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的小说乍一看像流水账。但细细品读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写的相当不错的流水账。”
我对每个喜欢写流水账的人都说，去看看雷蒙德·卡佛吧。卡佛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无产阶级作家，主要写短篇小说和诗歌。除了前几年《鸟人》上映时火了一把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外，他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和《请你安静点，好吗？》也是相当不错的作品。
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都是工人加酒鬼，外表麻木，内心荒芜，在日复一日被剥削的生活中慢性死亡。对他们来说，失败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果，而是常态——或者说他们就没有“成功”过。这跟卡佛自己的生活状态极其相似。他是一个写酒鬼的酒鬼，写失败者的失败者——他半生酗酒，为生计忙碌；在出名之后终于开始戒酒，最终却因为抽烟太凶死于肺癌。卡佛五十岁就死了，而这距他成为职业作家、不用为生计发愁才过去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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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的小说乍一看像流水账。但细细品读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写的相当不错的流水账。他被誉为美国自海明威以来写流水账写的最好的作家，海明威的流水账是什么水平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流动的盛宴》就是他流水账的集大成之作。卡佛死后，被美国文学界誉为“美国的契可夫”。海明威和契可夫，的确是对卡佛影响最大的两个作家。契可夫的高级审美和对完美的追求、海明威的极简主义和对语言准确性的追求，在卡佛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略见一二。但当我们在谈论卡佛时，我们谈论的主要还是他的生活，以及他的生活对他的作品的影响。
“我意识到，只有在放下小说之后，我才有可能开始生活。”卡佛在《火》中这样写道。卡佛生长在一个工人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母亲在饭馆工作，兼职做推销员。卡佛高中毕业后，跟着病重的父亲到锯木厂一起工作。毕业第二年，他就跟当时“很喜欢”的一个女人结婚了，那年他才十九岁。他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有很多很多年，我和妻子搬来搬去，就为了头上能有片屋顶，桌上能放上面包和牛奶。”为了养活一家人，卡佛什么都干过，清洁工、保安、锯木工人、送货员，想得到的底层工作卡佛都干过。妻子有时也要去兼职做侍应生和推销员。
卡佛的写作过程常常被这些生活的琐碎打断。他自己也坦言，他只写短篇小说和诗歌的两个原因之一，就是他没有多少能坐在板凳上安静的时间。另一个原因是“记忆力不好”，无法用文字复原事件和场景的细节，这应该跟他酗酒也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个周六，卡佛的妻子和小孩都出去了，他难得有一段安静的时光。那天晚上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衣服送到洗衣房去，这并不会消耗他太多的时间。但在洗衣房里，他先是在关于要用多少台洗衣机洗他们的衣服的问题上跟前台吵了一架，然后他在排队的过程中花掉了半个多小时，就在前面的人即将洗完的时候，前面那个人摸了摸衣服，感觉还没烘干，于是又洗了一遍。卡佛当时就崩溃了——那种无助的挫折感让他几乎要掉下眼泪。“我现在意识到——我以前都在想什么呐？——我生活的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一团糟，透不进多少光明。那一刻，我感觉——我知道——我的生活跟我最尊敬的作家的生活大相径庭。照我的理解，作家不会在洗衣房里度过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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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受到专业的训练，他报名了济科州立大学开设的写作入门课，在那里学习写作，并遇到了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约翰·加纳德。二战后的许多美国大学开设了许多像这样的写作班，这些写作班常常能把一些完全没有受过文学熏陶的人培养成以写字为职业的“专业写作者”，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在卡佛功成名就之后，美国冒出了许多“小卡佛”，学习他的写法、风格（因为的确也很好模仿），并在各种杂志上投稿。这也是很多人诟病卡佛的地方——他虽然写的是与美国梦背道而驰的东西，但他自身在写作上的成功反而证明了美国这种功利主义教育的可行性。
约翰·加纳德是个很朋克的人，他刻薄、自负，常常拿一些小众的文学季刊告诉学生们：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并对主流文学杂志嗤之以鼻。他经常在课堂上抽烟（那个时候跟现在是一样的，不会有人在课室里抽烟），在被使用同一间教室的另一个老师举报了之后，他就在全班学生面前批评了那个老师的狭隘和小心眼，然后打开窗，继续边抽烟边上课。加纳德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把学生们叫到教室外的草地上，问他们最想读的是哪个作家的作品，学生们回答了一圈之后，加纳德宣布“你们中没有一个是做作家的料”。我已经不对你们这群人抱什么期望了，他说，我只能尽力而为。
他告诉卡佛很多语言上的诗意营造技巧和对语言“准确性”的强调。他经常跟卡佛一起，拿着卡佛刚写的小说一句一句地读，然后指指点点。在了解了卡佛的家庭情况和生存状态之后，他把办公室的钥匙给了卡佛，说他可以在任何有空的时候来这里写作。加纳德其实是个有点古板的人，他教授的写作技巧也都是些很方法论、很机械的东西。在卡佛成名后，他在跟卡佛一起吃饭的时候对卡佛说，他教给他的所有东西可能都是错的。“我在很多事上都改主意了”，他说。加纳德其实也是个失败者。
再然后，卡佛的父亲死了。因为他们父子都被叫做“雷蒙德”，所以卡佛的妈妈刚给卡佛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说“雷蒙德死了”的时候，卡佛的妻子以为卡佛死了。卡佛的父亲酗酒，精神出过问题，在精神病院受过一段时间的电击治疗。那时候恰逢卡佛的妻子在同一家医院生孩子，产房在四楼，卡佛的父亲在五楼。孩子出生之后，卡佛就走上一层楼去他父亲的床位对他说：“你要做爷爷了。”过了一分钟，卡佛的父亲才迟钝地说，“我想做爷爷。”卡佛抱了抱他父亲，他的父亲哭了。卡佛酗酒的习惯就是在他父亲影响下形成的。他的父亲死在一个他一口气喝完一整瓶威士忌的晚上。在他父亲精神和身体已经很糟糕的时候，卡佛曾经对他说过他想做个作家。“写点你知道的事情。写写我们一起去钓鱼的那些事情。”他对卡佛说。卡佛没有写那些事情，他也从没有把他的小说拿给父亲看。“毕竟，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会看我写的东西的人。”卡佛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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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的流水账其实本来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在卡佛遇见加纳德十年之后，卡佛仍在赚钱养家努力生活的间隙之中写写小说写写诗。他向《绅士》杂志投了一次稿，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稿件很快被退回来了，还附上了编辑戈登·利什的一封信。戈登·利什没有说为什么退稿，也没有为退稿感到抱歉，只是说他想看看卡佛其他的作品。卡佛把他其他作品寄给了他，很快就又被退回来了。但戈登·利什一直都跟他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后来卡佛写了一篇小说《邻居》，终于被他看上了，并发表在了杂志上，接着就是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并集结成册，第一本就是《请你安静些，好吗？》。
但在出版成名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时候，戈登·利什对卡佛的几篇小说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删减程度之大在文学史上都罕见——卡佛的整本书几乎被砍掉了一半。原来二十多页的《好事一小件》，被砍成了只有三页的《洗澡》。但正是这本书使卡佛名声大噪，成为了“极简主义”的代表作。所以至今文学界依然有争议，那个享誉的“卡佛”是卡佛本人吗？这些荣誉是否要分一半给戈登·利什呢？
后来在争议之中，一个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卡佛当时没有被砍之前的原稿，用的也是当年卡佛原本希望使用的书名《新手》。它出自《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对于爱情，你们又真正了解多少呢？...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爱情里的新手。”人们开始跳脱出当年的版本，将它和《请你安静些，好吗？》《大教堂》放在一起重新审视。人们于是发现，卡佛其实依然是卡佛，依然是那个流水账写的很好看的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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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写小说，就像是对生活做一个截片。故事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故事发生之后很多事情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在看的时候，刚开始经常会不明白里面的人们到底在烦恼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小说也经常戛然而止，有些事情解决了，有些事情没解决，人们跟小说一开始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卡佛所做的，就是拿一把菜刀在一根菜上随便划上两刀，然后把切出来的这三段中的其中一段拿出来给我们看。读者有时候看了会一叶知秋，有时候看了却会一头雾水。这就是卡佛。
在写作风格上，卡佛还是延续着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1/8，而有7/8是在水面之下。写作只需表现“水面上”的部分，而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水面下”的部分。因此卡佛的小说情节都十分集中，没有旁枝末节，语言多以对白和陈述为主，陈述十分客观冷静，极少使用副词和形容词。这跟写流水账时使用的语言十分相像，又因为卡佛主要写的是现实主义题材，所以很多人觉得卡佛的小说很像日记和流水账。在写作对象上，借用海明威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知道你自己省略了什么，那么你省略什么都无所谓。”
《凉亭》、《好事一小件》、《大教堂》、《羽毛》、《柴禾》就是在这几方面风格最为显著的作品。
《凉亭》写的是一对恋人在男方出轨后，一起回忆过往和决定未来该怎么办的一个早上发生的对话。在对话中，女方突然提到年轻时他们在一个很热的天去一所老房子讨水喝的事情。那户人家是两个老人，他们一定已经死了，她说。然后又说，我以为我们很老了以后也会那样。有尊严和一个住处，人们会上我们的门。男的听后沉默，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就是很典型的卡佛状态——被日常生活侵蚀很久而麻木的人们，在回忆和美好涌上来时，一种束手无措的状态。
卡佛写的，不过是浩瀚生活中那么一点点的细节罢了。他用流水账的语言创造了一个枯燥简单的世界，这个世界让各种细节展露无疑。不过即使充满细节，生活其实依旧枯燥。卡佛用流水账这一形式告诉我们，要是没有文学，生活本身能枯燥到的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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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是双子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