼至少应该有些印象。相较于太史公连她的名字都未提及，丘明先生则让她在《左传》里先后两次闪亮登场，并且不吝篇幅记载了她的两次重量级的“说话”。
邓曼，曼姓，春秋时邓国的公族之女，楚武王的夫人，楚文王的母亲。
作为“春秋三小霸”之一的楚武王熊通，对于地处蛮荆的楚国由弱小走向强盛，是不容置疑的关键人物。鲁惠公二十八年（前741年），楚厉王去世，他自立为楚国国君，继位后不到三年，就实现了几代先君的夙愿而灭亡权国，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县——权县。
其实，除了熊通大大小小的首创，甚至连“楚武王”都是他的自封，而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庙号或谥号。
鲁桓公八年（前704年），熊通入侵随国，强求随侯替楚国要挟周天子尊封楚国国君名号。已经衰弱的周王室却断然回绝了“蛮夷”楚国的提议，让熊通勃然大怒，当即由爵位最低的子男爵自封王号，称为“楚武王”，开了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
凭心而论，楚武王用几十年的开拓疆域、修明政治，倾力为楚国开辟了走向兴盛的道路。而结发妻子邓曼，却一直不显山不露水，默默为励志的丈夫充当贤内助。直到为了给丈夫解疑释惑，而引发的第一次重量级“说话”。
那是熊通自封“楚武王”五年后（前699年）的春天，他派莫敖（官名，曾为楚国最高官职，其时已降至只相当于大司马）屈瑕作为主帅率军征讨罗国。楚相斗伯比为屈瑕送行，从屈瑕的心浮气躁、面有骄傲之色，他认为“举趾高，心不固”的屈暇此去必然失败，于是进见楚武王表明他的担忧，请求一定要增派援军。
楚武王拒绝了他，回宫对夫人邓曼表示了疑惑：
“斗伯比难道不知道楚国军队已经全部出发，还要提出这种不可能的请求？”
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因被封于屈邑，其后代以封地为氏，遂称屈氏，为屈姓（比如大诗人屈原）的先祖。相较于楚武王的茫然不解，忧心忡忡的邓曼认为蒲骚之战的轻易成功，会让屈瑕自以为是，必然轻视罗国。面对战局，她的分析掷地有声：
“斗伯比当然不会不知道楚军已尽行出击，他请求的增援是让君王加以控制与防范，是要让夫君明白，君王的当务之急，是派人到前线训诫安抚百姓，以美德勉励诸官，告诉屈瑕上天不会宽恕他的过错。斗大夫的潜台词还不够明晰吗？作为君王要以信用来安抚百姓，以美德来训诫官员，以刑法来使屈瑕畏惧！”
政府需要取信于民，官员需要知道什么是美德、什么是耻辱，行政、用兵需要有监督，犯了错误需要有惩罚。——同学们大多记得十几年后曹刿“忠之属也”的经典论战，对于邓曼这次“说话”中的上乘治国、统兵之道和忧患意识，却知之甚少，更鲜少想到这般话出自一个女人之口。
楚武王派出的赖国人没有追上屈瑕，楚军在罗国和卢戎的军队夹攻下，被打得大败，屈瑕最终吊死荒谷。楚武王回想着邓曼的话，不得已自愧：“孤之罪也！”
邓曼的这一通话让楚武王肃然起敬，但九年后邓曼的另一通更加重量级的“说话”，却终没让他再次“开窍”。
又是一个春天，前690年3月，楚武王专门演练了一种名叫荆尸的军阵准备攻打随国，出征前斋戒时感到心神动荡不安，进宫告诉夫人邓曼。邓曼不客气地指出楚武王“君王的福禄已尽”，然后发表了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哲学观点：
“盈而荡，天之道也！”
物极必反，霸极必衰，满了就会动荡。这是天道，是自然的道理，更是邓曼朴素而富含哲理的大智慧：辩证地看待“天命”，顺应而不违背自然规律。
比老子“悟道”足足提前了一百多年！然而，更精彩的惊人之语还在后面，同样前所未有：
“如果军民没有什么损失，而君王死在行军途中，是国家之福！”是不是有点眼熟？对了，与三百年多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谋而合吧。
老朽的楚武王没有理解妻子“天命”不可违与“止戈为武”的劝诫，出征途中死在樠树（松树的一种）下面。令尹斗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并开路筑桥、建筑营垒，造成大兵压境之势，迫使随国人求和。楚军全身而退，实现了邓曼预言的“国家之福”。
至此，《左传》凭邓曼的两次“说话”，肯定了一个女人从“可以商量大事”的贤内助，到“知人”、“知天道”的智者先知的飞跃。《列女传》对邓曼赞语为：“识彼天道，盛而必衰，终如其言，君子扬称。”而左芬（令“洛阳纸贵”的左思的妹妹）《荆武王夫人邓曼赞》则称其“心暎祸几，睹兆叹亡，考德知衰，贤智卓殊”。
伟哉邓曼！夫有此助，国有此母，夫其何幸，国其何幸！
卷内篇目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