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那些电影和电视剧——《归来》《金陵十三钗》《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它们的小说原作作者严歌苓和她的书显得太安静了。
尽管近二十年来，严歌苓的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广受认可，小说《绿血》获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扶桑》入选美国《洛杉矶时报》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及上海文学奖、《小姨多鹤》是2008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组第一名……
但要向人们介绍严歌苓是谁，你往往还得这么说——她是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和《金陵十三钗》的小说原作者，陈凯歌《梅兰芳》的编剧；她的作品《少女小渔》改编成张艾嘉执导的同名电影，获“亚太地区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小说《天浴》的电影版由陈冲执导，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及编剧奖；作品《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相继被拍成电视剧，由赵薇、孙俪、叶璇等主演。
在这个纯文学版图日渐萎缩的年代，这样来介绍一个身兼小说家与编剧双重身份，但对前者“看重太多了”的作家，本身就是件耐人寻味的事。
“胜利最终属于精力过剩的人”
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一个女孩对严歌苓说：“你出身又好，嫁得又好，长得又漂亮，才华又好，真是容易让女人嫉妒的女人啊。”她哈哈大笑。
12岁参军，在文工团跳舞，20岁赴战场做战地记者，25岁退伍成为军旅作家，31岁放弃已取得的荣誉和地位，赴美留学，嫁给美国外交官周游诸国，成为知名作家和好莱坞编剧……
这些经历成就了如今的严歌苓，也让她体会到所谓“为写作体验生活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就是要生活。”她记得刚去美国时，给人家当保姆，跪在地上擦地板，“我觉得我当时的姿势很奇怪，我那时已经是出过3部长篇，得过两个奖的作家了，但那就是生活，不是你在体验生活，那就是一段结结实实的生活。”
抬起双臂，交叉在脑后，固定成一个柔软的姿势，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严歌苓依然面容白皙，身姿窈窕，保有舞蹈演员时的风范。她回答问题时每个字都断得短促干净，像她对自己的评价“做人简略，从不唠叨”，但却绝不吝惜笑声，“可能我感情的沸点比较低，一点事就让我乐，可悲的东西里也常常看到可笑的一面。”
严歌苓的小说不知看哭过多少读者，被问及写这样沉重的故事是否影响心情，她却疑惑地反问：“你不觉得这个小说很幽默很好笑吗？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让我哈哈大笑啊？”
在她看来，自己的故事沉重之外更有荒诞可笑的一面，如《陆犯焉识》中的陆焉识，一个最不该成为犯人的人因为错误判决成了家庭的罪人，让妻子儿女跟着受罪，获释归来又受到儿女的迁怒，“他变成这样一种人是很荒诞可笑的。”
经历这么多，“这样一个百岁老人，肯定不会涕泪纵横地诉苦，已经活到一个境界，就会把很多事看得很荒唐。”
严歌苓认为，对作家来说“生活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它和才华几乎是60%和40%的关系。”她又说：“天赋与勤奋的关系是70%和30%。”
她的“30%的勤奋”是指20余年，每天清晨即醒，喝杯咖啡，写到下午两点，每天保证6小时写作，据此可以推断其作家公式中天赋和经历的浓度。“我跳舞时就有个坏习惯，如果这天没练功，晚上就会非常非常难过。像我过去说的，感情都是挣来的，你不能平白无故觉得人家都该爱你，你必须挣，要有自己可爱的地方。一样的，我每天晚上喝点红酒听点音乐出去散步或者去看戏看电影，那是我白天很辛劳地挣来的，我把每一天的写作当做挣晚上快乐和轻松的办法，可能我有点自虐吧。”
这种“自虐”的勤奋下是每过一段时间就能有一部佳作，其“高产高量”引人瞩目。“我精力过剩！”说到这，她又大笑出声：“我跟很多人说胜利最终是要属于精力过剩的人，因为他一生的精力可以抵上人家三生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觉得累。要觉得累就是出来谈事儿，谈多了就非常累，比如叫我出来宣传、接受采访……”她飞来一个俏皮的眼神：“大家都为我的坦诚吃惊的，我是一个什么都跟你讲白的人。”
“动人的人都是有缺陷的”
2009年动笔，电影《归来》的原作《陆犯焉识》是严歌苓迄今篇幅最长，“写得最认真最吃力”的一部小说。
书中主人公陆焉识原型是严歌苓的祖父，一个等人的时候能背下小半本英语词典的“神童”，16岁上大学，20岁出国，25岁拿到博士学位，40岁自杀谢世。家中到处是这位未曾谋面的爷爷留下的字画、古玩和线装古籍，令严歌苓满怀好奇：“少年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谜”。
用了十几年时间沉淀，往返于美国、上海和青海采访取材，完稿后数易其稿，这才有了生于上世纪初，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洋博士”陆焉识，和他浓缩在36万字里、为自由挣扎的大半生。
“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有才华“没用场”的公子哥陆焉识，迂直清高，坚持独立于任何派别之外，最终在一次次运动后，莫名成了被判无期的囚犯。在监狱里回顾往事，他发觉自己爱上了被迫娶来，一直不肯正眼相看的妻子冯婉喻。相思20余年，当陆焉识终能出狱与妻子团聚，道出迟来的爱意，冯婉喻却在他归来前失去记忆。
1925年到1990年，小说用陆焉识的孙女带着打趣和距离感的口吻，讲述了历史洪流里一个乃至一代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
依然是严歌苓作品的一贯视角，细致描绘小人物的儿女情长，铺垫于后的却是一个民族难以回避的历史。不了解那个年代的人能看到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用严歌苓的话，是“一个人对感情、对自由的一场近一个世纪的彻悟”；而熟悉历史的人，能感受到更多。有年轻的读者说：“严歌苓让我更了解历史。”
缘何青睐以这种视角书写？严歌苓说：“因为历史变迁中，第一受冲击的就是人和人的感情，很多家庭要被拆散，有些妻子要主动离婚，有些孩子要反叛父亲……这些都首当其冲。情感是个晴雨表，因为社会对一个人的认同会很快影响到情感上的认同。”
她一直在写作中关注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这段历史，直面其间每一轮重大历史变迁，因为这位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一代人都忧国忧民”的作家“没办法释怀，这段历史里面人性展露得最最充分。比如战争就是这场战争，但对不同的生命来说，当个人史与战争相互映照，同样的历史大事件下，每一种人的命运都不一样，每一对爱情关系都不一样。这就是我想表述的。”
她爱写边缘人物和陆焉识这种“大战风车，企图叛逆，只是没有成功的堂吉诃德式英雄”，因为“真正的英雄没有意思，我喜欢写不得志的人，写有很大缺陷的人，我觉得动人的人都是有缺陷的。”
“我不能让你们不喜欢，这是我很可悲的一件事”
有人说严歌苓近几年的创作“没进步也没退步，好像特别怕失去读者”，严歌苓答：“是啊，我现在得到一个读者不容易，我当然很怕失去你们。”
自《第九个寡妇》起，严歌苓发现老老实实讲故事既不费劲，又能被读者喜欢，“我何乐而不为？我不能让你们不喜欢，这是我很可悲的一件事，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满可悲的，他总要把最后的评判标准交给别人，不能自己觉得特别好，人家不买账。我牺牲了特别想实验小说形式的冲动，但我想我会再实验的，因为这种冲动不可能按下去。”
多媒体时代，纯文学备受冲击，严歌苓从马友友和郎朗身上得到启示，“把通俗的元素放进去，然后用最好的音乐表达，马友友在超市里给人签光盘，就是在捍卫古典音乐，不能说你不爱听古典音乐就是低俗的缺乏教养的，我也不能说就写《白蛇》《人寰》这样抽象的东西，你们爱看不看，看不懂活该。”
同样的道理，她认为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是推广原作效果不错的广告，很高兴看到一部又一部作品相继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即使文学要靠影视来宣传的现实令人悲哀。“现在牙膏这种生活必需品不打广告都卖不出去，人们通过任何途径知道你都是好事。虽然经常本子改的把我气得鼻青脸肿，至少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么本书，很多人还会买来看。”
她重视读者，愿为这种重视作出妥协，也对自己有更深的期许：“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更多人，包括西方人理解，最后达到欣赏。一个题材假如写得好，它会被全人类看成是自己的故事，像卡夫卡写人的异化。我希望全世界的人读我的故事时都懂我的人物，可以跟他产生共感。”
她一直在此方向上努力，是个会说故事、值得期待的作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没写好的故事。写作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把话说得跟别人不一样，说的是这件，让人想到更多，谁能超过故事本身所表现的越多，谁能在故事底下埋的更多更深，谁就更牛。”
——我猜测有机会跟严歌苓接触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即她真是那种最好的对谈者，妙语连珠，精致风趣，永远知道你要什么，永远能给你新东西。聪慧狡黠情感丰沛一如其文字。但我印象最深的，始终是她对自己的严格与那旺盛的活力，那简直足以令人自省而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