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八零后，更是八零猴，那年出生的人很幸运，见证了中国改革的所有历程。小时候盼着过年，那时候的快乐是廉价的，2分钱一盒的火柴可以一根一根划着玩，也可以找荒野去放火，高级玩儿法是用自行车链条做枪管，铁丝做枪身、扳机的火柴枪，把火柴头冲里倒放进枪管，扣动扳机火花一显，火柴棍便飞了出发，虽说射程只几米远，但对天性喜欢枪的男孩子，火柴枪就是身份的象征。鞭炮是当时过年大人小孩都必不可少的玩意儿，大人喜欢放二踢脚，那时候的鞭炮都不放黑药一硝酸铵，可以拿在手里放二踢脚，"噔～嗄～"地上一声天上一声，仰头看着蓝天上缕缕青烟，好像美好愿望已传达给了老天爷。小小子们，都是把2毛钱100头浏阳小鞭儿拆散了单个儿放，面向着墙，假装不去看路上的行人，却把鞭炮拿着手里，单等有人走过身边时，迅速点着又迅速扔在路人脚下，“啪”的一声吓人一激灵，照例在路人的“小兔崽子……”的怒骂中，我们哈哈大笑着四散奔逃，好寻找下一个目标。

      过年的时候，在城里工作的人都会回家，一家人从腊月二十五一直忙到年三十，不停歇地做吃食，蒸馒头蒸包子，炖肉炸丸子，那时我最爱吃，熬猪板油剩下的油渣，猪板油熬的油是全家日常炒菜必备，油渣可以包饺子用，被炸成金黄色外焦里嫩的，指甲大小的油渣是一顶一的美味，一定要趁刚出锅用手捏着吃，一咬满嘴流油，然后再吮吮手指。如果条件好的人家，妈妈或奶奶会单独给孩子留出一碟油渣，撒上盐，再给一个热腾腾的大馒头，嘿嘿，这会儿任谁喊都不能出去玩，小朋友来找也只肯分给他几块儿。多年以后我在读孔乙己时，那句“多乎哉？不多也”和伸开五指罩住碟子的动作，总感觉是我们小时候去看富人家孩子吃油渣的情景。

      作为八零后，过年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是看电视。对，就是看电视，那时一个村里面有12寸黑白电视机的人家，每天晚上家里就好像开电影院一样，村里面男女老少都挤过来看电视，来的晚的或是自家人都在屋外站着，年纪大的或来的早的才能在炕上挤个地方。等到年三十播放春节联欢晚会，抽烟的喝茶的大爷大叔们，嗑瓜子包花生的大娘婶子们已然换成了自家人，看着歌舞魔术听着相声，欢声笑语从电视里传给家家户户又传到大街小巷，时髦的青年会把好听的歌曲记在本子上，爱开玩笑的人会用相声的包袱一次一次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油渣，火柴枪这些东西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逐渐成为了记忆。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是九十年代全国人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一夜间仿佛全民皆商。我的一位同学，老师让他交学杂费，他说我们家没有钱，好长时间都没有吃过肉了，同学们听完都哈哈大笑，我没笑，不吃肉能比顿顿吃窝头更痛苦吗？放学后我悄悄问他，你家真的没钱吗，他说，是听他妈妈说的家里的钱都让他父亲拿去承包了，只剩十元钱了。幸好他的父亲很努力，刚刚实行企业承包时，他的父亲承包了，刚刚开始打破垄断，允许摆摊时他的父亲从白沟进货来卖，听说这位同学的父亲是放开粮食经营后才真正发的财。电视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每个家庭，条件好的还买了彩电，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明星们，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脸了。过年的快乐，被作业所代替，我们只剩下看假期里经久不衰的《西游记》这点儿快乐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本应该发生许多大事，只不过那些预言被时间证明都是骗人的，唯一的大事就是我们八零后，已经步入社会。那些预言八零后是长不大的一代的社会学家们，开始预言九零后是颓废的一代。过年的时候，我们回老家可以坐私家车了，不用担心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八怎么出行的问题了。

      忘了是哪位先哲说的，嫉妒是世间的原罪。从羡慕吃油渣，玩火柴枪，到羡慕人家里有电视，再到羡慕别人买私家车。过年的快乐，被焦躁代替了，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最直接最廉价的方式。人们过去打招呼都是大声问一句吃了吗，现在都小声问今年挣到钱了吗？物质丰富的时代，我们的精神却异常匮乏，我们不应该问问今年您读了几本书了吗！

      现在店铺开张频率最高的是饭店，大家再也不用为年夜饭发愁了。诚然民以食为天，可天天陷入饭局中，我以为那是天快塌了。又近年关，年意味着我又老一岁，与别人的差距仍然很大，父母的身体孩子的学习更得操心，迎来送往吃吃喝喝依然是过年的主题。怎么过年才能找回儿时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