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在西安人的语境里，会有两种表达。

用普通话说“长安”的时候，多半是历史、文化或艺术性的叙事，指向作为千年帝都的长安，比如“一日看尽长安花”，或“送你一个长安”。

用陕西话说“长安”的时候，大概率是在讲如今的长安区、曾经的长安县，被调侃为“特别行政区”的现实地域和行政概念的长安。

十几年前，laoegg还是一个扛着几十斤摄像机跑来跑去的电视人的时候，曾有一种叫做“长安黑中巴”的神奇生物，别称“疯狂老鼠”，一度在韦曲到小寨的道路上兴风作浪，市民再怎么指责、媒体再怎么曝光、领导再怎么表态都搞不定这只“老鼠”。

性格强悍的陕台新闻中心主任、后来的黄台一怒之下，组织力量对“长安黑中巴”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连续聚焦曝光，西安市、长安区终于都扛不住了，这才认真坐下来商量出一套公共交通解决方案。之后，“长安黑中巴”撤出了长安南路。当时，长安已经撤县设区三四年了。

如今，撤县设区十六年，长安仍然是一个常说常新、可以花式吐槽的“经年老梗”。政府考核KPI里的长安，光鲜亮丽、成绩不错。但在很多自媒体文章里，长安却是种种难如人意，交通出行、大学城配套、中小学教育资源，以及商品房销售管理等等，热点频出、槽点不断。

遗憾的是吐槽不能拯救世界，自然也改变不了长安。

西安人对终南山情感特别，登山望远或逃避雾霾，抬腿就进了山，七十二峪每个都有不错的风光和故事。与名山大川如此之近，有几个城市能有西安这样的幸福？而连接繁华都市与悠然南山的长安，何以陷身“塔西佗陷阱”多年而不能自拔？

媒体人常有道德自信。多年前，我也是自信而简单粗暴的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人不行”。但时间长了，见到的相互矛盾的现象、事件多了，就不再敢轻易评判。

2018年，一度动了念头，想写一篇“长安何以长安”，挖掘一下现象背后的东西，结果越深入了解却越动不了笔。这两天，看到《西安城记》聂海峰老师的《如何看待“长安特别行政区”》，决定不再拖延，先写起来再说。

做了调查问卷，找了很多老朋友私聊，还专门跟“锦木唐”康明老师一起喝咖啡，得到他的很多启发，也达成一致意见，打算一起就这个问题写上几篇文章。不奢求结果，但希望能构建起更为合理的观察框架和问题讨论框架。

这组文章将秉承这样的出发点：

1、细节真实不等于整体真实，很多个真实的细节并不能拼装出一个真实的整体；“只见木不见林”和“只见林不见木”都不是合理的观察思考方式。

2、对现实问题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把握不足，会造成问题分析不准确，思考和面对的可能是个假问题。

3、基于长期主义考虑问题。面对“当下”的确很重要，但可能今天遇到的很多难题，就是过去经常性急切解决“当下问题”造成的后果。

开始整组文章写作之前，列出一个问题单。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一点：

问题单里，关于“长安区的问题”的表述，是当前公众舆论对长安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批评的总结式表达，包括交通、教育、营商环境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希望热爱长安的同志不要以“从数据看这些问题不存在”、“问题太主观”等说法来消解讨论问题的基础。

关于“长安何以长安”，我有十个问题：

1、长安区的问题，有没有不同程度出现在临潼、阎良，会不会也将出现在高陵、鄠邑，以及蓝田和周至？长安区的问题是长安或西安独有的问题，还是很多城市都有的共性问题？

2、长安区的问题是发展中必然遇到阶段性问题，还是将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得到消解？

3、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和一体化推进，长安的问题，靠长安自身能不能解决？如果资源投入问题搞不定，通过调整干部队伍，提升人的素质、能力和能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当前问题？

4、当前工作是否存在统计偏差和数据谬误？怎么解决“数字成果”与“群众预期”相背离的问题？

5、有哪些城市对类似问题有成功的解决方案可以学习借鉴？

6、对长安区的发展，“老长安人”想要的是什么，“新长安人”想要的是什么，双方的需求能否统一在一个价值方向？

7、长安区的发展给“老长安人”带来了什么？“老长安人”该怎样主张和参与分享发展的收益？长安区的发展该怎样吸纳“新长安人”的力量，形成“共鸣、共赢、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

8、大学城里为什么没有一个“小寨”？怎样能把“小寨”搬到大学城？

9、大学城，能否升级成为“大学+产业”的“科学城”？

10、长安区的发展，怎样能跳出“外部压力驱动”、“任务驱动”或“问题驱动”的困境，怎样让“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务成为资源投入的重点，让“内在动力驱动”和“价值成长驱动”成为发展的核心动力？

这是我和“锦木唐”康明老师初步讨论后列出的十个问题，琢磨这些问题纯粹基于个人爱好兴趣，没有其他意图。所以，欢迎更多朋友敞开讨论、可劲拍砖。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