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朋友圈里看着T张发表的文字：“听着音乐看备忘录，岁月静好下面是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流”，备忘上的话语风轻云淡，却能足以打动人心：“虚虚实实间我们已经在内心深处来到生命之河的几个湾口，每一个湾口都是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每一个转折点上都站着不同的人，这些人是你的父母以及你生命中相遇并触动你心灵的各种人，此时回望一下他们吧，就这一刻，我们看到那个早期湾口上有爸爸和父亲，谁在场，谁又不在场，这一点，生物性和心理性的区别出来了……”
此刻突然看到了我内心的渴望，原来我是那么渴望站在高处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渴望去做一个明白人，跳开自己以外，以一个开悟者的眼光和角度去看待人和事。这种高处不是与他人关系中的高高在上，而是对自己的超越和人生阶段的领悟。“岁月静好下面是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流”，多么好的生命状态！我那么清晰的感受到了我梦想的力量。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我们首先要回归女性自身的力量：坚韧、包容、美和爱的特质。其中，女性的力量还包括女性和男性融合的力量，女性通过自身的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合作，女性对男性激励的力量。
女性的坚韧，强而不刚，柔却不弱，紧急时能挺身而战，需要时能退而成湾，是一个为泊船挡风遮雨的港口，是一个既能绞杀亦能遮荫的洞穴，是一个能取暖也会炙人的火把，是有退有进，有守望也有坚持的力量。
包容，绝不是代表软弱，绝不是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包容是一种非凡的气度、宽广的胸怀，是对人对事的包容和接纳。女性的包容是一种仁爱的光芒、无尚的福分，是对别人的释怀，也是对自己的善待。包容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生活的艺术，是看透了社会人生以后所获得的那份从容、自信和超然。
美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美是一种感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的美，不管是以前由于女性的角色分工要求她必须学会修饰打扮取悦于男人，以此获得生存的保障，争取自己在家庭中的一席之地；还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发自女人内心对自己的审美诉求，美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女性的自然需求。
回归女性的力量，今天我已经得出了我梦想的答案：
活出我做为一个女性的特质，不断成长与追求美丽的状态；丰富而乐趣，不断分享和传递我的状态和能量。
与我的家人（老公、父母）合作，共同承担和经营好我们的家庭，富足、和谐与幸福；承担好人生每一个角色的责任：做为丈夫的妻子，父母的女儿，工作的伙伴，生活中的朋友；工作与生活的转换。把每一个角色都有条不紊的呈现，给人予力量感和安全感。
做好一份事业，自由、热爱，独立的获取经济基础，并通过努力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发展。 建立一个属于陶子的自由王国，不但可以实现我的个人价值，也给他人提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我的黄金时代，我的梦想。
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看来，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是的，每个人！ 由萧红的黄金时代看到我们的黄金时代。伊能静在河南电视台的《百变美人计》上说：在这样一个重视女性在自我价值实现上跟男性平等的时代，是女人最美好的时代。不妨让我们思考，我们的黄金时代，我的梦想是什么？
这是来自陶子的分享：作为一名女性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真的需要从很方面深度的思考和对自我的察觉和洞见，不断自我澄清，生命的脉络渐渐清晰可见，坚定不移。
关于萧红的一生一幕幕就在眼前：
逃离——
她回忆童年全是一片灰暗的色调，而孤寂成了她一生的色调。
在她的早期作品中，父亲想象是一个“冷酷，不苟言笑，贪婪，暴虐”的人，因父亲常年在外工作，父女间比较淡漠；而体弱多病的母亲对她很冷淡，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续了弦，她对这个家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祖父，直到祖父去世，正如她说：我若死掉祖父，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在这个家庭失去了留恋，与同学之间的情谊成为她在精神上与情感上的一种慰籍。（人的一生中几个重大的转折，第一个与母亲原生关系的告别同时与父亲建立关系的连接，萧红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了一种缺失，而导致一种补偿性的社会关系）虽然当时萧红还在读初一，但订亲的事情在同学中和比较普篇遍，她慢慢感知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未知世界的魅力，那个世界也许并不明朗，但充满诱惑，萧红受到不少新派知识男性思潮的影响，她依然朝着未知的世界走过去。
回归——
萧红已在师大女附中上学，到北京后，萧红与陆振舜同住在“中国大学”很近的二龙坑西巷一座小院子里，一直靠陆振舜家里寄来的钱维持生活，但陆振舜已有妻室，他要求向妻子提出离婚，家里断了他的经济供给，经警告，无奈之下萧红最近这个话题和这个名字一直沉静在脑海里，在思想中，一直在探寻这是为什么？从《黄金时代》结束后再到三联，如萧红所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在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看来，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是的，每个人！
再逃离——
萧红与汪恩甲定亲，因得知萧红曾与他人赴京的消息后，非常恼怒，要求汪恩甲立即退婚，19岁萧红与汪恩甲“逃出”北京，在当时无异于惊世骇俗之举，萧红父亲张廷举觉得颜面尽失，宣布“开出她的祖籍”，萧红狼狈离家，萧红意识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她也知道自己成了同学的笑柄，“她所熟知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她”，她认为这个奇怪的眼光里有着轻蔑和审判性的含意，她就是不吐露自己内心的凄苦，维护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
没有经济来源又与家庭决裂的她还是以一种方式向现实低了头,她又与汪恩甲联系上了同居，赊账住在东兴顺旅馆，后来退学因为发现自己怀孕，一住就是半年多，他们欠下400多元，汪恩甲说回家拿钱，这一走再也没有出现，汪恩甲背上了“始乱终弃”“欺骗感情”大千古骂名，萧红也因此还不起钱被软禁在走廊尽头的杂物黑屋子里，萧红的第二次逃离又以失败告终，更悲哀的是，她曾打算向命运妥协，回到就有的轨道上。可是最终却被狠狠的抛进一个黑暗的深渊里。
“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的情感最可怕”，“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萧红《沙粒》
偶然——
萧红身怀六甲被软禁在旅社的黑屋子里，因为寂寞于是报社萧军给萧红送书去，萧军后来这样形容到：“房间里霉气冲天，当时被软禁在小旅馆里的萧红惊恐不安，面色苍白，萧军更注意到，她的散发中间已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身怀六甲的体型，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萧红刚刚在报纸上看过署名“三郎”的一篇《孤雏》的短篇小说，她谈了对“三郎”文章的一些看法，这个话题两个陌生的男女开始交流，萧军也被无意间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上的画和字，以及身边的随手小诗把他给吸引住了，萧红有些有些害羞的承认了这是她的作品，就在那时，萧军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第二天晚上，被一种全新的感情冲击的萧军又来旅馆找萧红，这两个疯狂的年轻人把世俗的一切羁绊都抛在脑后——此时，萧军在家乡已有结婚10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而萧红，正有7个月的身孕，（对于萧红来说，萧军的狂热给了她在无望的生活中燃起了一道耀眼无比的亮光。）
小家——
衣食无着的流浪生活和严重的营养缺乏使得萧红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1932年8月底，在经历一番挣扎后生一个女儿，这个小生命注定是不被受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了公园看门的老头，1933年萧红把这段经历写成散文《弃儿》以“悄吟”的笔名发表。萧红和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俄国人开的一欧巴旅馆顶层的一间狭小房间，开始了共同的生活，萧军找了一份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每月20元，萧红等着萧军在外面找到工作带回来钱买一些黑面包吃，租来的房子如同一个冰窖窿般寒冷，尽管身边有了一个现实的依靠，可是敏感的萧红依然无法摆脱内心那种难以言说的寂寞，他们在哈尔滨的日子像普契尼的《波西比人》里那些流浪艺术家一般的生活，贫苦，快乐，游泳，划船，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萧军和萧红开始和一群热爱文学的青年接触，萧红在文学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开始在报纸上发文，当时对缺乏自信的萧红是个极大的鼓舞，1933年底，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锋芒！
漂泊——
在哈尔滨，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跋涉》很快被查禁，萧红与萧军渐渐觉得身边这个环境不安全离开在青岛安定，不久，舒群与其爱人先后被捕，报社停办，两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处，萧军试图给鲁迅写信，意外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于是萧军，萧红在北四川的一咖啡屋室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与许广平，第一次见面后，鲁迅开始对这两个年轻人显示出接纳态度。
依恋——
有了鲁迅的提携，萧军和萧红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各种刊物上，1935年，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之作”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她第一次以“萧红”的笔名发表著作，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此时萧军和萧红成为了鲁迅忠实的“内围分子”，在文坛上，他们与鲁迅“同仇敌忾”，也深得鲁迅的信任——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鲁迅先生此时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萧军是个性情易变，热情洋溢的革命爱国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他全心全意投入鲁迅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中，相反地，萧红却安于传统中国女性的角色，她从鲁迅身上找到了她渴望已久的情感上的安全感。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在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所有回忆鲁迅文字中最感人的，甚至比许广平写得还好，她是一种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是一种理性中夹杂着情绪的文字，是一种打破了男性叙事结构的独具女性表达风格的文字，其实透过文字看得出，鲁迅先生在她心目中，扮演了一个长期缺位的父亲角色。
学者郝庆军认为：“父亲一直是萧红心头的一块阴影，像烙铁一样，不时地烙在不太坚实的心头上，父亲不但没有给她带来爱的温暖，反而给她永久的创伤，就就不难解释萧红的过分的自尊中包含着深深的自卑，她以狂放和决绝，以走极端的方式企图弥补生命中先天不足带来的失衡”父亲对女儿的重要性历来的心理学家所重视，比如著名的西方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曾说过：“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就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所有女孩子难以句有的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亲的爱，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惩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寻求对自己的态度，她可能一生都在寻求那失去的充实和宁静状态。”
萧红缺少父母之爱的童年，以及被父亲放逐的经历更让她渴求男性家园的庇护，她说：“我就向着着'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方面是惧父，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却又渴望父爱，这从她后来对鲁迅的交往中便可以看出，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便是一个理想的父亲典型，鲁迅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
裂痕——
“ 这是生活好了，不用发愁了，同时也滋生了高傲情绪，尤其是在他们夫妻之间，我感到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了那么相爱了”，为了解决两个人的困境，萧红和萧军商觉，一个去日本，一个去青岛，暂时为一年为期 ，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就在萧红去到日本，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连家乡都没有，萧军又成为了她唯一的情感寄托，然而就在此时萧军再次轰轰烈烈的爱上了他们共同好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而萧红在日本借助的房子正是许粤华的房子，萧军在信中向萧红坦陈了自己的隐情，希望她能够原谅他，早点回国，萧红对此表示出异常的理解宽容，她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只要是坦诚的，哪怕带着点“罪恶”，哪怕对她构成了侵犯她也是可以接受的——也许理智上是这样想的，可是情感上，她还是无法那种痛深入骨髓的痛。
现在看来萧红的情感模式也许让人难以理解：当年她可以颠覆家长对子女的控制，却无法解除自身在情感上对男性的过分依恋，情感生活几乎左右了自己的全部身心，透过萧红的作品可以看出，萧红对女性的命运已有朦胧的思考，她警惕地审视着自己作为男性萧军的“附属品”的属性，却又走不出对男性归属期待的感情怪圈，这是她的悖论，痛苦中、又一轮更大的痛苦来袭，某一天，她在日本的报道中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她痛苦折磨一个月不断发烧，嘴唇都烧破了，一块一块，1937年，她生命中又一次在逃离的旅途中回归。
暗流——
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蔼鲁迅墓，回到上海后，在萧红的意识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后会重新开始，结果两个人又陷入了那种恶性循环，不仅冲突不断而且升级为直接的拳脚相见，更让萧红难以接受的，或许是她与萧军精神上的不平等，当年是萧军把她救出来的，是萧军让她从一个被命运嘲笑的孕妇，蜕变成收获一定名声与尊严的女作家，可是也许正因为此，萧军一直对她有一种优越感，他经常在朋友面前公然对她的作品不屑，而敏感的萧红感觉到，对她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也在他的朋友之间无形蔓延，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决呢？他们也找不到，9月28日，上海沦陷后，萧红与萧军在蒋锡金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特别的年轻人叫端木蕻良，他比萧军小5岁，比萧红小1岁，他们在小金巷做起了邻居，同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端木对萧红的认可和赞许大大超过萧军，所以在讨论问题的和争论观点的时候，端木和萧红反而常常一致，，他说：我觉得萧红的见解，情感和我还接近，与萧军就越来越远，好像语言也不通，就这样，一种无形的东西在这当人之间滋生着，萧军也感觉到了。
诀别——
虽然两个人都萌生了分别的念头，但毕竟对年情感，当火车开出临汾车站时，萧红府向车窗口，漠然地注视着孤独的站在月台上的萧军，眼睛不由的湿润起来，然而还是转过脸去，这里已经有她的新的通行者，萧红这样描述道：“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头市，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就这样关于分手的那一幕，萧军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正在洗着头脸上沾满了尘土，萧红一遍微笑着向我说，三郎——咱们永远分开吧！好，我一面察洗着头脸，一面平静的回答着她，接着她就走了出去……”
与萧军分手的时候，萧红已经怀上了和他的孩子，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有些难以理解的是，这几没有成为她和萧军藕断丝连的障碍，也没有称为端木接纳她的顾虑，其实萧红的经历并非个案，大概也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某些新思想吧。
疏远——
提起与端木的恋爱过程，萧红这样说道：“是我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我对端木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人的来百姓的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相互理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态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做了牺牲，就这么一点我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在写作上的态度，最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不过，正是因为她没有像丁玲或杨沫这样的女作家那样、热切的投身于政治话题从而找到自我救赎之路，萧红只能把一次又一次的期望投入到对男性的感情关系中，从而一次又一次被伤害，一位记者这样种肯地评价萧红：“萧红自小缺爱，因此对爱的渴望是相当强烈的，她懂事后，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示她就会盲目地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她要在别人身上追溯回童年失去的爱，他要得到爱的补偿，但可悲是，她不知道对方是否具有与她同样的爱的渴求，这就是使她在以后的感情世界里连连受到挫伤，而不能自拔。 ”
不过正如学者葛浩文所说的那样：“萧红确定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这些感情，在她生活上去，固然是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是她的文学作品，竟是最具有撼动力的一面。”
一个人——
有一天，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得知他已结婚，萧军还寄来一张与新娘的照片，她顺便把信给萧红也看了，萧红看完，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这个与萧军的孩子在私家小妇产院里顺利生下白白胖胖的男婴，孩子有一张圆圆的和萧军一模一样的脸，有一天，萧红说牙疼，要吃止痛片，白朗给她送去德国拜尔产的“加当片”，第二天，白郎照旧去医院，萧红告诉她孩子夜里抽风死了，就这样一篇报纸上指责萧红只把改变个人生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的男人身上，为此竟不惜两次放弃做母亲的权利，语峰颇为严厉，大概也能看出，这个孩子的夭折起当年在一些朋友圈中曾引起了猜测。
终点——
虽然萧红苦苦追寻和平与安定；但是她好像命中注定与漂泊和动荡为伴，1940年，萧红与端木由重庆来到香港，对于萧红来说，她的选择很简单，就像一直期望的那样“只想安静的好好写作”虽然香港环境很好，但是萧红仍然摆脱不了内心的孤独，如今我只感到寂寞！多年颠沛流离，让萧红的身体已接近崩溃边缘 ，端木回忆里，重病的萧红仍然乐观开朗，1941年香港沦陷，萧红在沦陷前两天旧病复发，再度入院，次年1月13日，医生怀疑萧红患喉癌，所以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开刀事后证明她并无此病！1942年1月22日11点，刚刚走完30个春秋的萧红死在他乡。
端木生前对外议论他与萧红的感情，基本上保持缄默态度，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前后才取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为了发表，只是表示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
在萧军的日记里这样留话：“ 得到萧红死讯当天，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芬是王德芬，1938年6月与萧军登报结婚时才19岁，共同生活了6年的情侣没有掉眼泪，倒是他的妻子王德芬，这个与萧红从未谋面的善良的女人，为同性命运饮泣，细细品味，竟有点凄凉。
不知道萧军心中是否残余着一点恨意，虽然一再表示“裙子绝交不恶言”，但是还是能看得出萧军有些许情绪甚至怨言，到1978年，萧军写了这一段话：“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去，她是个胜利者！在人生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去，失败者，悲剧者！………”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皆出于她发自内心的同情心，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这种用心灵和生命写就的作品已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成为全人类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