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又刷了一遍《心迷宫》。最后一个镜头“白虎上香”让我想了很久。

     一开始认为，这就是导演的叙事需要。毕竟从叙事时间看，最后的场景“黄欢打电话”和“白虎上香”应该是故事的起点。但是细想之下，才觉得导演可能还有深意吧。

    故事中没有完全的好人，所有主要人物都有人性的缺点；但其中也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恶人。即便是家暴、养小三的陈自立，我们也可以用“报复丽琴年轻时荒唐”为他进行辩护（即便这种辩护有些苍白无力）。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白虎。

     在剧中白虎是一个完全的恶的化身，（这个名字在中国古代就是凶神的化身）在故事讲述的过程展现的全是他的恶行，他滥赌、借高利贷，他的贪婪和敲诈是一切恶的源头。因为他，肖宗耀失手杀人；因为他，一生行事堂堂正正的村长犯下了毁尸灭迹的罪行；因为他，偷了陈自立的钱包，陈自立才不得不搭车回家，才会失足坠崖；因为他，王宝山与丽琴偷情的事情才变成了全村公开的秘密，断送了这个窝囊男人最后一片精神的自留地；因为他，丽琴才误会大壮杀死了陈自立，因而对他敬而远之，让这个光棍失去了这段绯红色的梦……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却发现白虎死了，这个恶棍死了，似乎所有人的都可以解脱了：肖宗耀没有当爸爸，也没有杀人；村长让儿子躲过了一劫，天论之乐依然可以期待；陈自立死了，丽琴真正自由了……白虎的死换来了所有人的“梦想成真”。用一个恶棍的死成全大家，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如果电影就以父子在棺材前的对视结束，我真的希望故事就此结束了。

     好在电影并没有这样结束，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是“白虎上香”。一切就此反转。

     当看到白虎的手放到香火钱上时，我以为是白虎头香火钱。我觉得这样的“鞭尸”好无聊啊。但是随即发现，白虎不是投钱而是和大家一样捐钱、取香、拜神，然后落寞的离开了，留下一个长长的空镜头。突然我想到：白虎为什么要上香？故事里交代了白虎总是流鼻血，他应该是得了重病。所以肖宗耀轻轻一推就断送了他的性命。他在神前或许时在祈祷让他赌运好转，也许是他发现自己病得很重，向神祈求身体健康，或许他在祈求神让全家的能摆脱霉运过上好日子……他的祈祷或许不够虔诚，但足以告诉我们：白虎也是一个人，一个有正常感情和欲望的活生生的人。

    但在前面的故事讲述中，我似乎已经忘了这些，我已经将白虎变成了罪恶的符号，对他被打死（或者被烧死）这个事实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因为这样一个人被村里人公认的恶人死去，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大家而言死了的白虎比活着的白虎更有价值。于是作为白虎变成了义举焦尸，从黄家推到陈家，最后推回白家，但是最后却因为来路不明，连祖坟也进不去。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这就叫死有余辜、恶有恶报了。但是这种传统逻辑真的合理吗？

    在中国人的语言表达里，人们习惯动不动就叫对方去死，用“食肉寝皮““恨不得咬他几口”这样的话来泄愤，按照语言的形成规律，这种表达，是有文化沉淀因素的——不把人当人。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儒家思想将忠、孝等原则置于至高地位，在这种价值序列里，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或者说，随时可以为道德原则而牺牲掉。在和平时期，这种轻视生命的态度还是以平和的谴责、歧视、嘲笑等方式存在着。但是遇到动乱或者群体性行动，这种这种逻辑都会浮出水面，一次次酿成人间惨剧。据鲁迅的观察，从辛亥革命到国民政府时期，革命过程中对生命的轻视都很严重：人们有个可怕的逻辑，凡是敌人就该死。杀人的一个习惯方式，就是先宣布对方不再是人，而是匪、逆、叛徒之类，把他从人的群体中开除出去，这对普通民众形成了麻醉：敌人已经不是人，杀了也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于是残忍的事情在近一百年的中国一次次上演……

同理在这个故事中，白虎不是人，而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坏人。无心中杀死一个“坏人”，肖宗耀父子是否需要负责？肖家父子隐瞒了这个秘密，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整个故事讲述过程中其实一直远离了这个问题，是导演沉迷于故事讲述而忽略了这个重要问题，还是他要将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埋在最深处，一层层剥开，引发观众的思考？也许再刷一遍后才能有更清晰的答案。在这个视角下，再来审视公映版最后的关于“自首”的那段字幕交代。很多人嘲笑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认为一个开放的结尾似乎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但是如果碰上了我这样粗心的观众，忽略了“上香”这个细节，是不是就会沿着“恶有恶报”的传统逻辑向下滑行？

   好在导演安排了这个结尾，让一个“上香”的细节强化了白虎作为一个人的情感和理智，唤醒了观众对于“白虎是人”这个常识。从而使反思我们文化深处对于人、对于生命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