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萧萧依凡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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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圣诞节,刚过完平安夜,在所有人祈求来年平平安安时,西安交大29岁的博士生杨宝德给人生找了一个新的“归宿”。他把身体浸泡进灞河冰冷的河水中,这是他对自身经历的“控诉”和最终的反抗。
杨宝德出身于湖北农村,父母外出打杂工,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大学起,除了学费外,他基本再没跟家里要过什么钱。大学期间,他想尽办法兼职、挣钱。读研期间,有同学在食堂碰见他,他总是在吃三块五一碗的面条。
这是一个懂事又上进的青年。高中时,为了省钱,他选择就读免除学杂费的私立中学。高考时,他遭遇了求学路上的滑铁卢,只考取了三本院校。读本科时,他的目标是考研,考取一所好的学校。最终,他得偿所愿,考取了西安交大。
他原本可以有一个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他有一个女友,在北京读博,两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之所以说,他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平凡”的人生,这并非是说他不够优秀,而是说,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只是普通人,很多人的优秀只能使自己成为优秀的平凡人,而非卓越的、独一无二的人。
显然,杨宝德对未来并非如此定位,他渴求一个“辉煌”的人生。这也是原生家庭对他的期望。他是主动把稻草放在身上的“骆驼”,家庭的期望是他放在自己身上最后也最重的“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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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之所以是寒门,不仅是因为物质贫寒,更因为精神匮乏,眼界有限。大多寒门家庭的父母,若是让孩子选择读书这条路,对孩子的表现往往会生出极端。若是孩子成绩不理想,父母怒其不争,浪费钱财,不如去打工。而成绩表现好于同龄人的孩子,其父母则会生出超越现实的期望,认为孩子是“人中人”、“凤中凤”。他们很难接受孩子的“失败”。
在杨宝德自杀事件中,有几个细节体现了这一点。某天早上9点多,杨宝德家人给他打电话得知,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正在导师家做卫生,等会还要擦车。家人有些难以置信,杨宝德却淡淡地说:“没多大点事,也不止我一个人。”
周姓导师的做法确实欠妥,但是杨宝德家人的看法暴露了一个原生家庭思维的局限性。他们的着眼点在于“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在他们眼里,自家孩子已然是“人尖”,却做洗车这样的琐事。他们的眼界仅限于“村里”。
在面对杨宝德的尸体时,陪同他父母到场的亲戚感叹:“他们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这句话再次体现了这一点。大多寒门家庭从来不会说“孩子,我宁愿你慢一点”“孩子,我宁愿你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话。他们常说的是“读不好书就跟老子回家修地球”“祖坟冒青烟了,你让家族扬眉吐气了”“你终于改了家族门风了”。
当然,这件事情,杨宝德承受的远不是洗洗车这样的小事,其背后固然有其不可承受之重。但是,一向习惯于往自己身上“放稻草”的他,避重就轻,略过实际承受的,“淡然”地把一切简化成大家都在做的小事。原生家庭的期望,迫使他伪装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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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眼界有限,常常让孩子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一个朋友,前几年考上省里的公务员。不过一个科员而已,可是他们的父母及全村人,都认为他在省里当上大官了。自考上公务员那天起,村里人把他家门槛都快踏破了。有向他家提亲的,说姑娘跟着他享不尽的福。有求他家帮忙的,诸如孩子进省城就医求学的,有冤情要上诉的。
对于提亲的,他家人往往是不屑的,说他是要娶白富美的人。求他家帮忙的,家里人则一律骄傲地应下,不管他能不能办到。
所有需要帮的忙里,带孩子来省城求医,对朋友来说是最容易办到的。朋友起早贪黑排队,或求各路朋友帮忙,还是可以挂到专家号的。最初,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于是安置来求医的亲朋住酒店。可是,那些亲朋并不领情,回到村里四处抱怨,说他现在当大官了,瞧不起人,连家门都不让进。
朋友苦笑着说:“在我父母心中,考上公务员就是当上大官了,读书要是读到博士就是把书都读到头了,要是自己创业就是成大富豪了。在我们眼里,这都只不过是人生起点,在他们眼里这已是人生巅峰。这给我很大压力。”
寒门父母眼界的不足,会让其对下一代过高的期望,会让孩子的性格和心理走上歧路。这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多有着“讨好型”人格特征。
严格意义上讲,讨好型人格并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倾向。讨好型人格的人,往往“来者不拒”,几乎从不拒绝别人。他们试图用不遗余力的帮助和温暖,来获得别人的认可。他们担心拒绝会让自己得到较低的评价,甚至影响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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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特征,在杨宝德身上有所体现。他从不拒绝身边人的请求,甚至是导师无理的要求。在周姓导师承诺帮他联系出国时,他的同学曾经提醒他,“你这么好用,导师怎么会舍得放你走呢?”他的师妹也曾教他,要勇敢说不。师妹的劝说有理有据,然而从结果上来看,这对杨宝德并没有起到有效的说服作用。
此外,在周姓导师不道德地试图拆散他和女友时,杨宝德的讨好型人格也时有冒头。面对导师对女友的质疑,他没有一句明确维护女友的话语,而是一味地顺着对方说。其实,如果觉得和老师争辩显得不礼貌,他完全可以适时终结这个话题,而不是引导对方说下去。他并非不爱女友,只是讨好型人格让他觉得只要导师开心痛快就好。
这样的讨好型人格,我身边也有。我一个同学,家境贫寒,大学四年靠的全是助学贷款。四年里,他从早到晚兼职赚钱,忙成一团,但是从大家提出的请求,他从不拒绝。帮女生宿舍换水,帮舍友带饭带烧烤啤酒,打扫寝室卫生,诸如此类。大学校园里,大家还比较单纯,知道适可而止,也懂得感恩。他对于能帮助别人,常常表示很骄傲。
参加工作之后,他时常被同事“压榨”。公司里,琐事都归他管,帮同事点餐,打印文件,帮同事送钥匙给家人,诸如此类。几年下来,他是公司最忙的人,甚至没有时间提升业务技能,屡屡被公司领导批评。同事们一边看不起他,一边照样有事就使唤他。
他因此得了抑郁症。在他回家静休的日子,他家人怎么都想不明白,什么叫抑郁症?他明明是村里的佼佼者,读完大学留在大城市大企业工作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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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宝德自杀事件中,周姓导师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思维进入了误区。
周姓导师的做法固然令人不齿,但是,这其实是每个人人生路上可能面临的无数困难之一。杨宝德没有学会与自身的不足抗争,更没有学会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默默承受。
身边人给杨宝德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但都被他一一否定了,他寄希望于隐忍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不容忽视的是,原生家庭的期望,让他默默过滤掉了一个看似后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他可以退而求次,放弃读博士,取得硕士学位。看似人生退了一步,但对于绝望到想要放弃人生的人而言,这实际上是进了一大步。只是,家庭的期望让他不允许自己后退。
我们都自带原生家庭的印记,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像“遗传”,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要学会抗争,从自身的不足和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里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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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理性评价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尤其是不良影响。
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我们要正视这一点,同时要明白这种影响是可以被改变的。我的一个朋友,出生在父母婚姻很糟糕的原生家庭。父母不断的争吵,令她对婚姻一度抱有极大的怀疑,有明显的恐婚症状。所幸,她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不断尝试改变对异性和恋爱的态度,最终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婚姻。
其次,适当弱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寒门家庭的孩子习惯性地责任感十足,往往超出自身负荷。这导致他们期待自己成为超人,能彻底改变家族命运。每个成年人最应该做到的是先对自己负责。对父母该有的责任不该逃避,但是对改变原生家庭不该生出过多幻想。
最后,要学会不断颠覆三观。
所谓三观,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阅历的增长,应该不断得到修正。世界那么大,你只看过“村里的风光”,哪里来的世界观?人生那么长,你才活到二十几岁,哪里来的人生观?生活那么丰富,你还充分增值并实现个人价值,哪里来的价值观?
人最怕活在惯性里。很多悲剧都是由思维的惯性引起。遇到超出认知的事情,只会不解,这世界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沉浸在想不开中,却不试图寻找解决思路,自然容易走进死胡同!
最后,希望逝者安息,世间少一些类似的悲剧。生死面前,其他都是小事。这是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有些人一手遮住的不是天,而是受害者的目光,要相信很多事情还是有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