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一次变法都有不尽人意之处，所以就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固然，商鞅变法的一些内容在当时或当前来看都触动了当时利益集团的利益，但它适应当时秦国整个诸侯国发展的需要。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强有力的支撑，遭到保守派的反扑清算是必然的。改革本来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调整而已。
现在我们撇开这些变法内容对个人生死的影响。设想如果当时商鞅在孝公在时，功成身退的话，也许历史将会改写。都知道范蠡助越王勾践之后，辞官经商不问政事，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得到善终。而战国时期的商鞅却也没能及时功成身退，商鞅仕秦孝公时，有孝公支撑，政敌对他也无可奈何。然《战国策》中记录："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这是孝公生前成心传位，以试他心，这时他就最应该自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可商鞅在"退"字上欠火候，不认为然、执拗己见。终极，当秦孝公一逝世，反对派们在新王即位后，终以谋反罪名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登时子虚乌有，逝世后仍骂声不绝。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变，只知进，不知退，故而引起公愤，不死将何？至于隐退与否，因人而异。最后幻想的终局当属"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安然，此乃"天之道"也。是人性本然，权臣功高震主，也无可赏。对于新继位君王来说，也是施政的最大障碍。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士卒子真正理解功成身退，这是一种识时务认，他知道何时顾全自己,心灵鸡汤，何时成绩别人，以儒雅之风采来笑对人生。比如孙武，孙膑，以及后来张良等等。他们懂得权力运行规律，知道人性弱点，因而才得以保全。
史书中记载，在秦国贵族中有个叫赵良的过去和商鞅有过一面之交，赵良把他于百里奚作了详细的比较，盛赞百里奚的丰功伟绩和道德风范，列数了商鞅通过走后门进入秦宫，推行新法严刑，出入后车十数，从车载甲等等迹象，最后奉劝他不如辞去所有封赏，推荐别人来任事，自己或者还可自保。要不然等孝公一死，那么你就翘住足尔待了！商鞅听说后是商君弗从。的确商鞅此时怎么能听赵良的话哪？这个时候他正处于鼎盛期，事业蒸蒸日上。
作为变法的主持者，商鞅是强秦的大功臣。没有商鞅变法，就没有秦国的今天，可是商鞅却以莫须有的谋反罪被抓了。这也难怪，后来秦惠王请名士公孙衍留在秦国做大良造时，公孙衍只待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兔死狐悲，难道他也是想到了商鞅在秦国兔死狗烹的下场吗？后起者张仪又如何呢，秦惠王死，秦武王即位，秦武王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张仪心里明镜似的，赶紧出逃到魏国去，好歹得以善终。
任何国君，绝不会允许在国内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声望超过自己。特别是新上任的君王，功高震主，主岂心安？何况商鞅变法，得罪了秦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甘龙、杜挚等人因为变法失势，恨不得早日将商鞅处死。事实上，变法结束，商鞅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因此秦惠王找借口除掉商鞅，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玩平衡，树立自身权威，就成为一种必然。可惜商鞅不知这一点，急流勇退谓之知机，这世间有多少人，能参透其中的奥秘呢？这应该是商鞅最大的遗憾了！
车裂灭族，作为君主制下的臣子，商鞅是悲哀的；新法不废，作为政治家，商鞅又是幸运的，他的名字永远都将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