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三联生活周刊，比较长，但切入角度比较有意思，关注的是“丧偶式育儿”的另一方主体——父亲在家庭及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定位。
可以说，这篇文章刷新了我对“丧偶式育儿”的认知，也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父亲们、丈夫们确实有冤屈。
很多家庭中之所以出现“丧偶式育儿”，和社会大环境有关（比如社会上各方力量希望影响到的家庭教育主体为母亲），和家庭小环境有关（比如在家庭中父母双方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分工，或者说孩子的母亲对待孩子父亲的态度是强势、强制、忽视、打压还是温和、商量、重视、鼓励）。
由此，“丧偶式育儿”也就有了解决方案，社会大环境及千百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难以快速转变，但每个正在或将要体验“丧偶式育儿”的妻子，却可以根据自己丈夫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改善家庭小环境。这种改变也许会是卓有成效的。
文中有一个观点不太认同：父亲只提供精子，缺少和孩子之间天然的生命的连接，所以进入角色会较慢、较晚；而母亲，因为十月怀胎，就天然地会做母亲，天然地和孩子之间有更紧密的连接。
但实际上，我自己包括身边很多认识的妈妈们，刚生产完的时候，并没有体会到想象中的那种亲密感和使命感，之后和孩子之间的胶着状态，只源于日复一日二十四小时地贴身照顾与相处。如果爸爸们能做到，也完全可以进入状态。
当然，爸爸们的自我成长也很重要，毕竟角色定位还是略有不同。成为孩子的榜样也是不可或缺的。
以下为全文：
电视剧《都挺好》热播，父亲苏大强这个角色不只是电视剧的看点，也持续地为剧情提供推力。中国传媒大学的戴清教授有一个观察，在苏大强之前，“懦弱的父亲”还从未在国产家庭伦理剧中有过如此强大的存在感。
回顾过去十年的热播剧，你会发现，虽然故事背景各不相同，年轻一代面对的阻碍，多半是母亲，而父亲总在其中扮演笑眯眯的和事佬。而在聚焦年轻一代小家庭的剧集中，主导者仍然是母亲，而父亲呢，自己多半还是个孩子，有点怕老婆，又听妈妈的话。父亲角色的存在感也一直都相当微弱。
影视剧折射了当代社会的现实。如果你略微关心家庭、教育和情感类的自媒体和公众号，你一定看到过以此为主题的文章：“丧偶式育儿”。在这些文章的评论里，你总能看到许多妈妈痛陈她们孤立无援的育儿生活。
“丧偶式育儿”这个词很有传播力，因为它以夸张的戏谑近似粗鲁地概括了一种被普遍感知的现象。但是，这种概括的潜台词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父亲们是不负责任的、不可靠的、懒惰的、逃避的、缺乏作为父亲的自觉的。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
2015年，央视主持人李小萌辞职回归家庭。2018年，她决定重回荧屏，第一个作品就是12集的访谈节目《你好爸爸》。李小萌的初衷是奔着批判“丧偶式育儿”去的，一路走来却发现父亲们的许多难处。她举办面向爸爸们的活动，现场一问，只有极个别父亲不是应妻子的要求来的。但是交流起来，爸爸们也有委屈要说。
“他们都在想：现在妈妈都是专家，我们都没有发言权，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妈妈在这个领域里确实掌握了太大的话语权。”李小萌说。她在一个公众号上开课，讲育儿书籍，叫《妈妈读书会》。一次她给这门课拍宣传片，导演是位年轻父亲。他突然提出自己的不满：你光给妈妈读，不管爸爸，不说爸爸的事。
面对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很多父亲都会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演员包贝尔告诉李小萌，他十分期待孩子的降生，但当他真的看到孩子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想象中应有的强烈的连接感，于是，他就像许多父亲所做的那样，等孩子两三岁了，能交流了，才开始介入孩子的教养。
前几年，湖南卫视的真人秀《爸爸去哪儿》播出后，加拿大爸爸夏克立成了“映衬”中国爸爸的模范。他对女儿的陪伴令许多母亲都自叹弗如。他和女儿一起疯玩，一起染头发。不久前，女儿想打耳洞又很害怕，他就和孩子一起打了耳洞：“你看，什么事只要有个伴就不难。”
但事实上，和包贝尔一样，夏克立也曾经在新生命面前找不到感觉。他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照顾婴儿的细节都承担起来。他说，既然没有像母亲那种天然的物理性的连接，就要自己努力在关系当中去寻找。
“成为父亲”对于许多男性而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父亲”之名带来的压力和困惑很可能是巨大而持久的。《你好爸爸》的所有嘉宾都强烈地感到，要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似乎“自己本身必须得是点什么”。“凯叔讲故事”创始人王凯说，如果你不是点什么的话，在孩子面前就没有发言权。
心理咨询师李松蔚给许多出现问题的家庭做过家庭治疗，但他同样有作为父亲的困惑。他告诉我，对于他来说，最困难的一点是，他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足够好，是不是已经从一个儿子成为了一个父亲。女儿出生时，李松蔚正在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写论文的过程中会思路卡壳，于是会有一个又一个熬到深夜的晚上。那时候，几个月大的女儿半夜醒来哭泣，他抱着女儿摇晃哄睡，一旁是亮着的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论文。
“心里很困惑。我在想，如果她懂事的话，她会怎么看待我。我还是一个学生，却好像已经要成为她行为上的榜样。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很成熟的科研工作者，知道应该敲出来的每一个字，但是我做不到。我要到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有底气告诉她：你看，这是你爸爸。”李松蔚的女儿7岁了，他依然会时不时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纠结。
成为母亲和成为父亲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旅程。心理学理论认为，为了实现直立行走，人类的骨盆变小，胎儿在母体内孕育的时间缩短，人类都是事实上的“早产儿”，需要经过漫长的婴儿期。在孩子生命之初，他们依然需要受到子宫般的呵护，他们和妈妈是一体的。但对于父亲而言，孩子出生前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只负责提供精子，与孩子之间缺乏生物学上的牵绊，也不存在应承担的生物学责任。对孩子来说，父亲不可或缺的状态在受精卵形成后基本就已结束。
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教授鲍勃·帕尔科维茨（Rob Palkovitz）认为，男性可在生理层面转变为父亲，但是并不容易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以适应父亲的角色。做一个父亲的样子和责任，都与做一个丈夫不同，需要另一种承诺。这种转变将影响男性在每一天生活中的选择、行为和事情的优先顺序。男性需要慢慢成长，才能逐渐扮演父亲的角色。
以生物学的观点看，父亲与母子共同生活并参与养育孩子的物种，只占整个哺乳类的百分之三左右。在家庭中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并参与育儿，是人类文明演化出来的父性机能。它的出现是因为在一个农耕社会中，需要有一个角色去组织社会合作和斗争，制定和维护规则。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父权社会中，父亲都是令人畏惧的不可忤逆的绝对权威，他不仅是家庭的领导者，也是教育者及精神支柱。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一个传统好父亲的职能被逐一消解。教育已经脱离了家庭，取而代之以学校等社会机构。过去，手工艺者、农民以及地主主要从他们的父亲身上直接学习技能。然而，这在一个追求快速进步，不断变化动荡的时代已不再有可能。父亲可能还在渴望他的孩子继续他的职业道路，但极有可能，在一个世代内，变化已经发生，他已经没有东西值得去教，技术进步日益将他的技能变得过时。
肇嘉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和美国的一代父亲开始将他们的孩子推向比他们自己的职业“更好”的职业，社会的进步已经比以往更经常地粉碎了代与代之间的联系。
很显然，很多新一代父亲很难从父辈那里学到符合当今时代期许的为父经验。以情感支持为例，心理咨询师王雪岩说，现在我们认为男性为妻子和孩子提供的支持，很大一部分是情感支持。可是，早两代的父亲，“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战争、运动，当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信任都有危机的时候，情感支持就成了奢侈品，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评价体系里，并不是重点”。
从历史的进程回到当下的现实，如果我们深入到家庭的日常，我们对父亲的角色又会有什么认识？
做家庭治疗，心理咨询师李松蔚一般都要求全家人一起参加，缺一不可。他观察到，在咨询室里，“父母双方的表现往往就像网上的吐槽和段子一样：妈妈是热情的，投入的，坐在孩子身边，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她是这个家庭的发言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她在说话，不时给爸爸一个白眼。”“爸爸也配得上这个白眼。他总是坐得很远。除非问到，否则从不主动开口。”
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因为孩子出现了“问题”而来的。可是在李松文看来，很多问题并不真的在孩子身上，而是父母之间没有办法沟通，不能正确处理一些情绪，借助孩子表达了出来。在许多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看不到彼此。
在治疗室里，妈妈们看不到爸爸们是在用沉默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态——“事情哪有那么严重，不值得每个人都扑上去”；“我的意见根本得不到你们的认可，我不如躲远一点”；“你们的生活方式我不赞成”；“养孩子的事我不懂，我只管好好工作，给你们多挣钱就好”。妈妈们总是说：“他随便……”“他在不在，反正都一个样。”“男人有什么用？”
这些抱怨存在的悖论是：妈妈们“一方面抱怨对方没有存在感，一方面又拒绝看到对方的存在，甚至不愿意坚持让对方留下来，反倒挥挥手送他离开。以至于我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的远离导致她们的抱怨呢，还是她们的抱怨，导致了他们无法回归？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家庭是一个系统，父亲不是孤立的一分子，他不断主动又被动地与其他家庭成员发生互动。母亲守门员效应认为，在父、母、子三方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在家庭中居于中心地位，她的态度会直接阻碍或促进父亲参与教养。
在李松蔚看来，那些充满抱怨的母亲，她们背后的焦虑也同样未被父亲们看到。
“中国的女性在性别角色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压力。很多丈夫没有意识到，当一个孩子的出现带给他们巨大的身份冲击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也同样在处理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个二三十岁的职业女性正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在人生追求上，审美追求上有很多想法。她突然变成了一个母亲，需要以妈妈的身份来考核自己。可能连奶水够不够这样一个问题都会关联到她是不是一个好妈妈，是不是犯了错。女性在成为母亲的阶段里面，支付了大量的成本。她有太多的事情可以焦虑：关于自我的发展，关于年龄，关于有没有跟社会脱节，有没有被主流抛下，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财务，以及这段婚姻失败的风险。她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
作为一个男性，李松蔚坦言，男性不可能对女性的困境真正地感同身受，妈妈们的这些不容易，爸爸们好像参与不进来，也不习惯于去谈论和理解。“他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我都告诉你，我不会抛弃你，还有什么好担心？”
“我们近来说男人不会做父亲，其实很多人对父亲这个角色多少还有一些认识，但是丈夫到底是什么？对中国男性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更困惑的角色。”李松蔚说，“很多人不知道在家庭生活中如何与妻子保持浪漫的亲密关系，需要承担什么，享受什么。也不知道当孩子降生之后，他依然可以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妻子，而不是仅仅是孩子的妈妈。文化传统让男性疏于情感表达，他们既不会表达自己，也不懂如果让伴侣感受到爱。当一个男性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好丈夫的时候，无法为妻子提供支持的时候，他很可能也无法做一个好父亲。”
那么，在我们的时代，怎样才能算得上好父亲？在这期封面里我们采访了很多个家庭。一年前，经历了“丧偶式育儿”的上海女作家毛利开出每个月两万的工资，让丈夫陈华椋回家当了全职爸爸。陈华椋说，这一年他干得很有成就感，即使生二胎也不在话下。在另一个上海家庭的故事里，你能看到父亲李文贤如何为妻子提供支持，让她遵照自己的内心，体验全职妈妈的生活。我的同事采访了作家马伯庸、“凯叔讲故事创始人”王凯、性学家方刚。每个人都在摸索自己的好爸爸之路。
我们认为，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父亲，我们不可能要求父亲们面面俱到的做到一切。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父亲们有不同的个人追求，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父亲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担当父职的方式。但我们相信好父亲依然存在一些基本的标准，这些标准时代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刚需。它们是：
1.能够与妻子保持良好沟通，形成家庭分工合作的共识；
2.能够与孩子建立积极的情感互动；
3.能够实现自我的成长与进步，为孩子树立模范与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