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对我影响甚为深远，出生乡村，家境贫寒，从小在黄土堆里摸爬滚打，见惯了原上的柳树、杨树，《平凡的世界》带给我的是扑面而来的质朴熟悉感，读高中的我常常蹲在灶台边边烧火边读书，那时将此书视为草根奋斗的励志书籍，被孙少安、孙少平不屈服与命运的精神所感动，为他们靠自己的勤劳而创造的越来越好的日子而欣慰。这部作品较之纯鸡汤书籍更接地气，更有血肉。现在看了这部作品的讲解，才知道之前的认识多么片面。
《平凡的世界》问世将近30年，在众多的青少年读者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阅读的热潮持续不退。今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观众中间也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平凡的世界问世之初，曾经遭到批评界的冷落。时至今日，更多地把平凡的世界看作是青少年励志小说的大有人在。只有把平凡的世界置放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野中，我们才能更好的确定这部书籍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巨大贡献。 这里所说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评价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从中概括出来的关于历史、社会、现实与文学之关系的经典论述。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作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们分别出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十九世纪后半叶从农奴制改革到无产阶级革命兴起这样的巨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期间。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转型，历史潮流之中得时代风气之先，以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精神状态，道路选择的深入考察，以及天才而博大的艺术创造力，创造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则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的睿智，对他们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并且从中提炼出了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一理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由瞿秋白等人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曾经深刻地指导了茅盾、周扬、胡风、柳青、梁斌、周立波、姚雪垠、欧阳山的等一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在1980年代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大行其道，而现实主义被认为是过时旧物，在创作上忽视《平凡的世界》等写实力作，在理论上宣告现实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后来现实主义精神再度崛起，一度被萨特、博尔赫斯、乔伊斯、卡夫卡、等掩盖的狄更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大师重新焕发出不朽的光芒，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也再度进入人们的眼界，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路遥《平凡的世界》相契合有几个要点，一、及时捕捉巨变时代的基本走向，发现历史的基本外露。二、描绘历史巨变，给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造成的巨大冲击波的再现，展现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时代全景图画，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命运变迁。三是在社会各阶层的冲突与合作，竞争与排斥，恩怨情仇，纵横捭阖之中塑造具有鲜明倾向性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这三点也正是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
一、编年史与风俗画
巴尔扎克曾经宣称：“拿破仑用剑没有完成的，我要用笔来完成。”用手中的笔去描绘法兰西社会巨变的编年史和风俗画。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中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作了高度的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作家都要伟大的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它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的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盛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振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它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仿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供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暴发户所腐化。描写了贵夫人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和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中心文化的四周，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些。”
路遥以包产到户和农民工进城为中心，用全景图的方式汇集了中国大陆十年的的全部历史变迁，甚至在经济学细节方面也给我们提供诸多的案例，路遥对现实主义精神心领神会。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他下了大力气，甚至笨功夫，他立志写出改革开放时代的编年史，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而做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把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参考消息》省级报纸，《陕西日报》和地区级的延安市报纸逐日翻阅一遍，把手指头肚都磨出血来。他要站在更高的思想层面上，高屋建瓴地把握时代的宏伟进程。另外他还深入矿井，体验矿工的劳动。找机会到书记家中考察其家居风格。仔细核实40年里庄稼生长的情况，追求细节的真实，并且由这些密实的细节，滚雪球般的累积成一部时代的百科全书——《平凡的世界》。
这部小说式百科全书特征表现在如下方面。在人物群像塑造上，从中纪委常委高步杰，曾经在陕北老区工作过的国务院某副总理，省委，地委，县的党政官员到普通民众，高中学生应有尽有；在历史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描写上，学大寨运动到生产承包责任制，高考制度改革，农民工进城和陕北老区的开发建设问题等均有涉及；在地域风情上，从乡村、集镇、县城、地级市、省会城市直到京城而集中于城乡交叉地带描绘的各具特色；在行业和领域上，农业、交通、建筑、煤矿、报纸、文艺、大中小学校园全面覆盖；在乡俗民风上，婚丧嫁娶和时令节气，秋天的打扫节，春节的闹红火，还有过端午节都描写的鲜活水灵，生活气息浓郁；文化领域中，诸如报社作家，诗人，电影，书刊出版等都有所涉及。在经济学上，路遥给我们提供的了详实的细，路遥原文照录地把生产队长孙少安和他的队员们签订的责任试种田合同写进作品时，特意提示说，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有兴趣的不妨浏览一下，对于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在近乎30年后，对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读者来说这却是历史存照，是理解中国现实、理解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农业生产体制变革的关键所在。如田福军所讲述的新中国建立的30年间，原西县农业生产的统计数字，为这场时代变革提供了最详实的证据。丰富的细节不会导致有骨无肉的堆砌，而是精心的编织和构成作品的一个重要板块。黄原地委领导为了尽快改变本地的落后面貌，利用革命老区的地利优势进京寻求当年曾经在当地工作过的中央和部委领导的实质性支持。他们非常精心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形成密不透风之势。田福军们进京时每人置办一身西装，本来是为了展现革命老区的干部也能够跟得上时代改革开放的步伐，表现他们良好的精神风貌，而且是受到省委有关人士的指点，这种用公款集体制装的行为却受到中央要员批评，就非常贴合1980年代的时代时代氛围。
在那个乍暖还寒，微妙多变的世界，各级领导人穿西装还是全中山装，往往就是政坛变化的风向标，路遥的政治智慧确实是出类拔萃，在《平凡的世界》中，他对乡村政治的描写娴熟透辟，至今鲜有充分的评价。这并不是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理念能够说明的，而是对生活与政治之错综复杂样态的理解问题。路遥写活了双水村以田福堂为首的一群基层干部，他们既不是文革文学中为了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立场鲜明地摆开阵势的乡村干部。也不是今天的乡村叙事中，面目大同小异的，权势逼人的乡村一霸。乡村的政治运筹也不仅仅是说行政权力就能决定一切，个人意志后面有着深厚的宗族势力与人脉关系。请看双水村的干部构成：支部书记田福堂和两个副书记孙玉亭，金俊山正好照应了双水村的田，孙，金三大宗族，他们有合作、有纷争、要看不同的场合与背景。在旱灾严重，双水上游的村落筑起大坝控制水源的危机面前，双水村党支部一班人，他们策划和指挥的偷水战役可谓有勇有谋，一致对外不遗余力地为全村人谋利益。只可惜派出去偷水的年轻人热情难控，对上游村落的拦河坝破坏过度，导致自家的拦河坝也被湍急水流冲毁，还搭上金俊斌的死亡。接下来，在孙玉亭与金俊斌的遗孀王彩娥的暧昧奸情上，一来是让金家人颜面全无，还牵扯到金家指望王彩娥再嫁离开金家，使得金俊斌的那一份微薄家产得已被金家人继承。于是有金家青年人的堵门捉奸，导致金、孙家族的矛盾激化，形成宗族械斗。要摆平这样的事情，田福堂也没有回天妙计，王彩娥的族人及时赶到才有峰回路转。过春节闹红火，各村都在煞费苦心想出妙招在花样上压别的村子一头，此时此刻不是村子的党支部当家，而是请出长老会，让村子里年事最高、见多识广的老年人出主意想办法。因此村党支部、宗族势力、长老会各司其职，应对不同的乡村事务。说到田福堂，他头脑确实精明，虽然大权在握，却很少直接出面伤人。相反的，为了动员金氏家族搬迁，他可以屈膝跪拜金家老奶奶。化解金氏家族顽强的抵制情绪。孙少安给生产队员们多分了猪饲料地，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田福堂之女，田润叶的恋人。田福堂对孙少安的打压没有直接出面，而是到公社去要求在全公社范围内丈量社员的猪饲料地，借力打人。但是他又是个非常称职的父亲，对儿女充满关爱之情。孙玉亭，因为在外面读过书、当过工人，比那些原西县的农民们见多识广，能够把握特定年代的政治气候，经常还会给田福堂出谋划策，革命热情极为高涨。但在许多时候，他为哥哥孙玉厚一家人群利避害，也会弄一些小手腕，小花样，径直就是我们身边常见的一种人物。
二、与时代共振——农村土地改革制度探源
路遥是具有强烈的前瞻能力和时代感的姣姣者。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选取了1975至1985的历史时段展开时代的宏伟画卷，在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路遥这样表述他对这伟大的时代变迁的深刻领悟，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由某种程序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他们，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家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以巴尔扎克为榜样，做历史的书记官，路遥的这种选择，在当代作家中是非常独特的，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开始的历史新时期扭转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接近40年，其间有多少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有多少戏剧性的冲突、传奇性的故事。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都是来自乡村，来自亿万农民的自发选择与历史潮流的重合。《平凡的世界》所要解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宏大的历史命题用正面强攻的方式去加以表现，这在新时期文学中鲜有第二人。因此，从1975年写起就不仅仅是要凑一个十的整数，而是经过精心思考的。《平凡的世界》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展现了时代风貌。197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时代的弊端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但极左思潮肆虐多年造成的巨大的历史惯性仍然在疯狂的运转。在政治领域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找不到真切的敌人的情况下，就采取一种制造敌人的方式，人类的树立斗争的靶子，把卖老鼠药的王满银和精神不完全正常的田二拉出来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进行强制劳动的惩罚，以便遏制农民的种种不满情绪，强行推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方略。在农业生产上，完全不顾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强迫全国农民都要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修建大寨田和各种水利工程，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孙少平在学校里因为偷偷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学校的正规教育遭到破坏，文化知识课程少而又少，常常被拉出去参加农业劳动，这透露出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狰狞面目。《平凡的世界》第一章写到了中学午餐时间，学生们就餐的情况。被学生戏称为欧洲，亚洲，非洲等白馍、黄馍、黑馍，以及孙少平这样条件更差，只能自带干粮的中国学生的午餐，非常生动地展现了文革时期乡村经济的贫困。少平的姐姐兰花，一个年轻俊气的农家姑娘，因为王满银送给她的一身时兴的衣服，就死心塌地的爱上了这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人们的感情生活，年轻人对美的追求，又贫困到了何等程度。生产队长孙少安在给社员们分猪饲料地的时候，有意识地放宽尺度，超标准多分几分地，遭到全公社范围的点名批判，这也让人感慨，一心为群众谋利益的好干部，为何难以立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时代同样是充满创造性的，就像作品中写的那样，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四、五百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公社一级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儿其他“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儿、赌徒和所谓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儿，用架子车送土，一般是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事，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中国人，尤其是传统的中国农民，是最讲究脸面，最讲究家庭伦理的。这样的行为对人的精神的摧残无以复加。但是，当一个时代彻底的坠入意识形态建构着玄虚飘渺的幻象而抛弃了现实，抛弃了现实中的广大普通民众，它的倾覆指日可待。
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观，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理解接下来的时代变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在《平凡的世界》中都有极为精彩的表现，乡村从人民公社体制下挣脱出来，经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分田到户，取代了政治上的高压强控，以农民自身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激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独立自主性，大规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就是孙少安和双水村的农民在历史转型时期的命运变迁。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度，农民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在号称社会主义给人民群众带来幸福生活的许多年间，农村的真实生活途径，衣食住行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身为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在县里的会议上用一组组详实确切的数字，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描述了自1950年代到文革结束时期，农村的经济状况。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串数字。1953年，全县人均生产量900斤而去年下降到600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20年间，有16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350斤，去年仅有315斤，而其中300斤以下的就有241个大队，41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49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2300户，去年国家贷款金额近1000万元，人均欠款50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1300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这就是让人非常难堪又无法回避的真实，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重新将土地落实到乡村的一家一户最真实的根源所在，1980年代初期，关心乡村命运的许多作家都曾经为将包产到户带来的农村生活新气象欢欣鼓舞，命笔为文。 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的《黑娃照相》。这是作品都是因为表现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带给农民的物质的、精神的变化而受人称道。但是在表现这种变革的来龙去脉和必然性方面，恐怕只有路遥是用心思下力气，在《平凡的世界》里寓意深刻表现的。时至今日，如果年轻的后来者们要询问中国乡村这一场剧烈的变革怎么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也只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推荐给他们去阅读，去思考。
三、 参与城市建设——第一代农民工：孙少平
摆脱了低劣的生存境遇，实现了温饱。农村接下来向何处发展，这才是乡村变革遇到的真正的难题。现代农业劳动的目标已经不是满足于自给自足，丰衣足食，而是要参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要从农村召唤和转移出众多的劳动力，走向日益扩大的劳动力市场。少安在乡村里建砖窑，发展乡村企业，虽然是几经坎坷，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就是乡村能人的普遍选择。孙少平的心更大更高，一心要走出乡村，在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里寻找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比较而言，路遥更为欣赏的是孙少平，孙少平在打工的路上甘苦备尝，一边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边刻苦求知，努力读书，支撑他的坚韧追求的是一个乡村青年对外面的精彩世界的向往和青春的强大活力。他在建筑工地上住在寒风逼人的空屋中挑灯夜读的场景让人过目不忘，这也是众多的青少年将其视作励志榜样的原因所在，就像孙少平曾经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视作自己的人生榜样一样。仅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孙少平是远远不够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别的农民的进城打工有着各自的理由，别的农民是为了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条件，以个人能量的极度付出和生命透支使家里人生活的好一点，孙少平是为了他走向更为扩大的人生舞台的梦想而自讨苦吃，他向往的是“生活在别处”。
路遥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令人叹服，时当1980年代前期孙少平们进城打工还只是少数农民工的自发选择。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先是深圳和广东，后来是北京、上海，然后扩展到全国各个大中城市。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充当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廉价，最有效率的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他们的目的很单纯。他们的艰辛付出再度创造了奇迹，就是中国急剧增长的经济体量和超常规的城市化发展过程。高楼耸立、商厦的霓虹灯刺破夜空，立交桥盘根错节，高铁和高速公路延伸向四面八方。改革开放近40年，其主体是由中国农民承担的。这40年，对于青少年是经历了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大规模扩招，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求学需要。对于城里人，经历了打破铁饭碗和下岗潮。中国农民，他们用自发的建立生产责任制，改变了乡村面貌，又用自发的农民工进城改变了城市面貌。有人称孙少平是第一代打工仔。那么，路遥是否也可以称作表现农民进城打工曲折经历的第一人，开启所谓底层叙事和乡下人进城故事之先河呢。比写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写，少平作为路遥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作品主人公，他真诚，善良和锲而不舍的追求，形成鲜明的性格特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世世代代为农的农家子弟。因为在县城读高中 ，得到了大量的新的信息，宁愿放弃乡村中正在富裕起来的光景，甘愿含辛茹苦地生活在别处，他有足够的坚强意志去支撑这样的远行，有不断的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行为能力。让我们看看孙少平在和前来煤矿看望他的田晓霞的一段对话。孙小平手指对面从东到西，依次给小霞介绍矿区的情况，后来他指着矿医院上面的一个小山湾，声音低沉的说：“那是一块儿坟地，埋的全是因公亡故的矿工。”小霞长久地望着那山湾，她看见山湾里坟堆前都立着墓碑，有几座新坟，生土在阳光下白得刺眼，上面飘曳着引魂幡残破不全的纸条。”
“我准备一辈子就在这里干下去，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这是理想还是对命运的认同？“ 我没有考虑那么全，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都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一旦你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咱们国家的煤炭开采技术是太落后了，如果你不嫌麻烦，我是否可以卖弄一下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零点九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两吨多，西德和波兰是三吨多，美国八吨多，澳大利亚十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矿，我国全员效率也不到两吨，而国外高达50吨甚至100吨，在西德鲁尔矿区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人就是这样，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对他的工作环境，不仅关心，而且是带着一种感情在关心，正如你关心你们报纸一样，我也关心我们的煤矿。我盼望我们煤矿用工艺和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但是这一切首先需要有技术水平的人来实现，有了先进设备，可矿工大部分连字也不识，狗屁都不顶，对不起，我说了矿工的粗话。至于我自己，虽然高中毕业，可咱们那时没学什么，因此，我想有机会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上这个学校对我是切实可行的，我准备一两年中一边下井干活，一边开始重学数、理、化，以便将来参加考试，这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理想，而是一个实际打算。”孙少平自己也没觉得他一开口竟说了这么多，这时他自嘲的想他的说话口才都有点像他们村的田福堂了。
孙少平所言首先是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同时，他也在寻求自我提升与改造矿山的生产力的相契合。这里所言远远的超出一般矿工的眼界和见识，而是一个不甘平庸的灵魂，在面对严峻现实进行自我拯救的痛苦思索。孙少平设想的要去报考矿务局办的煤炭技术学校，为提高中国的煤炭生产水平尽一份力量，不是望梅止渴的自我安慰，而是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从根本上说，孙少平和打工者的命运坎坷，源自中国现行的城乡分治制度，它有着极大的权宜性和不合理性，亟待改变。正如路遥曾经说过，社会的不合理性需要统筹解决，而每个人也不能坐等其成，只有在有限的现实中争取可行与可想的最佳路径，这不是犬儒哲学而是充分的人生智慧。
四、回望田野——乡村伦理和家庭伦理的重建
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再一个支点，是要求作家能够预见到历史的走向，能够用作品的情感评价、照亮和指引现实。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巴尔扎克超越了自己的保皇派，贵族崇拜的立场，描写了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共和党人的英雄们。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路遥对此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如前所述，路遥对以孙少平为代表的农民工进城改变城市面貌做出了第一次的而且是大规模的描写，捕捉到了历史前行的新的可能性。与这一重要发现相媲美，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1980年代中期就对中国传统的乡村伦理和家庭伦理，予以酣畅淋漓的正面表现，这也是路遥的先见之明。《平凡的世界》刻意加强了人物的伦理价值取向，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田晓霞，田润生等一代青年人的爱情与婚姻的选择上，都表现出如何超越自我的利益与情感与自我的部分丧失而成全他人的基本取向。更为重要的是，路遥笔下的父与子，孙氏父子，田家妇女，他们在价值观上的选择可能有所差异，但路遥着力的不是两代人之间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而是两代人之间的深刻情感。父亲在很多时候都成为明大体识大局的家庭支柱，当孙少安在是否和父亲分家的问题上进退两难时，孙玉厚果断地决定分家，让孙少安和妻子贺秀莲得以独立出来，过几天舒心自在的日子。同时，人生经验丰富的孙玉厚又是儿女们心中的主心骨，尽管孙少安已经是光彩的万元户，是乡村致富的能人，他有疑难问题，还是要请教父亲，就像作品中所讲的，“虽然他和父亲分了家，日子基本上各顾各的，但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少安总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永远是父亲，在生活的重大关头，求得父亲的指导，这已经像原则一样固定在少安脑子里，在任何时候，亲爱的父亲，都将是我们精神上一个最为重要和可靠的支柱。”家庭伦理的重建，也许是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国社会家庭变迁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从五四新文化初创时期到1980代，鲁迅《伤逝》，巴金的《家》《春秋》，赵树理的《三里湾》，直到1980年代的王蒙《活动变人形》，铁凝《玫瑰门》，锦云《狗儿爷涅盘》无论时代的主题是启蒙、救亡、革命，还是改革开放，观念更新，家庭和父权制都是其清算的主要对象，每一次新的时代震荡都需要召唤大量的青年人，摆脱父母的规训与压制，冲出家门，走向社会斗争的第一线，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反省和批判专制主义，现代迷信，造神运动和封闭僵化，也往往将其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观念连接在一起，父母一代成为过去时代与陈旧观念的象征。1990年的人们的家庭意识的复苏，对于个人和家庭生活的重视，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也开始重新修复家庭和代际关系，从先锋性与弑父意识转向而重返田野和现实主义的余华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往复回环的咏赞动荡与贫困岁月中的家庭伦理和父子情深，从而真正建立了他在中外文坛上的重要地位。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以狂放不羁，乡土传统相结合的方式写出了像大地一样宽广任厚的母亲和铁血刚烈慨然赴死的父亲形象。孝道，孝敬，孝顺这些词语再次 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以此看来，路遥对家庭伦理的尊重和守护，是他超越时代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