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的时候，我正在家乡的乡村小学读三年级。

那时候的乡村破败而凋敝，学校占地很广，所有的教室都是砖瓦结构的平房，周围用土夯墙漫不经心的围了起来，唯一体面的算是校门吧，两扇铁门在当时是很阔气的，毕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就读的全是附近村落的农家子弟。

秋季开学时，学校里调来了一位新校长。

那时候的学校教师，一般生活起居都是在学校里，学校里有一排挨着教室的平房，单身的老师住单间，拖家带口的住两间。在当时来说条件还可以，比电影《凤凰琴》里的强的多。

新校长拖家带口的来上任，爱人也是老师，孩子有俩。那个年代，老师是有绝对权威的，不像现在的学校，学生都是打不得骂不得，比如我们的老师们经常随便叫个学生去半里外一个水井给他家挑水。这“光荣的任务”是日复一日永无停歇的，基本上全班30多个学生轮着来，家长也断无可能上门提意见，那时候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新校长对当时的我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他也不带咱班的课，两者本来可说是从无交集。有一件事使我和他发生了联系：那时候教室都是颇为简陋，当然天花板啊装修啊这类概念无从谈起。每到元旦，各班都要收一次“班费”，每人2-3块，此款项是用来“装修”教室的。所谓“装修”，就是买些花花绿绿的彩纸，然后全班一起动手，给有碍观瞻的教室顶部弄一个“天花板”，这项工作在当时是班主任的“重中之重”，是早早就安排好了的。学生也都是农家子弟，干这个活也是驾轻就熟，因为那时候的农村，每家的“天花板”几乎都是这样弄的。

闲话少说，那一年的元旦我班出色的完成了“装修”任务，其他班的老师是来我班参观学习过的，因为我班这次的“装修”，是校长大人亲自过问和全程监督的。这让少年的我们大大的膨胀了一把。可惜好景不长，某个下午，漂亮的“天花板”赫然出现一个大洞！

这洞从何而来，全班的同学都知道，是我班一个捣蛋鬼玩的兴起，把打扫卫生用的扫帚扔来扔去，结果扫帚打到天花板，打破的。

班主任是个戴高度近视眼镜的老实人，（那时候的老师也大多数是周围十里八乡考上师范回来做老师的，大家祖宗八代啥样基本也都清楚。这老师据说是要生个儿子，但却接连生了两个女儿，那时候计划生育可是真抓实干的，就把他公职撸了，他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在校任教。）这老师查看了破洞后，追问起责任人来，大家都指证是某某，老师批评几句后，说明天修补一下吧，再未多说。我们都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

谁知第二天这事被校长知道了，在早自习时气急败坏的冲到了教室，要重新调查此事，并说是有人蓄意搞破坏，性质极为恶劣道德极为败坏一经查证严惩不贷云云。被大家指证的某同学估计是被这种凶狠的气氛吓住了，看来事情无法善了，当场翻供，一口否认是他干的。最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真正的始作俑者指证是我搞的破坏，因为当时是我们几个在追打玩闹。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有些人遇到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时，很容易构陷他人以逃脱惩罚。此种面孔早晚都会遇到，时间早晚而已。

校长勃然大怒，顺手抄起讲台上的扫帚，狠狠的给了我几下子。我感到屈辱和恐惧，但我矢口否认，因为根本不是我。于是他拿出一副“看来不动大刑你是不肯招了”的神态，开始在全班同学面前慢条斯理的抽打起我来，脸上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苦大仇深用心良苦状，其他班的老师都来围观这场“审讯”，我班的班主任令人费解的保持了沉默。或许有他成人之间领导和下级之间的现实考量吧。

体罚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实在无法忍受，就违心的承认是我干的。这才平息了校长的怒火，停止了这场“逼问”。之后校长发表了重要讲的话，不外乎撒谎可耻破坏公物可恨之类，而当时我已经被吓傻了。

之后岁月一如往常，但于我，已经是天翻地覆的感觉了，后来才明白，那是一个人的尊严被摧毁殆尽的感觉。

我的父亲就此事找过我的班主任，班主任做无辜状，说校长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

强权总是胜利。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事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每当看到那些用正当名义肆无忌惮伤害别人的人和事时，这根刺就隐隐作痛。

几年前，回了趟老家，有熟知此事的当年的小学同学，此人现在也是教师，告诉我说那个校长已经退休了，身体多病，一个女儿上大学时闹感情纠纷竟然跳楼了！精神是完全垮了，话都说不利索了。说完，意味深长的观察我的反应，我心里却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意，这恨，付于何处？

（以前发在凯迪的旧文，刚玩简书，做修改后发在此处，陆续有八九十年代旧闻趣事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