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秋再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上千年的历史天空中，苏东坡无疑是璀璨的。试想，有几人有那种“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师，穷则食芋饮水为南荒逐客”的经历？又有几个人有过那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豁达和潇洒？透过九百年的迷雾，我仿佛看见东坡携一手足，治一名城，经一诗案，终究是还一蓑烟雨任平生。

当时四海一子由

从入了官门的那天起，东坡与子由便聚少离多，于是他们常用诗歌辞章来互吐心曲。世事无常，东坡他们兄弟俩哪怕再手足情深，有时也只能“千里共婵娟。”也许因为这样，他们每次不多的相聚才被格外珍惜。

他们是亲兄弟，是诗词唱和的良友，也是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伙伴，更是精神上相互勉励的知己。子由曾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东坡也曾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因为拥有了这份亲情友情，东坡一生中一切的孤单寂寞都不再那么可怕：当他被人构陷下了大狱，子由降自己官阶为兄长赎罪；当他屡遭放逐，是子由陪他跋涉千万里；他狼狈不堪自顾不暇的时候，也是子由照顾他的家人料理他的家事；他与世长辞了，还是子由抚恤他的儿孙，直到死后旁侧陪伴。

想想世上真很少有像他们兄弟这样好感情的，真真是羡煞旁人，也难怪东坡在狱中会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更难怪有人说，“有如此哥哥，做其弟弟难；有如此弟弟，做其哥哥难”。

故乡无此好湖山

东坡和杭州，一个是我景仰的文人，一个是我痴恋的城市，他们的结合是那么的相得益彰。可以说，他的地方仕途始于杭州，盛于杭州，贬谪他方也是以杭州为滥觞的。我没到过杭州，但也道听途说了些世事，杭州给予东坡特殊的待遇是无人比拟的，“东坡路”、“学士路”寄予着当地人对东坡自始至终的怀恋。

东坡不仅是文坛巨擘，还是能安邦治国、肯做实事的为政者。不长的任期上,他带领当地人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挖井引水、解决饮用咸水之苦。他还在当地创立了据说是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留下了“东坡肉”等饮食习俗。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杭州赢取了东坡的心，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以至于，在他入狱后杭州百姓自发地公开做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

杭州好山好水，东坡他自己也在这方灵气的水土中几近忘却愁肠。林语堂先生曾说“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更加突出，也更完整地蚀刻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这一点，我是极赞同。一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读其诗文，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也真真是：西湖的诗情画意，非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给了东坡无限的自由和欢愉，西湖用一波碧水为东坡荡涤了一路的尘俗。也许有一天，泛舟西湖，或攀登凤凰山，或品茗湖滨酒馆，都能感受到杭州中的东坡，东坡中的杭州。

一蓑烟雨任平生

有人曾说，古代一个官员先必须是一个文人，再才是一个仕途中人。东坡一生躬耕文艺，又心忧天下，但观其一生，他绝不是官场中的一个胜者。

两党之争，受害的是中间的他。东坡对官场乱象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令人敬佩的是，在他不知吃过多少苍蝇之后，依旧我行我素，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怕是真印了那句“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为了这种正直，东坡终究是没逃过一些牢狱之灾。但是他又有什么太多罪过？想必正如子由说的那样“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是呀，他太出色，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然后被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

不过，哪怕是面对这样的横祸，他也是“譬如当初”般豁达，包括对待当初的政敌，这一点让人更加佩服。东坡晚年遇赦回来，章敦的儿子章援诚惶诚恐地给东坡写信为老父求情。东坡抱病回信，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胸怀在几千年的文人中鲜少见到。我想，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

乌台诗案几个月后，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从监狱里出来。经历了这场变动后东坡也开始自省，无论是文风的转变还是旨趣上的升华，他都在尝试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生命的原始意味，他渐渐回归清纯和空灵。这一切，可以说使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真正地成熟了，如余秋雨先生所言：“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印象东坡，寥寥数语总难概全。人本身就是矛盾的结合体，东坡也不例外：他并不精于自谋，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骨子里是一纯然道家，但又愤世嫉俗；他看穿生死，又钟情于炼丹与瑜伽……真真是，千百年，最难话是东坡。

（完）

备注：旧文新修。

文/佃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