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父》到《涉江》《悲回风《惜往日》
——试论屈原与伍子胥在郧阳的情感交集
蓝善清
屈原作品涉及的神话、传说及历史与现实人物数以百计，而关于楚国人物仅伍子胥一人，如果把作品牵涉的语言环境人物像皇考伯庸、女嬃婵媛这些亲人算上，也不过三人，再把不指名、间接提到的不查余之中情的“荃”（喻楚怀王）、惟夫党人的“党人（指那些结党营私、祸乱朝政者）”算上，也不过五六人了不得了，大量提到的人是楚国之外的，是距离自己生活的时代至少一百多年前的那些不给自己表达意愿惹麻烦的人。他似乎回避现实，尽量不让有关人看了不舒服。其作品本身是直接臧否现实的，却又唯恐现实那些被臧否的人直接感受到，所以尽量以比喻象征的方式表达，拿古人、神人、外人来说事，让那些与他过不去的人逮不着他什么。他不期然的在作品中三次提到伍子胥，其选材大约也是把他作为吴国人而不是作为楚国人来看待的。他同情伍子胥，同情他在吴国立下汗马功劳却遭遇天理不容的残酷待遇，并非同情他在楚国被逼出逃的遭遇；他决定步其后尘，不是步其逃出故国的逃生复仇之路，而是步其忠贞不阿宁死不屈于自己服务的国家的功臣、诤臣之路。他是楚国历史上少有对伍子胥不持批评态度的人，是楚国历史上少有对伍子胥给予莫大同情的人。像申包胥这样对伍子胥以家庭恩怨报复国家及君王的行为持强烈抗议态度的人，楚国当时有相当一批人，以至于后世仍居多，屈原是个个例。
本文不是讨论屈原对待伍子胥的态度正确与否，主要讨论这两个非常人物在郧阳应有的一段情感交集，以此论证他们都曾有履郧的一段不平凡经历。
我们先从屈原作品三次提及伍子胥说起。
首先是屈原的晚年之作《涉江》提到伍子胥，把他与商朝末年的大忠臣比干并列。我们先看该诗的一大段记行文字，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说：“此章言自陵阳渡江而入洞庭，过枉陼、辰阳入溆浦而上焉，盖纪其行也。发轫为济江，故题曰《涉江》也，……文义皆极明白，路径尤为明晰。”根据凌智民先生对“鄂君启舟节”的考证结果看，“涉江”是涉汉江而不是长江，其中的洞庭、枉陼、辰阳、溆浦这些地点都在汉江郧阳段。这段文字描绘的沅水流域的景物应是汉北一段河流的景色。该诗堪称我国最早的一首纪行诗，对后世同类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中景物描写和情感抒发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诗的最后在表达心志的时候，写道：“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忠臣不一定被任用，贤者不一定被推荐。伍子胥遭到灾祸，比干被剁成肉泥。与前世相比都是这样，我又何必埋怨当今的人呢！我要遵守正道毫不犹豫，当然难免终身处在黑暗之中。这里他似乎想通了世道的黑暗，政治的残酷，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怨怼的，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可这种想通并非认同这种现实而就此相安，绝对不是，而是表示看清了现实、现实无可救药，就立定了必死的决心，要像伍子胥和比干那样忠臣无悔，明明白白将灾难接受到底。
再看另一篇《悲回风》，本篇属于屈原自沉时所作，为屈原绝笔，楚辞研究专家汪瑗在《楚辞集解》说：“此篇因秋夜愁不能寐，感回风之起，凋伤万物，而兰茝独芳，有似乎古之君子遭乱世而不变其志者，遂托为远游伤古之辞，以发泄其愤懑之情。”这种发泄是一贯情绪的发泄，也是最后的发泄，他表示要“俘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漂流江淮而至于大海，与伍子胥的灵魂一道在无拘无束的江海里求得永远的自我舒适。一心为吴江山着想的伍子胥是被吴王夫差命其自刎又发泄怒气，将其尸首扔到长江的，所以屈原才有俘江从胥之说。对于子胥的悲惨结局屈原没有畏惧，他倒是觉得子胥的路就是自己的路，他的下场就是自己的下场，迎着子胥的路走下去没有遗憾。所以此篇诗作可以认定为屈原临终明志之作。
再看《惜往日》，这也是屈原临终前的作品，是为绝笔，他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这句再明白不过的敲击顷襄王，指斥他“信谗而弗味”，听信奸佞之人的话而感受不到忠良之言的滋味，只有等到类似子胥之类的忠良死后、亡国灭家的忧患到来，他才能惊醒。
这三首诗和写于郧阳的《渔父》（2014年中国屈原研究会在郧阳召开“屈原与郧阳”研讨会，会议公报明确《渔父》《抽思》创作于郧阳）结合起来看，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屈原明死之志是在与渔父对话之后，也就是在郧阳放逐期间立定的这个志向，而且是在此抱定必死信心后，他才决定以伍子胥为楷模（当然不止子胥一个）的来走完自己人生最后一程的。像伍子胥那样忠心耿耿，不论是被逼自杀还是自觉放弃生命，他都要效法。“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自己是一个经过了一向注重沐浴更衣而不苟且修来的高洁清纯之人，洁身自好比生命更重要，所以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都不会与世俗共天地的。死志可以有许多选择，为什么竟选择“赴湘流”（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改为“赴江流”）呢？忠臣的结局有许多，为什么要以伍子胥为范呢？这就不能不说屈原在郧阳游历的沧浪洲、沧浪水以及他行吟泽畔遇渔父这些相关地望与伍子胥当年追逐楚昭王屯兵郧阳大堰（现在的城关镇堰河村）隔河相望的毗连关系了。根据凌智民先生最新楚史研究成果，我们得知吴楚之战时的郧国和随国都不在汉江下游而在汉江中上游，郧国即现在的郧阳，随国在现今的安康一带。伍子胥追楚昭王从汉江北岸一直抵达现今的郧阳，在此驻扎下来，屯兵三月，在短暂的休战之余他为民筑堰，以利兵民。而楚昭王溯汉江而上，躲避于长利县，在那里遇到贤人屠羊悦和让昭王不快的蓝尹亹，后到现今的安康，即当时的随国。此战先后历时十个月，以秦国军队介入、吴国内乱撤军、楚昭王还朝告终。尽管是短暂一个战时，但伍子胥在郧阳的堰河村留下了久远的印象，村民是念情且念旧的，故而过两百年后，屈原放逐这段江岸，依然能够感受到伍子胥当年留下的德民足迹，民众对他的怀念以及对他遭遇的同情，从而进入他脑子里的不是楚国这个同胞过分的复仇印象，而是一个值得敬仰的忠臣形象，对于伍子胥的人生价值观的判断，他已超越了国度，是从一个广义价值观上看待的。
基于近距离的感受伍子胥的人格故事，基于在郧阳沧浪水上与渔父的交流对话，基于楚国当下的局势与吴王夫差时期的局势极其相似，基于自己当下处境与当年伍子胥的处境十分相近，所以他在与渔父对话之后，也就是写过《渔父》之后，他在此后的《涉江》《悲回风》《惜往日》中一直以伍子胥为人生最后的同道者，向他学习，无怨无悔的画好自己的人生结局。如果我们将汉江柳陂、城关堰河段这隔岸相对的几个地望：北岸子胥堰（伍子胥当年住兵为民修筑的水利工程）、南岸沉子河（屈原在汉江投江地）、江中祠堂洲（打捞起屈原尸体后在此祭奠的江中小岛，相当于秭归的屈原沱）联系起来看，这两个历史伟人在此隔时空的情感相遇而让屈原产生心灵相应就非常自然，以至于反复提及要走伍子胥的路就十分合乎逻辑。我们常常有这样感觉，近距离感受一个先贤的遗迹往往会景行行止，将其思想行为以及人生遭逢引以为自己的心路历程，化作行动，屈原这几篇作品的创作心理与他近距离的通过感受伍子胥曾经留下的民生遗存而产生的情感波澜有着深切的关系。
从《渔父》到《涉江》《悲回风》《惜往日》，屈原在郧阳相逢心目中的前贤伍子胥而萌生死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