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鼠疫》,有解读为象征小说的,有解释为哲理小说的。但作者在文中反复提及以“纪事体”的方式,并强调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作者没有故弄玄虚,这确实是一部虚构的忠实的纪事小说。
整个故事以鼠疫爆发,和鼠疫战斗,战斗胜利为线索,解构为五部分,既统一于一个整体,又突出各部分的侧重。第一部分设台置景,奠定基调,交待人物,预设伏笔。开头即陡起波澜,老鼠成群死去,市民各种的猜疑议论,形成了紧张危险的压迫感。第五部分,故事结尾,伏笔全部揭开,回应前文铺垫,概括主题,升华作品思想和艺术境界。这两部分陈述都很简洁,毫不拖泥带水。
第三部分篇幅最短,但含意最深。没有人物对白,没有具体疫情描述,全部是作者沉着的叙述。全城人人都低首下心,集体“步入鼠疫的法则”“已经没有了初期那种火辣或尖刻的情绪”“平屋顶晒台仍然沐浴在残照中,但是升上去的不再是往常构成市井语言的汽车和机器的轰鸣,而仅仅是嘈杂的脚步声和低沉的话语,那是在沉重的天空里,成千上万双鞋按照瘟疫呼啸的节奏痛苦地移动,总之是无休无止的踏步,汇成令人窒息的声响,渐渐充斥全城,而且夜复一夜。”瘟疫到了最猖狂的时候,与鼠疫的战斗到了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者冷静的笔触尤如手术刀,锋利地划开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猖獗的疫情下人们几近崩溃的心理,把整部小说带入了最紧张的阶段。这一部分,既是对第二部分疫情初起到肆虐愈烈的逻辑上的承接,又是对第四部分,与鼠疫最关键、最惨烈战斗高潮的一次推波助澜。这一结构设计,仿若隐在大洋深处的激流,使通篇貌似平缓的记述,收到了静水流深的艺术效果。
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作者把所有的浓墨重彩都涂抹在与疫情的战斗这两个阶段。前者,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有的勇敢地迎上去,有的观望,有的麻木,有的逃避,人物性格有充分的暴露空间,故事情节具有足够的推进纵深。后者,疫情猛烈到绝大部分人的心理承受极限,不同人物的命运在此有了最终交待,人性的检验也达到了最高的强度,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启示。
主人公医生里厄是一个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他具有领导的预见力和果敢力。大部分人还在猜测,市政当局还在犹豫不决之时,里厄以丰富的常识、果敢的勇气证实,这就是鼠疫,敦促当局“应该承认的事实便明确承认,果断驱逐不必要的疑虑,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把应对鼠疫推向了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轨道。
另一个主人公塔鲁,是事件的记述者之一,也是应对鼠疫的志愿者中最重要的组织者。他坚持“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他和里厄是精神上的挚友,也是并肩抗击疫情的战友。他们都不是高唱英雄主义的鼓动家,但不约而同的都是不以任何理由逃避生活,脚踏实地的行动家。里厄认为自己所做的,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他说“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基于这样的认识,里厄在最早认识到鼠疫的情况下,没有选择离开,哪怕他有送妻子去城外疗养这个任务和义务。塔鲁深知,担当志愿者九死一生,却义无返顾。他们行动散发的光芒,感染了“平庸而又不可或缺的岗位上”的格朗,让一心想要逃出城的记者朗贝尔认识到“独自享受幸福,就可能问心有愧”,赢得了“说得好,做得更好”的神父帕纳卢,最终汇聚了战胜鼠疫强大的集体力量。
《鼠疫》中,作者的真知灼见,以人物的对白和心理活动予以呈现。但他没有赋予人物激昂的高调阔论和凌人盛气,而是用朴实平和的语气,冷静理智的陈述,推进平缓的节奏贯穿其中。“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但这不成其为停止战斗的理由。”“跟痛苦耍滑头,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人要为自己所爱而活着,而死去”。里厄尊重朗贝尔出城与妻子团聚的选择。他说“在这人世上,什么都不值得人离开自己所爱。然而,我也离开了,却弄不清到底为什么。”塔鲁说只要有机会,人人都如此。里厄一语双关,“我这一生要做的事,就是给别人提供机会。”这种机会既是肉体康复的机会,也包括精神升华的机会。
天灾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认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在结尾部分,作者用书中人物的话来点题——“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生活面前,没有局外人,有的——只是做什么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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