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是个好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即使她以这样的方式死在了不相干的男人的床上。
麻花辫，花裙子，蕾丝花边的白袜子，黑色的潜口鞋子。
我俩出生前后差三天。两家是前后院邻居，父母比较谈得来。从出生到七岁以前的日子，俩人几乎形影不离。
很多次，调皮的男生，将玉米杆上的须毛，偷偷地从后背塞进我的衣服里。我一边弹跳着，一边嗷嗷叫，学着大人的样子骂他们断子绝孙。
辛玲，别总那样骂人。文英笑着，帮我从衣服下面掏出乱七八糟的东西。
男孩子笑着跑开。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引起文英的注意。只要和她在一起，我永远都是那个倒霉鬼，假小子。
她的矜持和笑容让我常常心生妒忌。
文英的爸爸是村里唯一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在县教育局工作。七岁那年。一家三口搬去了县城。只有周末回来。
文英的妈妈。一个总是收拾得体，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女人。每次见到她，我都会盯着她的头发看很久。然后告诉自己，长大，我也要变成这样的女人。看到她们母女，我会不由自主地压低说话的声音。
每周五晚上，文英会来家里找我。我俩心照不宣地锁上厨房的门。我拿出来准备好的铁钳子。她将铁钳放在煤火上烧热，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头发一缕缕缠在上面。
为了烫发的事，我央求了她很久。
周一早上，顶着一头焦黄，我被母亲又打又骂推出家门。五月的天气，已然是初夏。帽子是不能戴了。出了门，自然少不了奚落和嘲笑。我一边走，一边暗自骂着文英，手脚真笨，把好好的头发弄得这般鬼样子。
只好将书包顶在头上，假装镇定，向学校走去。
胡同口有片空地。小吃摊早上供应着胡辣汤、油条、茶叶蛋，中午和晚上是米线、饸洛面。薄薄的雾气里，几个零星的客人在埋头吃饭。十岁的李忘川腰上系着条花布围裙，收下客人用过的餐具，放在一旁的污水盆。他的母亲熟练地将切好的白面拉长，下锅。油烟滚滚中，长长的竹筷子将金黄的油条翻转夹起。
“川儿，上学了！”。听到母亲的招呼。
李忘川赶紧解下腰里的围裙，嘴里叼着根油条，再拿起一个茶叶蛋，匆匆向学校跑去。
岁月是个极好的东西，能淡化所有的悲苦，能改变一个人的样子。寒酸，如今与他毫不相干。那个系着油腻腻花布围裙的李忘川，只是他的前世。这样的一个孩子，谁曾想，想能作为村里第一个名牌大学生，走出贫穷落后的村子，毕业后远渡重洋，成为美国加州一家科研机构的助教，前途无量。
然而，此次回国，他只是文英的丈夫。
我叫上侯伟达去接机。
站在乘客出口处，直到他提着行李箱出现，一点点清晰。
清瘦的个子。浅蓝的衬衣，干净的牛仔裤，眼镜架在笔挺的鼻梁上。我突然在想，文英不在的日子。谁会给他熨烫衬衫。也许是他的老母亲。
一路上，无人出声，夜一样的静默。谁都不忍提起文英的任何消息。三个小时的车程。到达我租来的临时住处，侯伟达便闪身离去。
稍作休息。递给忘川一杯清茶。
文英被肢解了。头在楼下的海棠花树下找到。发现时，已经腐烂。法医已尽力将她还原。
对于文英的死。我决定收起假意的慈悲，不再遮遮掩掩。我想，既然文英能够忍受别人的肢解，李忘川就得忍受爱了他20多年的妻子以这样的方式故去的事实。在死面前，他的悲痛又算得了什么？
李忘川靠在沙发上，表情漠漠，闭着眼睛，没有声音。
人找到了吗？
嗯。文英的大学老师，雕塑学会的。我不敢将“艺术家”三个字说出。
他突然抬起头，摘掉眼镜，泪水流过他细密的胡茬。时差和悲痛导致的神经衰弱，令他的眼底布满了血丝。
是他？我见过。三个月前，在加州，我和文英去参观一个雕塑展览。在那里碰到了这个人。文英说是她的大学老师。后来，联系过两次。那人呆了半个月就回国了。家里还放着他的雕塑作品。
第二天，我和李忘川一同来到警察局。证件、笔录、签字。两个小时的长谈。警察问还要不要去见妻子最后一眼。他摇头。
出了警局，已是黄昏。我们谁也不说话，并肩走在街头。
多好的时光。微风拂面。海棠花的影子在橙黄的路灯下摇曳。
包里的手机在响，一条信息。
辛玲，东西打包好了。已送到了你新居的楼下。门卫处。就此别过。保重。伟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