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曹寅与康熙》这本书时，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吸引我，但是当发现曹寅与曹雪芹的关系时，似乎这也是我八卦的起因。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文化人是看不起小说的，认为小说是不值一提的玩意儿，但在乾隆年间，有一本小说却被当时上流社会的精英们争相传阅，那就是著名的《红楼梦》。《红楼梦》肯定是好书，但它能够在清朝的上流社会流行开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曹雪芹的身份。曹雪芹的爷爷是康熙朝的传奇人物——曹寅。说起曹寅，或许很多朋友对他有些陌生，但如果提起康熙六下江南想必大家都会知道，在六下江南中，后四次就是由曹寅来安排接待的。这在《红楼梦》中也有提及，脂砚斋就批注第十六回是“借省亲事写南巡”。能对帝王的出行负责，可想而知，曹寅在当时对帝王、对时政都极为重要。时过境迁，当曹雪芹在几十年后通过《红楼梦》去映射曹家的巅峰时代，想必会让乾隆朝的官宦子弟们充满好奇。毕竟不论今人古人，都喜欢八卦。
说到康熙，相信很多朋友直接会联想到微服私访。多年来，在影视媒体三番五次的戏说演绎下，康熙原本就很有传奇性的一生，更是被渲染得戏剧性十足。这让大家很多时候会忽略一点，康熙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任皇帝，当时的天下还不是铁板一块，在外有伺机而动的藩王，也有暗潮涌动的宗教极端组织，在内有图谋不轨的权臣，而且当时为了避免激化民族矛盾问题，就连对官员的任用也要几经思量小心翼翼，所以，康熙在登上皇位后要面对的，并不是有惊无险的戏剧性生活，而是真正关乎生死的各种明枪暗箭。
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康熙也需要让心腹去处理一些他精力难以顾及的事，那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被培养成心腹呢？想必大家如果没有事先知道曹寅既是汉人，也是心腹，就很可能会说，心腹一定不能是汉人。这其实没错，康熙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皇帝，当然会时时提防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汉人，但把曹寅视作心腹的康熙肯定不傻，这是因为曹寅虽然是汉人，但却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史景迁在全书的第一章就为我们详细讲解了这个特殊群体——包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不论是包衣，还是汉军旗人，最风光的日子都是在康熙朝。原因我们在开头就已经说过，对少数民族皇帝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处理民族矛盾问题，打仗满人很在行，但搞治理就要差劲很多，尤其当时大多数的满人不通汉语，更不了解汉人的习俗，所以与汉人直接接触时，很容易产生摩擦，这个时候，包衣和汉军旗人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虽然他们在血统上看是汉人，也通晓汉人的语言习俗，但在身份和心态上却实实在在地站在满人一边，所以这些人就得到了被统治阶层重用的机会。
作为帝王的私人奴才，上三旗的包衣们能够得到很多肥缺，而这些肥缺很多又关系着帝国的根本，比如盐政、海关等。我们就拿盐政举例子，各位都知道盐是生活必需品，生产买卖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一直被政府监管把持，同时，盐也是暴利的物资，康熙朝的大臣郭起元就统计过，一包盐在江南一带的收购价是两三文，等到了江西、湖广等地，零售价就会涨到一二十文，翻了七八倍之多。康熙朝的盐政，一直都是由包衣在打理，曹寅与他的爷爷就都曾管理过盐务。
开头说过，一提康熙就会让人想到微服私访，但微服私访这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康熙在六次南巡的过程中确实有过类似经历，不过与影视剧中不同的是，康熙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可不是玩，更不是因为闲的。
作者史景迁在书中用了一章的内容来讲述康熙的历次南巡。虽然从1684年到1707年的六次南巡，康熙表面上都是在关注水患治理工程，但从头到尾，他的主要意图其实都是考察南方社会的稳定情况。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民族矛盾问题。事实上，汉人反满的情绪一直在减弱，这从康熙在南巡时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比如1684年第一次南巡，康熙要很顾及汉人感受地绕开扬州、嘉定等发生过激烈民族冲突的地方，而且满口引经据典，营造自己良好的亲汉形象；但到了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已经不需要在行为上特别拘束了，他不光回归了善骑射的满人形象，而且曾丢下随从，独自与百姓交谈。这就是微服私访的原型。
但就算这样，康熙也依然无法将民族矛盾问题抛之脑后。康熙当然不是在杞人忧天，因为他很清楚，汉人的反满情绪无论怎么减弱，也不可能根除的。就像政府为了防止汉族文人聚众煽动情绪而禁止了结社，实际上却是没法严格执行的。还有那些以宗教为噱头的秘密反清社团，更是屡禁不止，暴动也时有发生。所以，在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结束后，康熙开始让派驻在南方的上三旗包衣承担起政治密探的职责，其中就包括曹寅。康熙之所以选择不再南巡，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南方或湿热或阴冷的气候，对他这个常年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一直是个挑战，而当他年过五十后，更是感到力不从心，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设立政治密探，保持对南方的控制力。
其实，作为织造的曹寅，一直都是皇帝的耳目，但密探的职责要比之前更进一步。史景迁认为，曹寅开始担任密探的时间，大约是在1708年3月，他不是康熙的第一个密探，也不是最后一个。早在1704年的冬天，曹寅就曾发现扬州高旻寺的一位僧人有向皇帝秘报的权力。很明显，僧人并不具备对时政品头论足的能力，他能向皇帝汇报的，只有官员的言行与民望。曹寅也是一样，之前他给康熙的奏报都是关于地方的政务与琐事，但从1708年开始，对封疆大吏的监视与品评就成了常态。史景迁查阅主仆两人的往来信件，发现在谈论起官员时，康熙的用语都相当直白，可以说是从这开始，曹寅才真正成为康熙的心腹。
在大家的印象里，雍正才是专制集权的代表，但事实上，很多集权的手段在康熙时代就已经有了雏形，政治密探就是其中之一。曹寅的密探生涯只进行了四年，就因病故去，但就是这短短的四年中，曹寅在密探的角色上尽心尽力，对康熙的信任报以诚挚的回应，两人的接触也因此变得非常直接而且私人。比如在1710年曹寅患上眼病时，康熙写信给出了用药的建议。史景迁就注意到这个建议非常务实，因为康熙建议的用药是常见的地黄，而不是既昂贵又难找的人参。或者1711年的科举舞弊案发生后，身为帝王的康熙，在信中直白地向作为奴仆的曹寅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史景迁认为，不论康熙运用的是治术还是权术，对臣子的驾驭都堪称一流。
曹寅死后，康熙对曹家依然十分青睐，不仅对曹寅遗留下的巨额亏空持十分宽容的态度，并且让曹家人继续担任江宁织造一职，同时负责政治密探工作。但很可惜，曹寅后代的办事能力远不能达到康熙的期望，尤其是政治密探工作进行得一塌糊涂，所以对于强调能力重于一切的康熙而言，曹家开始失宠。但不得不说，康熙对曹家还是很宽容的，就算心中不快，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利于曹家的事。但奴仆唯一的依仗就是主子，所以在康熙死后，失去靠山的曹家，最终在新朝初期的政治大洗牌中落了个被抄家的下场。
全书写的特别通透，尤其是曹寅作为康熙心腹的这一重头戏。这让我不得不联想到如今社会当中，上下级关系中，其实也是可以相处的十分融洽，甚至可以出现像曹寅这样的心腹。但前提是这个下级要有满腔工作的热情和能力以及矢志不渝的忠诚为上级考虑，在工作上不能出现丝毫的误差，保证上级工作开展的游刃有余才可以……重新拜读历史，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启示，我们可以以古为鉴，汲取前人的处事精华，造就完美的现实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