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诸位必然于西施之说并不陌生，但关于西施存在与否，历来有二说，且二者截然相反。吾将为诸位分析一二用以释疑。
持反对之说者之理如下：
其一，《史记-越世家》《国语-越语下》等正史，均记有吴越两国两次交战，亦有所记勾践败后至吴国为奴，及后勾践报仇雪耻之事，却自始至终未曾提及西施其人。《史记》记有范蠡之终：勾践复国，范蠡“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父子孜产……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但却确确实实只字未提西施其人。《国语》《史记》等距春秋时代较近史书中，亦未曾记为越国雪耻灭吴起“卓越贡献”者——西施，可见传说非实。
其二，西施乃古时美女通称，并非实指，此称谓于先秦诸子著作中屡见。早勾践两百年之书《管子》便有言：“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其三，先秦典籍与西施相关者，俱未曾提及“美人计”一策。直至东汉《越绝书》，西施方才与吴越战争挂勾：“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文种）献之于吴王。”此后，西施方才存于吴越战争之中，始现于民间传说。而《越绝书》却为匿作，其内容亦多采传闻异说，是以此书资料实在不如何可靠。
其四，《越绝书》作者，最常见之说是为东汉袁康、吴平等人。与袁康同代者——赵晔，于《吴越春秋》中对《越绝书》中文种献西施于吴王之事有所完善，使施行美人计更加完整。
后人据《越绝书》《吴越春秋》大加宣扬，予以西施之事之流传起到推波助澜之用。
另外，诸地方志如《吴地志》《姑苏志》《会稽志》等，对西施传说亦做种种杜撰，更增添西施之可信性。
如此便生疑问，若离春秋时较近之书《国语》《史记》俱无西施其事，五百年后者——袁康、赵晔又何从知悉此番历史陈迹？
其五，否认“西施美人计”者还认为，中国历史上一到国家败亡，便找女子做替罪羊，夏桀有妹喜，商纣有妲己，周幽有褒姒，不一而足。
因此，吴越战争中使美人计，于大众而言，亦莫过为“女祸亡国论”之变种，乃封建社会史学家、小说家之惯技，而西施其人则是为此种观念而特意杜撰之人而已。
唐代诗人罗隐于《西施》一绝中言论中肯：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综上种种证据，有诸士以为西施实无其人，美人计亦实无其事。
但亦有士持完全相反之见，其以西施存于史，然其自亦有理：
其一，《管子》一书，并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而为由后人不断补充而成，因此，用以论证西施存否不足为据。
而战国时期之书——《墨子》《孟子》《庄子》皆曾对西施之美交口称誉，西汉初年贾谊《新书》、刘向《说苑》、刘安《淮南子》更是言之凿凿。因此，西施确有其人不容置疑。
其二，施行“美人计”或误中“美人计”，均非值得炫耀之事。因此，西施之事不见于史书，是因吴、越两国史家讳言。司马迁虽秉笔严谨，却因无正史所依，而未将其纳入《史记》确是不足为奇。然，此富于传奇色彩之人事，必于吴越地区广为流传。此事首先由籍贯吴越之文者袁康、赵晔分别披露，正是其存在之证。
其三，浙江绍兴曾出土两面汉代所制吴越人物画像铜镜，画像内容、题款有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王及二女。画中吴王怒视伍子胥，伍子胥则慷慨拔剑作欲自刎之态，越王与范蠡窃窃私语，暗自得意，而二女则宽袖长裙、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然，此二女便为西施与一同进献者郑旦。
况，西施教习歌舞遗址土城山尚在，供西施居住游览遗址——姑苏台、馆娃宫、西施洞、玩月池等尚存，由此认为确有西施其人其事。
然，西施其人其事不存之可信度更高，只因故事及遗迹皆为可杜撰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