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车时天已经全黑了，我扶着断了把手的行李箱站在路旁的一块广告牌边。马路又宽又长，路灯疏疏落落，路上往来的车辆和行人不绝于眼。处处是惯常的景象，但处处都透着陌生。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烤鸭店里飘出来的迷人香气。而且都太暗了，路那边的行道树鬼影般的排着，天上也没有星星。不时有三轮车在我面前停下，车上的人说着我似懂非懂的方言，在我微笑着摇头回绝后，又徐徐往前开走了。

第一次到这地方来，原来这儿有两个汽车站。这个信息是从检票员和乘客的闲聊中得知的。她们一路聊得很欢快，似乎认识了很久。这时，车子已经过了鄱阳湖大桥，进入都昌县内。我于是不知道应该在哪个车站下车。我问检票员，然而我甚至不知道工作单位在哪里，因此她也帮不上忙。但她后来突然想起似的提醒我打电话给来接我的人。我打通了项目经理的手机，和他确定了下车的地点。车到站时，在检票员的好心提醒下，我一阵心急，猛地提起行李箱，拉断了它的把手，下车时便显得很狼狈。起固定作用的螺丝钉已经完全脱离了，我试着修理，但于事无补。

“然而项目经理什么时候来呢？”我看着倚在腿上的行李箱，断了的把手的一端散在风中，想。

四月中旬，天气还没有热上去，又是到了晚上，起了微风，有点冷。我拉上新买的黑色外套的拉链，但是觉得不好看，又拉下了拉链，双手抱臂地立在广告牌投下的阴影里等着。远处的路灯连成两条光线，似乎要在更远处聚于一点，然而更远处却显得模糊不清。

一刻钟左右，项目经理打来电话，指示我到马路对面去。我过了马路，站在一辆停在街道上的车子旁等。不久，经理出现了，是一个胖子，中等身材，大脸，肤色较黑，上身穿着一件白色T恤，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

“你是某某某吧？”他笑着说。

“嗯。”我回以微笑。

和他交谈了几句，从他说的一口北方味道的普通话中能推测出来，他不是当地人。我能肯定他不是东北人，也能肯定他不是山东人，因为我在山东读了四年大学，了解山东人的口味偏重。至于是西北人还是除山东人外的南北人我就不确定了。他告诉我，他是甘肃人，兰州的。

我拉着行李箱，和他并排走着。离了大马路，进了街区，街区里也是黑黑的一片。偶尔有饭店，超市或是其他什么店在门前和窗前射出一方光线，反而使得光线显得黯淡了，寂寞了。

“你觉得这地方怎么样？”他说。

“还行，比南昌差一些。”

“差不少呢，我去过南昌，南昌毕竟是省会，那里繁华多了。”

我礼貌地笑了笑。

我们找了一家餐馆，面对面坐下。服务员是个瘦小个儿，口齿不清，拿着菜单示意我们点菜。经理让我先点，我点了一个水煮鱼片，他点了一个炒土豆丝。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有拒绝。大学毕业后，我就很少抽烟了，但当他两指捻着烟递给我时，我甚至想都没想就伸手接了。我几乎是本能的又快速的看了看烟头上的字。他点了烟，把打火机给我，我也点了烟。我们就在烟雾缭绕中谈起了工作的事。

从谈话中我得知，他在这里工作了五六年，也曾在新余工作过一段时间，当然也去过其他的很多地方，因为一个项目做完常会换一个地方，但他在都昌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他算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了，他在公司创立之初就被招进来了，那时他刚毕业，公司发展到如今，虽然不大，但公司的发展是有他的一份贡献的，因此他称公司老总为老马。他现今满了二十八岁，在都昌项目部的十几个人中他不算是最大的，最大的有三十岁，但让我诧异的是，最小的只有十八岁，刚成年，也就是说读完中学就出来工作了，这未免太早了。他还告诉我他们也都抽烟。

“都是一些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和你一样，你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

我们吃完饭，菜还没有动多少。菜量很大，炒土豆丝满满装了一盘，吃完饭后还是满满一盘子。结账时，经理又另要了一碟花生米和两瓶白酒。

“给那帮小子们带的”。

我又很诧异了：他们都喝白酒的吗？

我和经理出了餐馆，在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载着我们，无声的行驶着，所经过的地方越来越偏僻，越来越暗。我知道我就快要到达工作地点了，即将和一帮年轻的小伙子们成为同事。

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