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飛哥的信，他堅決不贊成我轉學到昆明去，他隨時遷移駐防基地，實在沒有能力照顧我；戰爭現況下，連三天假期都沒有，也沒有辦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樂山讀書，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戰爭勝利。這時他的口氣又是兄長對小女孩說話了。

在這期間，我也曾請教《時與潮文藝》的主編孫晉三教授，有關朱光潛先生的建議。孫先生當時是中央大學外文系的名教授，極受我父親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時與潮文藝》登載沈從文、巴金、洪深、吳組緗、茅盾、朱光潛、聞一多、朱自清、王西彥、碧野、臧克家、徐訏等的新作品，他們不僅當時廣受讀者歡迎，亦是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無忌、李霽野、方重、李長之、徐仲年、于賡虞、范存忠、陳瘦竹、戴鎦齡、俞大絪、葉君健等人翻譯的各國經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個時代文人的高水準。每期都有文壇動態和國內外藝文情報，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的珍貴記錄。可惜抗戰勝利不久國共戰爭即起，我父親已無力支撐三份期刊，《時與潮文藝》於一九四五年停刊。

孫先生說，「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潛先生有篇〈文學上的低級趣味〉，是從文學教育者立場寫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課，該是很幸運的事，何況他親自勸你轉系，還自願擔任你的導師，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學教育貴在靈性（或慧根）的啟發，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陳源（西瀅）先生、袁昌英先生、陳登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實的。西南聯大外文系並不更強，而且也沒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這種緣分。

孫先生的分析使我下定決心回武大，說不出什麼原因，那溯江數百里外的江城，對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結束，我早一週回樂山，準備辦轉系手續，而且與趙曉蘭約好，早些去登記宿舍房間——二年級已升至餐廳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靠窗書桌。

父親安排我與一同學搭郵政送信快車去樂山；戰時為了公務和大學生便利，每車正式收費搭載二人，需驗證件，以保障信件安全。我們兩人和郵務員輪流坐在駕駛台和數十袋郵件之間，覺得自己都重要起來。靠在鄭重捆紮、綁牢的郵包上打瞌睡，想像袋中每封信的情愫與收信人的喜悅。每到一站，郵務員呼叫郵袋上的地名，然後他姿態優美地擲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我後來讀到一本清朝史，說中國郵政是最早現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務人員水準高最可信賴。到台灣後，郵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千百年來書信傳遞由驛馬到綠色郵車，在在都引起我的豐富想像，我曾有幸被當作郵包由川東快遞到川西，這段特殊經驗不可不記。

第一晚到成都，我們去住南開好友的宿舍。戰時遷去成都華西壩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東的齊魯大學，加上當地的華西大學，十分熱鬧。第二天清晨再上車，郵政車絕不拋錨，沿路有保護，安全穩妥，經過眉山也裝卸郵袋，但只能在飛馳而過之際看看路樹而已。當日全天不停，直接駛往樂山。

7朱光潛先生的英詩課

進入外文系二年級即有朱老師的「英詩」全年課，雖是緊張面對挑戰，卻也有些定心作用，立刻開始用功。朱老師用當時全世界的標準選本，美國詩人帕爾格雷夫（Francis T. Palgrave）主編的《英詩金庫》（The Golden Treasury），但武大遷來的圖書館只有六本課本，分配三本給女生、三本給男生，輪流按課程進度先抄詩再上課。我去嘉樂紙廠買了三大本最好的嘉樂紙筆記本，從裡到外都是夢幻般的淺藍，在昏暗燈光下抄得滿滿的詩句和老師的指引，一年欣喜學習的筆跡仍在一觸即碎的紙上，隨我至今。

朱老師雖以《英詩金庫》作課本，但並不按照編者的編年史次序——分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葛雷（Thomas Gray, 1716-1771）和浪漫时期（TheRomanticPeriod）。他在上學期所選之詩都以教育文學品味為主，教我們什麼是好詩，第一組竟是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那一串晶瑩璀璨的〈露西組詩〉（“Lucy Poems”）。

那幽雅靜美的少女露西是誰，至今兩百年無人確定，但他為追憶這早夭的十八歲情人所寫的五首小詩，卻是英國文學史的瑰寶，平實簡樸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最後一首〈彼時，幽黯遮蔽我心〉（“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是我六十年來療傷止痛最好的良藥之一。我在演講、文章中背誦它，希望證明詩對人生的力量，當年朱老師必是希望以此開啟對我們的西方文學的教育吧。這組詩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詩人說我再也不離開英國了，因為露西最後看到的是英國的綠野——這對當時愛國高於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愛國情詩了。

朱老師選了十多首華茲華斯的短詩，指出文字簡捷，情景貼切之處，講到他〈孤獨的收割者〉（“The Solitary Reaper”），說她歌聲漸遠時，令人聯想唐人錢起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餘韻。直到有一天，教到華茲華斯較長的一首〈瑪格麗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寫一婦女，其獨子出外謀生，七年無音訊。詩人隔著沼澤，每夜聽見她呼喚兒子名字，“Where art thou, my beloved son, ......”（你在哪兒，我親愛的兒啊？）逢人便問有無遇見，揣想種種失蹤情境。

朱老師讀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 ...... 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鳥兒有翅膀……，鏈緊我們的是大地和海洋），說中國古詩有相似的「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之句，此時竟然語帶哽咽，稍微停頓又繼續唸下去，唸到最後兩行：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　（若有人為我嘆息，）

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師取下了眼鏡，眼淚流下雙頰，突然把書閤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也許，在那樣一個艱困的時代，坦率表現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對於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學二年級學生來說，這是一件難於評論的意外，甚至是感到榮幸的事，能看到文學名師至情的眼淚。

二十多年後，我教英國文學史課程時，《英詩金庫》已完全被新時代的選本取代，這首詩很少被選。不同的時代流不同的眼淚。但是朱老師所選詩篇大多數仍在今日各重要選集上。

英詩課第二部分則以知性為主，莎士比亞的幾首十四行詩，談到短暫與永恆的意義，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的〈奧茲曼迪斯〉（“Ozymandias”）也在這一組中出現”

“威武的埃及君王毀裂的頭像半掩埋在風沙裡，“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 stretch far away.”（寂寞與荒涼，無邊地伸向遠方的黃沙。）

朱老師引證說，這就是人間千年只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國文學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聽聽這“boundless”和“bare”聲音之重，“lone and level”聲音之輕，可見另一種語言，不同的感覺之美。

至於〈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老師說，中國自有白話文學以來，人人引誦它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到了令人厭倦的浮泛地步。雪萊的頌歌所要歌頌的是一種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靈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懾力量。全詩以五段十四行詩合成，七十行必須一氣讀完，天象的四季循環，人心內在的悸動，節節相扣才見浪漫詩思的宏偉感人力量。在文廟配殿那間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師講書表情嚴肅，也很少有手勢，但此時，他用手大力地揮拂、橫掃……口中唸著詩句，教我們用“the mind's eye”想像西風怒吼的意象（imagery）。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詩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盡。

“8眉山的明月夜

這一年的寒假開始，我和同班同學參加一個在五通橋活動中心辦的冬令營。第一天晚飯時，突然有人找我，是一位工學院的南開學長，他們二十多人被徵召去重慶作專業工程支援，車子直開重慶，我可以搭便車回家，他們開學時返校再帶我回樂山。

世界上會有這麼好的事情！由於樂山和重慶沒有直達車，我提著小小的行囊跟他們上車時，興奮得頭昏眼花，差點掉到路邊的土坑裡。車上有四位南開學長，所以很「安全」。原是打算在午夜前開到成都，第二天直駛重慶。誰知開出九十里左右到眉山郊外車子就拋錨了，全車的工程「專家」也修不好，只好分批找店過夜。

我和八位男生待在一間最好的旅舍，其實是一家大茶館，裡間有一些床鋪，給公路上經常拋錨的行旅過夜。冬天的夜晚，沒有路燈，屋子大[…]”

“過幾次了，給點錢大約可以應付應付，但是這個女學生可不大方便，怎麼辦呢？

老闆娘急中生智，從櫃台下面拖出一個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長方形木櫃對我說，「你就藏在我們的錢櫃吧！」叫我立刻進去躺平，蓋上巨大的木蓋，再請一位矮胖的學長打開鋪蓋睡在上面——我們那時的青年人皆營養不夠，大多數都瘦，所以我記得他，他性情開朗，也很英俊。

幸好錢櫃把手下面各有一孔，我躺在裡面不致窒息。外面呼喊嘈雜的聲音，桌椅推翻的聲音令我恐懼得心臟幾乎停止跳動，來不及想睡在柩材裡的恐怖。終於漸漸靜了下來，聽得出關上木大門沉重的聲音，那位余學長掀開錢櫃的蓋子說，「過去了，可以出來了。」

我出來的時候，發現所有躺著的同學頭下都有幾本書。因為他們知道四川強盜都不搶書，「書」、「輸」同音，而且據說四川文風鼎盛，即使盜匪也尊敬讀書人。

他們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慶到樂山，看我從長江哭到岷江，這一晚遇到這麼可怕的事，居然沒哭，還問他們有沒有受傷，頗感驚訝。實際上，我成年後，在遇到危險或受到威脅時是不哭的。

第二天天亮即開車，不經成都，採近路，直開重慶，有人去沙坪壩，可帶我到家門。車子駛出眉山縣界的時候我頭腦才清楚，眉山，眉山！這不是蘇東坡的故鄉嗎！不就是他悼亡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眉山！昨天晚上，在那樣戲劇性的情境，我曾落腳在蘇東坡詩詞中鄉愁所繫之鄉，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更夢不到短松岡，連三蘇祠堂都無緣一瞥。那時也想，既在岷峨區域上學，再去不難。在當年，這其實是很難的事，年輕女子想望旅行都是奢侈的。

意外地回家度了一個寒假，真是福分啊！父母關切，幼妹逗趣，每天豐衣足食，睡在溫暖的厚褥子上，常是充滿著感恩之心。這是我在父母家中過的最後一個年，再能團聚已是到台灣之後了。

9戰火逼進時——初讀濟慈

回到學校最企盼的是重回英詩課。寒假中我曾向孫晉三先生請教英國文學浪漫時期的詩，主要是雪萊（那時我尚不知濟慈），由他借給我的書上也抄了一些深層次的資料。這樣的事使我全神貫注，忘了戰爭的威脅。

太平洋的英美盟軍已漸占上風，轉守為攻，美軍收復菲律賓（麥克阿瑟當年撤退時，曾有豪語：「我會回來！」）登陸硫磺島後，逐島血戰開始。但是國內戰線令人憂慮，已無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們的粵漢鐵路，全國知識青年呼應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徵召，有二十萬學生從軍，我在武大工學院的南開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軍官校去了。在那陸軍戰事失利，漸漸由貴州向四川進逼的危急時刻，只有空軍每次出擊都有輝煌戰績，可嘆人數太少，傷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隊成為人人仰望的英雄。”

“我已許久沒有收到張大飛的信了，我無法告訴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淺藍信紙的信，像神蹟一樣消失了。三江之外的世界只有舊報上的戰訊了。

回到英詩課，朱老師先講英國浪漫詩的特色，教我們抄八首雪萊的詩。所有初讀雪萊詩的年輕人都會被他奔放的熱情所「沖激」吧，愛情和死亡的預感常在一行詩中以三個驚嘆號的形式出現，那種坦白單純的喊叫是我在中國詩詞中沒有讀過的，如〈印度小夜曲〉中的“I die! I faint! I fail!”（我死了！我昏了！我敗了！）而我那青春苦悶心情的最高共鳴是他那首詩〈哀歌〉首句：“O World! O Life! 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陰！」後來的版本刪去驚嘆號）簡直就是“我喊不出來的鬱悶。我所惦念的不僅是一個人的生死，而是感覺他的生死與世界、人生、日夜運轉的時間都息息相關。我們這麼年輕，卻被深深捲入這麼廣大且似乎沒有止境的戰爭裡！朱老師說這詩不算太好的詩，但有雪萊本色。青年人為情所困，想突破牢籠而如喊叫。純宣洩性的詩總有點淺，經不起歲月的沖刷。自從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讀了這首詩後，國家和我個人生命都不斷地在劇變之中，數十年間，“O world! O life! O time!”仍不斷地在我心中激盪，沒有更貼切、更簡單的語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七十五歲時寫完他的《事實與虛構》（Fact and Fiction），講述十五到二十一歲，心智成長過程中，影響他最大的書。其中有一篇是〈雪萊的重要〉，說他少年時讀到[…]”“談雪萊，對這位出身貴族、才情飄逸的詩人的反傳統精神十分傾慕。

朱老師堅信好文章要背誦，我們跟他唸的每首詩都得背。英詩班上不到二十人，背書和私塾一樣，無人能逃。「教」和「背」之際，每首詩由生變熟，有老師幾句指引，確能得其真意。幾首小詩之後，教到雪萊那首自怨自艾，充滿悔憾的〈沮喪〉（“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December, Near Naples”），此詩亦因他相當正確地預言了自己溺海死亡，而令後世珍惜。

一九四五年，極寒冷的二月早上，我們四個同班同學由宿舍出來，走下白塔街，經過溼漉漉的水西門，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裡捧著手抄的英詩課本，仍在背那首〈愛字常被褻瀆〉（“One Word Is Too Often Profaned”）和這首〈沮喪〉，它的第三節有一行貼切地說出我“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國巨型飛機一千八百架轟炸東京，市區成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宮謝罪。

站在這布告前的數百個中國大學生，經歷戰爭八年之後，大多數的人全靠政府公費生存；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在大石板鋪的文廟正庭，無聲無言地站著，讀到這樣的復仇消息，內心湧出複雜的欣喜。

終於，這些狂炸我們八年的日本人，也嘗到自己家園被別人毀滅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災禍降臨的恐怖了。自侵占東北以來，他們以征服別人為榮，洋洋自得地自信著，他們家鄉的櫻花秋葉永遠燦爛，卻驅趕別的民族輾轉溝壑，長年流離！

我也無言無語，沉痛而歡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像一千八百架轟炸機臨空時遮天蔽日的景象，似乎聽到千百顆炸彈落地前尖銳的呼嘯，爆炸前灼熱的強風，房屋的倒塌和焚燒，地面土石崩濺的傷害，……啊，難以忘懷的青春歲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盤旋，降下，無處可以躲藏，“那些因菊花與劍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樣保護那些梳著整齊高髻，臉上塗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拴著更花的腰帶，穿著那種套住大腳趾的高蹺木屐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綁在背袋裡，火海中，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焚燒……！

上課鐘把我們帶回現實人生，從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間教室，又接續著背雪萊那首和我們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裡優美的〈沮喪〉。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樣在往復的海浪聲裡死亡，是多麼美麗。

朱老師上課相當準時，他站在小小的講台前面，距我們第一排不過兩尺。他進來之後，這一間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間教室，而是我和藍天之間的一座密室。無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塊小黑板，四壁空蕩到了莊嚴的境界，像一些現代或後現代的studio，心靈迴盪，似有樂音“股強靭的生命力。這也是一種緣分，曾在生命某個飄浮的年月，聽到一些聲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繫其上，自此之後終生不能拔除。

當然，最強烈的原因是我先讀了雪萊〈雲雀之歌〉，再讀到濟慈〈夜鶯頌〉（“Ode to a Nightingale”），忘記了朱老師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萬萬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內一再重讀，自己上講台授課，讀遍了能讀到的反響，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雲雀之歌〉的歡愉，〈夜鶯頌〉的沉鬱找到起點。命運、性格、才華，人生現實亦環環相扣，雪萊那不覊的靈魂，一面高飛一面歌唱，似星光銀亮與明月的萬頃光華，像甘霖、像流螢，像春日急雨灑上大地，而我們在人間，總是瞻前顧後，在真心的笑時也隱含著某種痛苦。詩人說，「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歡愉，必能使世人傾聽！」

10雷．馬．屏．峨

在讀和背〈雲雀之歌〉的時候，校長王星拱突然在文廟前廣場召集師生，宣布一個重要的訊息：戰事失利，日軍有可能進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緊急時往安全地區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師管區司令部保護，在必要時撤退進入川康邊境大涼山區的「雷馬屏峨」[1]彝族自治區。同學們都已成年，不可驚慌，但必須有心理準備。

在大學很少見到校長，更少聽他訓話。我記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風中，中國早期的化學學者、武大創校人之一的王校長穿著他的舊長袍，面容清癯，語調悲戚，簡短地結語說，「我們已經艱辛地撐了八年，絕沒有放棄的一天，大家都要盡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這之後六十年，走過千山萬水，「雷馬屏峨」這四個字帶著悲壯的聲音在我心中不時響起，代表著一種最後的安全。人生沒有絕路，任何情況之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的最大依靠。

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如果重慶失守，我到雷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後，爸爸寫來一封快信，簡短有力地寫著，「國內戰線太廣，目前確實費力，但盟軍在太平洋及歐洲局勢日漸好轉。吾兒隨學校行動可保安全，無論戰局如何變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著必須步行三百里旱路的艱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學傳說，嘉定師管區的軍人說：這些女學生平時那麼驕傲，隨軍進山的時候就驕傲不起來了。也有人說，這是左派「前進分子」故意製造分化的謠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學向學校建議，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隊伍一起隨軍進山。

在這樣惶然不安的日子裡，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在弦歌不絕的文廟，我第一次讀濟慈的詩，〈初讀查普曼譯荷馬〉（“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大約是所有人讀他的第一首，用人們稱為「戴著腳鐐跳舞」的十四行詩的格律寫他初讀史詩新譯時，如同探險家發現了新山峯的狂喜。

我讀不懂他的狂喜。炸彈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彈的呼嘯和迸發的火海，由近而遠，又將我困在川西這座三江匯合的山城裡。如今連這裡也沒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麼能與朋友「發現」了新的詩體，由天黑讀到天亮，黎明時，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樓，一口氣寫了這十四行不朽的喜悅，託快郵送到朋友眼前……。自從這首詩後，他五年間用盡了一生的才華，二十六歲嘔血而死。

五年，對我是很長的時間，二十六歲也尚遙遠，而我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麼樣子？爸爸信中說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歲，「有生之年」是什麼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師再上課時，對我們的處境一字不提，開始進入第二首濟慈詩，〈夜鶯頌〉的講解。他說，世人讀過雪萊的〈雲雀之歌〉再讀這〈夜鶯頌〉，可以看到浪漫時期的兩種面貌，以後你讀得愈多愈不敢給 Romanticism 一個簡單的「浪漫」之名。濟慈八歲時父親墜馬死，十四歲時母親肺病死，二十四歲時，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對漸逝的生命，悲傷無助，嘗試在藝術中尋求逃離人生之苦，遂構思此詩。在溫柔之夜聽夜鶯之歌，如飲被毒而沉迷，如嘗美酒而陶醉，然而夜鶯必不知道人間疾苦：“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這裡，我們對坐悲嘆的世界）。詩人坐在花果樹叢，「在黯黑的濃郁芳香中傾聽，在夜鶯傾瀉心靈歡欣的歌聲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為草泥。」（“Still wouldst thou )

“11前進的讀書會

在樂山的兩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兩個世界。由水西門作界線，左轉出去往文廟走，上課，看布告，讀壁報，看各種展覽（名家如徐悲鴻、關山月、豐子愷、凌叔華等，當然以地方人士和師生作品為主）；從水西門右轉白塔街回到宿舍，則是一個吃喝起居與人共處的現實世界。

我與趙曉蘭搬到新房間不久，同房一位法學院同學邀我倆晚飯後去「讀書會」。我想去讀些新書多麼好，便興沖沖地去了。

會場有三十多人，男生多於女生，那天正在討論俄國作家高爾基（Maksim Gorkey, 1868-1936）的《母親》（The Mother），這本書我在南開時讀過，很感動。下一次指定的是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vo, 1905-1984）《靜靜的頓河》（Silent Don）。書由大家傳著輪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學回來復學，比我們大二、三歲）負責。我跟她去了三次，會場的討論非常激昂熱烈，充滿了政治控訴，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等歌。

在南開中學時沒有晚上的活動，我週末回家，也從未聽說有讀書會，所以對我而言是新鮮事，在家書中很興奮地提到。不久，父親來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如今為了全民抗日，國共合作，所有社團都公開活動，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儘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國內局勢仍在低潮，前線國軍真可說是在浴血守土。吾兒隻身在外，務望保持健康，面臨任何事時都必須沉得住氣。」（這樣的信，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記在心。）

自此以後，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讀書會，推說功課忙要背書，還把抄的筆記給她看，濟慈的〈夜鶯頌〉又長又難，我剛去圖書館借了本冷門的原文書，時時在查字典。她便只帶趙曉蘭去了。回來後更大聲地唱那些〈喀秋莎〉、〈東方紅〉等歌。從此不跟我說話，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頭猛然扭過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傷心的是，趙曉蘭也漸漸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內卻形同陌路。

於今回顧，共產黨藉由讀書會吸收年輕學生是有跡可尋的。

抗戰時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國共合作的，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曾在重慶。毛澤東本人曾被選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伯苓任副議長，當年任議長之汪精衛竟於一九四〇年一月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不久去南京組成偽國民政府！）之後，毛前往重慶開會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場，同為參政員的我父親曾與他相遇有過簡短談話。

“就在這時，校長宣布了教育部命令準備緊急時撤退到「雷馬屏峨」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驚慌，幸好上課時老師態度穩定；他們都是有家眷的，說大家共患難，不要怕。有幾位四川本省的同學請假回家去了（學校允許補課、補考）。我們宿舍三樓有兩間閣樓，因為順著屋頂斜了一邊，裡面可以擺兩張平床，兩個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開著一片天窗，愛熱鬧的同學不喜歡住，而且低班的也輪不上。她們和我這間共用一座樓梯，有一天在樓梯上遇見歷史系的李秀英，她說她的室友被未婚夫接回敘永去了，說兵荒馬亂的，先結婚再說。所以她那間閣樓空了一個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羨慕人少的屋子，歡迎我去與她同室。我幾乎是跑步去舍監室，申請到了那個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頭頂上一尺半見方的天窗，對我簡直是華美的宮殿！

在我收拾行李和書籍搬房的時候，侯姐姐用她慣有的大嗓門，不指名地說，「有些人家長在重慶作高官，還每個月領公費，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臉皮厚！每天口中唸著雲雀夜鶯的，不知民間疾苦，簡直是沒有靈魂！」其他的人都低下頭假裝看書，沒有說話，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有和趙曉蘭說聲再見，趕快把東西搬到三樓去。

把新的鋪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剛才的那一幕，心中十分難過。記得剛住進時，她要我們叫她姐姐，對我殷勤照顧，有時連洗澡小室都幫我先占一間，吃飯時在板凳上留個空位給我。還不到兩個月，怎麼就如此凶惡攻擊呢？當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滿天，第一天想到也許是上帝給我訊息，叫我看看廣大的穹蒼，原諒別人的傷害？但是我年輕的心卻無法吞噬那翻臉無情的攻擊。

第二天到文廟上課，我到生活指導組去問，「伙食公費是給哪些學生？」那位半工半讀的職員很不耐煩地說，「開戰以來所有公立大中學的戰區學生都有公費。」我問，「如果戰區學生的家長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給公費嗎？」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陣子說，「從來沒有人來問過這個問題，你叫什麼名字？什麼系的？」他寫下我的名字後，板著臉說，「你回去寫個呈文來說要放棄公費，學校給你轉呈教育部。」然後就把諮詢窗口關上了。

不到三天，文法學院同學間便傳說我去申請放棄公費。魯巧珍問我怎麼回事，我告訴她只是去問了一下公費的資格而已，並沒有多說一句話。她聽說前進（左傾）的同學要拿這做個題目攻擊教育部。當天晚飯後，我上樓經過原來房間，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門的座位上看到我，大聲說，「有的人怕別人不知道他是權貴餘孽，自己在到處炫耀呢！貪官污吏的女兒！滾出去！不要以為你有什麼了不起！」——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從此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不涉入政治，教書時連校園政治也不參與。